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处处体现真理，绝不缺乏科学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数千年专制、皇权的精神遗产的糟粕；更有因道生法而形成的中华文明璀璨精华。

真正的传统文化，真正的经典，是中国古代先圣们“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因道生法的产物，是格物致知的成果，是基于公理的真理，以茂对时是其灵魂。是古今都有用的东西，是能够给学习者带来益处的东西，是不会让你失望的东西。

先圣们格物的方法就是观生命体自性文的化的表现，通过生命体生化的真情，真象，推理生命体的生化是否率性，如何率性。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精神，不科学。科学技术解释不了阴阳五行，解释不了中医，也无法解释中药的四气五味。我对以上的观点持否定态度，法自道出，道法自然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绝不缺乏科学精神。

科学之所以为世人推崇备至，在于其认识问题的正确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它催生了当今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能够取得丰硕的文明成果，而这必然是所有优秀文化与科学的共性。丰硕成果离不滋养、孕育它的土壤，伟大的文明成就都不是偶然的，必与催生它的优秀文化相伴随。够取得辉煌成就的文明，脱去名相的精神实质必定是相同的。所以科学的精神实质，即认识问题的正确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也必然能够成为沟通古今、融合古今的桥梁。

贾湖骨笛，准确的应该叫骨龠，出土于中国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7800~9000年，是中国最早的进行候气测试的实物见证。

“贾湖骨龠”更大的价值，在于它证明了，早在9000年前，我国已经有了非常先进、非常成熟的太阳历法，历法是一切文明的根基，尤其是对我国来讲，中华文明被叫做礼乐文明，而礼乐的基础，就是历法，因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以天道来指导人道。天道，就是天文历法。贾湖骨龠和叉形器，是一整套“日影测量仪”的2个零件，要组合起来一起使用。贾湖人精确测算出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

所以，到了后期，一整套完整的“日影测量仪”包含贾湖骨龠、叉形器、骨炳、垂球、石环五个零件，以及用来绑定骨龠的2个正南正北方位的木桩。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相当精密的科学仪器。是贾湖人最高科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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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湖人在长期的观测后，发现一年并不是365天，而是大约365.25天。大约每4年会出现一个闰年，导致一年后，节气的具体时间点，会出现大约6个小时的偏差。

　　所以不同年份里同一个节气，日中时的日影长度会略有偏差。每四年一个周期，第五年和第一年的日影长度一样。而一旦在骨龠上开孔后，位置是无法调整的，所以他们便刻了3条定位线，不同年份，叉形器和骨龠的组合定在不同的位置。

《黄帝内经》、《尧典》等中国古代经典中都有记录说一年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

准确的测日是为了节气，节气至的早晏，为了以茂对时，刻、时、日是候气的基准，阴阳合历的目的是为了察气，察生物的生长发育状态与节气的对应关系，判断岁气对五类生化的影响结果，利用岁气，培育那些与岁气相宜的农作物、牲畜，“四时不正，正五谷”。“节气”一词，应该来源于贾湖骨龠，骨龠上的开孔将之分成一节一节的，而作为吹管乐器，正是通过对“气”的控制来发出不同的声音。因此，“节气”最早是用来描述“龠”的，而“龠”可通天，与历法有对应的关系，使得“节气”一词最终用来描述历法。

贾湖遗址，一个陶釜上腹部有4个对称分布的短柱状横置器把，在相邻器把之间平均分布着7颗扁乳丁，一周总计有28颗扁乳丁。象征着东南西北4个方位以及28星宿。

既然古代能算阳历（24节气），为什么还使用阴历？古人为什么使用天干地支纪年？因为天干地支纪年可表达岁气。年之所加，五运六气，岁气盛衰之所立。而岁气的盛衰又与生命体的生化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历法是为生产与生活服务的，是与生命体生化状态相关的天文学，其目的是为了生命体能够率性的生化，探索生命体宜生的天文地理环境条件，道法自然，这与西方的天文学单纯以天文气象为研究对象，有本质的区别。

传说早在黄帝时代的伶伦，用十二根竹管，其中最长的九寸，最短的四寸六分，因为九是阳的极数。然后按长短次序将竹管排列好，上面的管口一边齐，下边长短不一，像切大葱一样，留斜茬，然后插到土里面。竹管是空的，里面灌满用苇子膜烧成的灰。这种飞灰最轻，叫暇莩。把这些管埋在灵台，拿布幔子遮蔽起来，外面筑室，绝对吹不到一点风，用它来候地气，因为地下的阴阳二气随时都在变化。

到了冬至的时候，一阳生。阳气一生，第一根九寸长、叫黄钟的管子里面的灰，自己就飞出来了,同时发出一种“嗡”的声音。这种声音就叫黄钟，这个时辰就是子时，节气就是冬至。用这种声音来定调，相当于现代音乐的C调；同时可以依据九星连珠，朔月天象确定时间，历元，立端于始，来察对应气候、物候的变化迟早，定岁气的太过或不及，所以叫做“律吕调阳”。

十二根管分成六阴、六阳两组。六根单数的属阳，叫六律;六根偶数的属阴,叫六吕。六律第一个是黄钟，六吕的第一个叫大吕, 所以音乐里有黄钟、大吕之说。

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故取黄钟之律，其长九寸，用为推步之距而已，或云倚数起于黄钟之龠，其法一本于律，至唐一行乃始。物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度量衡”名称源自《尚书·舜典》“同律度量衡”，《汉书·律历志》阐明其意，随后历代都沿用这个名称。如果把度量衡这个名词分开，就有度、量、衡三个量。

据史书称，黄帝设立了度、量、衡、里、亩五个量；舜召集四方君长把各部族的年月四季时辰、音律和度量衡协同起来；夏禹治水使用规矩准绳为测量工具，并以自己的身长和体重作为长度和重量的标准。

从5300年前大地湾文化的黄帝开始，就发明了黄钟定黍来确定度量衡的办法。基于黍和黄钟律管飞灰的配合。古代一百粒黍排列起来的长度为一尺,因此一个黍粒的长度为一分。

西汉规定，1200颗黑黍为一盅，正好可以装满内径一寸，长度九寸的黄钟律管。黍子每株大概产200粒。

唐朝典籍《唐六典》中对度量衡制有一段记载：“凡度，以北方秬黍[黑黍]中者，一黍之广（宽度）为分，10分为寸，10寸为尺（约0.248米），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1200黍为龠（12立方厘米），二龠为合（重1两），10合为升，10升为斗，三斗为大斗，10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12铢为盅，1200黍）24铢为两，三两为大两，16两为斤（，30斤为均，4均为石）。

《说苑》十六黍为一菽，六菽为一铢，二十四铢重一两，也就是96粒黍为1株。《淮南子天文训》十二粟[粟]而当一份，十二份而当一铢，也就是144粒黍为1株。又说六十粟为一铢。《说文》“称”这个字下也有类似记载。

根据文献记载，明代的著名的律学家、音乐家，朱载堉，以山西省长治（上党）羊头山附近所产，中等大小的秬黍为样本，成功地还原了累黍法，并通过实物证实了其准确性。在此基础上，他还创建了十二平均律。此理论被广泛应用包括钢琴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考古发现的中国古人高超的农业生产技术，纺织技术，陶瓷烧制技术，青铜器制造技术，宫殿、陵墓、水利等建筑工程技术，酿造技术，医疗技术等等不胜枚举，有些器物，如薄如蝉翼轻如烟的素纱单衣，千年不锈锋利如初的青铜剑，造型复杂的曾侯乙尊盘，肉身千年不腐的中药等等，我们现代人，利用现代技术也难以复制出来。说它们不科学，以科学的明义否定它们，如果说它们其中没有科学的精神，没有真理的内涵，是一群迷信的人创造的，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更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判断一个文化是否优秀，应该是看她创造了什么文明成果，而不是其他的什么。

我个人的看法，考古发现的这些实实在在的，令我们现代人震撼的东西，正是我们中华文化自信的基石，可以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出发点、落脚点、根据地。自信是基于真理的内涵与科学的精神，自大就是本自无知的狂妄了。

鸦片战争的失败，只能证明“法自君出”的封建专制钳制思想，扼杀文明，走向没落，封建统治者是自私、腐败、无能的，但是并不能够否定考古发现的，令我们现代人震撼的，那些灿烂辉煌的“法自道出”的古代中华文明成果，更不能够否定我们是一个有着丰厚优秀文化底蕴的民族。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基于常识的道理，基于公理的真理，所以中国古代的经典里面有科学的东西，也有科学以外的东西。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研究生命体道化的，生命体化生化成的，生命体如何道生及不道而死的，天、地、人，生存环境如何对生命体道化的产生影响作用的。

我认为，中国古代的周易等经典，不是现代西方概念里的抽象的哲学，而是具体的生命与气化相关的时物文理学，是基于公理的真理，是《阴符经》里黄帝讲的“时物文理哲”，是具象的哲学，是茂对时的成就，是现代意义的生物科学、生命科学范畴。

上之古人传下来的言、经典，根本在于用。在书写载体匮乏的时代，能够传下来，能够记载下来的东西，一定是有大用处的，是安身立命之本。学习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首先得树立经典是真理，是正确的思想观念，建立对古代先圣的信任，建立文化自信。

我们与上古之人的沟通，之间年远代淹，有时代语境殊异，时代背景，表述方式，离我们太久远，又间封建专制主张“君权神授，法自君出”，阻遏修习“道法自然，法自道出”的经典，许多传播真理的经典有不得已的密写、隐喻、避讳等人为障碍，加之我们现代人是西学教育出来的，习惯于西学的名词，思维方式，经典就成了深奥难懂的东西。

从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出发，从用出发，设身处地，沿着孔子讲的古人认识万物的思维，体、用、化，去和他们作同样的思考，从科学的角度去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用现代科学的语言，重新表述一下古人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本着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古人的理论，也许是学习经典的一种思路。今古虽已，认识问题的方式却相同的，都是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所以不揣冒昧，尝试用现代的系统科学，生物科学，基因科学的知识来解释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中药的科学精神，融通古今，或许对热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好们有所裨益。

易经是最早的系统论。现代系统论的主要任务就是以系统为对象，从整体出发来研究系统整体和组成系统整体的各要素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说明其结构、功能、行为和动态，以把握系统整体，达到最优的目标。

系统论认为，开放性、自组织性、复杂性，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些，既是系统所具有的基本思想观点，而且它也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表现了系统论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具有科学方法论的含义，这正是系统论这门科学的特点。

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以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普遍存在的。大至渺茫的宇宙，小至微观的原子，一粒种子、一群蜜蜂、一台机器、一个工厂、一个学会团体、……都是系统，整个世界就是系统的集合。

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时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时者忍饥。

對我們的祖先來說，自然界裏跟他們關係最密切的東西，除了人自身，就是身邊的植物，拿它們的果實吃，拿它們的根莖葉花果實治病。人類的早期發展時代，和其他動物相似，是基於生存的需要去發現、認識、瞭解和使用植物的。人類使用植物的本能，代代相傳，逐漸形成經驗，並不斷積累，發展成為對植物有意識的觀察、認識、使用和研究。植物是古人格物的重點對象。

农业社会，粮食生产是立国之本，稷是五谷之王，对稷的重视程度堪比江山，有江山社稷之说，其所属的种类植物，是所有生者的代表物种，源生物质。

《易·繫辭下》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八卦表述了萬物的變化，與天的因素、地的因素之間變化的關係，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地载萬物的變化，是天的變化、地的變化的二元函數。这符合现代系统论的要素概念。

八卦目的是用來指導部落成員明吉凶，知得失，趨利避害，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勞動收穫，以提高他们生活水準。这符合现代系统论的功能概念。

八卦可以说是中国版系统论的雏形；而易经是中国版系统论的升级版。

在古代粮食生产系统中，国家是人的诸多因素中的最为重要的，处于组织的顶端，最重要的组织者是帝王。古代易经是由国家收藏的，不轻易示人，学习它人的是帝王，体现国家思想；帝王用易经思维模式来组织全国的农业生产，正是它的主要用途。所谓帝王之术之一。这符合现代系统论的等级结构性概念。

古代皇宫之中建有太和殿、保和殿，其意在提醒帝王和大臣们，制定国家政策、发布政令要遵循保合太和的理念，这正是易经里保和太和乃利貞的思想体现。

粮食由农作物的成实加工而成的。收获又多又好农作物成实是农事活动的最终目的。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每一阶段都受到天的因素、地的因素、人的因素的影响，并且受到这些影响后，还会有不同的物象表现。这符合现代系统论的结构概念。

保合太和，乃利貞是易经系统论思想的核心。在太和的自然状态下，天地自然賦予了野生動植物自然化育的完美生命和果实，人类通过长期的渔猎采集活动，在食用品尝后选取那些口味香甘、抗饿耐饥、强身防病的植物上品成实作为种子。自然天成，天作之选，此之谓也。天作人选，古人嘉种的观念的体现，种子的元性本善，元者善之长也，此之谓也，农作物的本性是善的。《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据之容手”。

農人即君子得对天道即天的因素，地宜即地的因素，物性即物的生、长、化、收、藏的特点，以及它们对天、对地的要求都必须了解，在从事各种农业生产劳动中，顺农作物之性，曲人之意欲，参赞作物，和天道地理以迎合物性，期望农作物能够结出比自然化育的植物数量更多，品质更好的硕果成实，以求得更多更好的粮食收获。这就是保和太和乃利贞之理。人的参赞促进作用，提高了粮食的产量，也提高了粮食的品质。由于人的参赞，于是“乃利貞”。这符合现代系统论的结构性、功能性概念

“夫稼为之者人也”，農人即君子“自诚明”了或者“自明诚”了，行诸事而能率物性，则物亨通嘉会之华美象貌必现，物就能够了性尽命。易经反映的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思想的特点，在于其通过人力来协调农业生产中，植物自然特性与环境条件的关系，本质上就是系统论的应用。“稼”（农作物）是整个农业生产系统的核心。“人”、“地”、“天”共同构成了作物生长的环境条件，农作物与天时、地利、人力之间构成了一定的生态关系，从而形成了农业生态系统。

农作物是“人”、“地”、“天”的函数。“人”的因素变化、“地”的因素变化、“天的”因素变化与农作物的生长变化息息相关。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人对影响作物生长成实的诸多因素的道理，逐渐有了透彻的认识，在诸多因素中，人的因素站主导地位，人的判断选择的能力，趋利避害的措施，对协力促和促成有决定性作用。这里包含了现代系统论认为的，开放性、自组织性、复杂性，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等，所有系统的共同的基本特征。

能够维持“太和保合”的状态，即物生的外部条件天道、地理、人事最大的和于物性，以求得物的最大值、最优值，就能够有利于物性之发挥，有利于农作物成上品之实，有利于物的正性生生不息之道。农作物亦即植物，共有六大器官：根、莖、葉、花、果、實，可以用来象六爻乾道变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体现了现代系统论开放性、复杂性，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特征。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年，秦國丞相呂不韋組織門客集體編撰的雜家著作，又名《呂覽》。一字千金這個成語說的就是這本書，增損一字，賞予千金， 稱讚其文辭精妙，不可更改。呂不韋把這部書作為秦國統一天下的思想指南行動綱領。呂不韋自己認為其中包括了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所以號稱《呂氏春秋》。其內容駁雜，有儒、道、墨、法、兵、農、縱橫、陰陽家等各家思想。《上農》等四篇屬於《呂氏春秋》中六論中的《士容論》。《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顯然是農家之言。《上農》篇主要涉及重農理念，以政治措施保證農民及時從事生產的農業政策。国家是粮食生产的组织者、指导者，制定农业政策，是人的因素中最大的那个。体现了现代系统论自组织性特征

历史上的重要农田水利生态实践，都是由国家组织实施的。春秋时楚国令尹孙叔敖在安徽寿县建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工水库——芍陂，开渠将周边的淠河、淝水与芍陂相连通，在保证芍陂蓄水的同时调节河流的滞蓄。该工程农业效益巨大，楚庄王因此称霸一时。战国时期郑国渠的泾河取水口；秦国蜀太守李冰主持兴建的都江堰。东汉时期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筑的鉴湖水利工程都是杰出的例子。这些反映了国家对农业生产的组织、参与因素。

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生产是以八卦、易经为指导的最早的系统论实践活动。我的看法是，秦帝国的强盛应该与系统论的实践应用有关，因为他们有《易经》的指导来制订“施工方案”，《有吕氏春秋》的指导来制订“作业指导书”，行事必定事半功倍。

这也就好理解孔子讲的“先王以茂对时”；老子说的“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王的社会功能就是参赞万物的化育，使物“大”，也就造福子民，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

中国传统概念「气」到底是什么？有科学根据吗？中国传统文化专注体、用、化，是观察生命体的形变，从形究气，研究气对生命体生化的形变的作用结果，所以对气也是从功能上去认识，而不是去分析气的化学成分，物质结构。我的体会，气应该有自身的气，身外的气。气的本质应该是生命体生化进程的原动力，它能够使生物通过自身的性理，生殖遗传信息，基因，表达出自我的本能，是能生，能自力更生的力量。肾气充盛，可使人有齿更、发长、天癸至具备生育下一代的能力；肾气衰败，人就齿坠、发落、天癸绝失去生育能力等生理变化，自力更生。一个人的气平，化才能够安，不为五贼所害，其道才静，色和，音和，气和，“八风吹不动”。

“阳气”，应该是人或动物摄入植物中光合作用形成的能量与物质，再由自身脏腑系统化生成精微物质，这些精微物质与呼入的氧气相合，是人后天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与能量来源。阳气的多少，充足与否，决定人的排异能力强弱；而阳气的多少，充足与否，又是由人的生化能力强弱决定的。郭生白先生的本能论，李东垣的脾胃论，火神派，本质都是基于阳气。阳气不足容易导致排异障碍，生化障碍，分泌障碍，代谢障碍等健康问题，也就《黄帝内经》讲这个人的君火不能够明，相火不能够位，神机气立，升降出入出现问题。

《医宗金鉴》讲从形究气曰阴阳；即气观理曰太极。形是这个一元生命体、这个人的形，理是这个一元生命体、这个人的理。一元生命体这个系统，乘气而有动静之变，生出阴阳变化。阴阳是一元生命体的阴阳。五运乘（人的阴阳）阴阳而变迁，（人的五脏）五脏因阴阳（天地的阴阳）而变动。

从气的角度看，中医的诊断是从形究气；中医的治疗是即理顺气，是燮理阴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症下药，于气不能够见，于形不能够悉，离形论气，甚至不知气，不知形以附气，不知五运六气，不知阴阳，诊断必然不能够本阴阳，处方也就必然无的放矢，自然也就难有疗效。

阴阳的理解如何用现代科学的角度解释呢？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是天地的道，天地运行就得按照阴阳之道走；阴阳是万物的纲纪，纲举目张，万物就得按照阴阳的节律动；阴阳是变化的父母，万物的变化，万物的“象”由阴阳而生；阴阳是万物生杀的本源，万物的始生与万物的终结都是由阴阳决定的；阴阳是神明的住所，神明就在阴阳里，阴阳离绝，太极崩溃了，神就去了，物就消亡了。

一元阴阳之理，变化无穷，不可尽述。夫言阴阳者，或指天地，或指气血，或指乾坤。此对待之体，其实阳统乎阴，天包乎地，血随乎气。故圣人作易，于乾则曰大哉乾元，乃统天；于坤则曰至哉坤元，乃顺承天。

盖阴阳之妙，原根于无也。故老子曰“无，名天地之始”。生死消长，阴阳之常度，岂人所能损益哉。圣人裁成天地之化，辅相天地之宜。

岐黄之道所由始，神农尝药。按阴阳而分寒、温、凉、辛、甘、酸、苦、咸之辨。凡辛甘者属阳，温热者属阳；寒凉者属阴，酸苦者属阴。阳主生，阴主杀。司命者欲人远杀而就生，甘温者用之，辛热者用之。使共跻乎春风生长之域，一应苦寒者俱不用，不特苦寒不用，至于凉者亦少用。盖凉者秋气也，万物逢秋风不长矣。

天在上，地在下，人、万物在天地之间，阴阳之定位。然地之气每交于上，天之气每交于下。故地天为泰，天地为否。圣人参赞天地，有转否为泰之道。

春秋、昼夜，阴阳之门户。一岁，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一月，朔后为阳，望后为阴。一日，昼为阳，夜为阴。又按十二时而分五藏之阴阳。医者全凭此，以明得病之根原，而施治疗之方术。

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此二至最为紧要。至者极也，阴极生阳，绝处逢生，自无而有；阳极生阴，从有而无，阳变阴化之不同也。此太极阴阳变化之道。观月令云，是月斋戒掩身，以待阴阳之所定。

朔望分阴阳者，初一日为死魄，阴极阳生；初三日而月出 ，十三日而几望，十五则盈矣；渐至二十已后，月廓空虚，海水东流，人身气血亦随之，女人之经水，期月而满，满则溢；阴极而少阳生，始能受孕，故望以前属阳。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

阳病则昼重而夜轻，阳气与病气交旺也；阴病则昼轻而夜重，阴气与病气交旺也，若夫阳虚病则昼轻。阴虚病则夜轻，阴阳各归其分也。治之者既定其时，以证其病。纯虚之证，又不拘于昼夜之定候。

郭生白先生的本能论，本的就是人体的自我排异能力与生化能力，病的发展过程，阳证是排异障碍，阴证是生化障碍。阳证的发展过程表明人体的排异能力由原始状态逐渐降低，是精气被夺的过程，也是其生化能力由原始状态逐渐衰退的过程，阳明证津液少，少阳证不欲食，出现入的障碍，表明人体的生化就出现病态的不足了；阴证的发展过程，下利逐渐加重，出入障碍，代谢障碍，表明人体自身的生化能力，由少阳的断续不足，到太阴的持续不足，到少阴的后天不能够养先天而君火不明的分泌系统紊乱，再到厥阴的停止与阳气复生的过程。自身生化不足，也就无力支持排异。

病发于阳，是人的排异能力不足，主要问题是内热，巳午未时得天道之助，阳气当旺，人的排异能力增强，病气又未退，故而病重；亥子丑时天道之阴制人身阳气当衰，正衰而不能够与邪争，的排异能力减弱，故而病态表现出轻缓。

病发于阴，是人的生化能力不足，主要问题是内寒，巳午未时得天道之助阳气当旺，天道之阳制，病气当退，故而病有轻缓；亥子丑时天道之阴助病气，故而病态表现出加重。

阴阳者虚名也，水火者物理也；寒热者，天下之淫气也；水火者，人之真元也。

中国古代人们认识阴阳、五行的目的是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圣人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不断探索植物、农作物、人等万物与天地的关系。圣人告诉人们观察万物之作，观察太阳的玄之又玄，阴阳的消长，太极的变化，二十四节气接续周行，以茂对时，按时节播种，贵时、以时为宝，对阴阳的认识解决了中国古人农作物什么时候种的问题。

进而古人观察到，同一块地，按照农时，按照天象，应节气播种的五谷，年份不同，品种不同，有收与不收，成与不成的变化；五畜有育与不育，化与不化的变化。而这与五行相关，五行是在农业生产精细化的需求中产生的。

河图就是有关植物与气候的关系图，也是象与数的基本关系图。土爰稼穑，问题导向，稼穑遇到了问题，就得找解决的办法，需求决定探索的方向。

阴阳五行首先是古圣人内修的成果，是中医、中药的成果，是人体生理与病理变化的表现，是常识，物候、气候、天道、地理首先是与人的关系，是人如何长身、尽天年的客观需求；然后才是物候、气候、天道、地理与植物、动物、粮食、牲畜等有关财物生产的关系，是生存与富有的关系。没有生存，富有无以寄托，富有等于零；没有合适的生存条件，物质基础，活得就很艰难，人就没有幸福感；一个富人，一生受病痛折磨，就是尽了天年，也难言是福。道法自然，因道生法，法自道出，修身养性，摄生，卫生，养生就成了知道者的必然行为。

中医的色脉之法就是源自人体阴阳五行生理病理的常识，有客观的、明确的、可以辨识的生理病理现象与相应的阴阳五行属性类别对应，因而能够探求出人生病的根本原因，可以诊断不出过失，这是治病就不会出过错的前提。

《黄帝内经》讲“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

这些都有人的生理病理现象与阴阳五行的关联与分属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历史，远在目前学界认定以战国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理论出现之前，中医可能才是阴阳五行理论的鼻祖。

人不病，平人，健康的人，和颜悦色，《伤寒论》讲的“其色鲜，其颜光，其声商，毛发长，骨髓生，血满，肌肉紧薄鲜硬。”皮肤润泽，骨肉相和，呼、吸均匀是人的健康态，常态，道化的状态，人的“文”、性、基因、素成形成质的化生化成过程与内外环境相宜的状态，率性的状态，元亨的状态。人一旦生病，气血运行就会失常，离经叛道，就表现出病色，病脉。是中医望诊，脉诊的客观依据，原理所在。

脉乃气血之先见，其变化“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人的气血脉动与天相合，与四时相合。肺朝百脉，十二经，一昼夜循一周，每经各主一个时辰，还复寸口；脉随四时有春微弦，夏微钩，秋微毛，冬微石的随时之动现，天经地义，天动人亦随动，是正常人的生理规律。在地为化当然包括人的生化。

人病极，真藏色就会现。人的肝自病，肝脏五行属于木，就会出现面部的颜色变成青色的状况，五行木的颜色是青色；肝病犯到心脏，心脏生病了，心脏五行属于火，面部的颜色就会变成红色，赤色，五行火的颜色是红色；肝病犯到脾脏，乘脾，脾脏五行属于土，面部的颜色就会变成黄色，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五行土的颜色是黄色；肝病犯到肺脏，横克，肺脏五行属于金，面部颜色就变成白色了，五行金的颜色是白色；肝病犯肾，逆克，肾脏五行属于水，面部颜色就会变成黑色，五行水的颜色是黑色。这应该是阴阳五行五色变化的本源，不神秘，不玄奥，更不是迷信，是人的生理常识而已。

人体所有组织器官功能的发挥都有赖于气血（津液）的供应，而气，血的状态，古代的中医是没有技术条件去直接掌握的，就靠心主的血，肺主的气，中土的胃气，肾主的精气，构成的寸口脉，跗阳脉，太溪脉等处脉的搏动来间接认识人的气血状态。色脉相合可以万全，面部色反应的是神色，血和神都由心所主，心也就成了君主之官了。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神明的问题，常常使人体生化出现血、痰、火的问题。

这些变化都是人这个太极的易象，是人的生命现象，是真情，是真象，是人的个体素质，基因，文的化与环境的运化共同演绎的，有了经典给定的判断的规则，再有了能够观察到的具体病人客观的病象、脉象的证明，判定人的“文”化与地宜的关系，宜与不宜，有没有脱离道化，离经叛道，给出吉还是凶，断生断死也不是什么难事。古人对性命，对阴阳五行的重视就好理解了。

一方面，我们普通人相对于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东西，对于那些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手也摸不着的，不能够直接认识，但实际上也是有事实存在的东西，往往是不愿意相信的，至少是存疑的。对于这些东西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更不原意相信了。

限于可以使用的手段，可以借助的工具十分贫乏，古人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只能借助于“形象”，借助“形象”的变化，来认识事物发生、发展、消亡的内在规律。由于认知者个体认识能力，经验积累，智慧大小等差异，认识、处理同一件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形象是器物生化结果的反映，是生命体道化的反映，是生命体因文、因性、因运、因缘所化的真情应有之形现，是生命体文化与运化的协同，这里面既有普通人可以见到的部分，也包括普通人看不到的部分，人看不看得见，人去不去看，“形象”都能客观存在于器物、生命体的形现。

法自道出与专制统治主张的法自君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社会进入专制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就逐渐没落了。阻断了中国文明进程的人，应该是“绝天地通”的颛顼及其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文化专制。正如邵庸讲的那样，“五帝之时似日中，声明文物正融融。古今世盛无如此，过此其来便不同”黄帝时代是中华文化的顶峰，自从法自道出败给了法自君出，“君权神授”所谓受命于天的专制统治者，中华文化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一方面，为了维护“法自君出”，“受命于天”，自颛顼帝“绝天地通”，专制者出于文化自私，不允许普通人弄明白其中的道理，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绝天地通，愚弄百姓。再有一部分巫师、医生、道士等人认识阴阳的能力水平不够，故弄玄虚，掩盖自己的不验、失败，编造谎言欺骗民众，给阴阳五行等中国传统文化，添上了迷信的色彩。

现代科学探索研究事实，是从普通人能够体察得到，或借助仪器设备能够体察得到的事实出发的。而中国古代的经典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吕氏春秋、尚书、礼记等，都是讲究致用，应该说中国古人留下来的所有学问，大家仔细研究就会发现，都是属于实用主义，更重视“虚”对“实”的作用、影响。

不像现代科学，从一切都是从普通人都能够认识体察的事实出发去做研究，比如中医里的脉络，之前很多人拿这个说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现代科学没有发现有这个脉络，说这是假的。但是最近几年，随着科技的发展，已经发现了人体脉络的部分存在。以前发现不了，是因为科学技术还没到发展这个程度。就像没有显微镜之前，和你说微观世界里的事，你也肯定感觉是假的。

但是中国古代的圣贤做学问的逻辑就是：人们虽然看不见脉络长啥样，但是经过世代流传的实践和积累，知道了它的存在，它的功能，它的影响，它的作用，而且圣人们知道怎么用它去解决疾病问题，这就够了。

人血的淖液，女子的月经，与月亮的圆月相关，而这与人的生殖、生产有关。古人看不到女子排卵，但可以认识月圆与月经的关系，从而认识月亮与排卵，与生殖的关系。

直接认识不到，掌握不了的东西，就得依靠间接的东西去认识，去反映，得靠借鉴。因为常人的认识能力十分有限，不具备真人、至人达观内视的能力，这是古人常用的办法，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他们可以借助的东西与现代人相比少之又少。

现代科学虽然讲究事实，但是怎么证明我们体察到的东西，就是事实呢？你比如说声音，现代研究发现，正常人耳朵能感受到的声音频率范围在20-20000Hz之间，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些声音频率之外，普通人的听觉之外，就没有声音存在了。

人的感官能力不如很多动物。

鹰比人看得远得多，狗比人具有敏锐得多的嗅觉

蝙蝠可以发出和接受，普通人听不到的超声波。蝙蝠发出的是人耳听不到的超声波，它能准确地判断障碍物或捕捉目标的位置，是由于回声定位的原理，科学家利用这一原理发明了声呐装置，可探测海洋深度、绘制水下数千米的地形图等。

再比如眼睛也是，人眼睛的分辨率，也是有限的，包括对色彩的分辨率，也是有限的。一些昆虫和鸟类的眼睛可以看到人眼目光所无法企及的光长范围内的光线。 猫的眼睛后边有一个镜子一样的膜，使它们可以在几乎完全黑暗的环境下走动并追捕猎物。该膜被称为“脉络膜层”，当光线穿过视网膜后，该光反射膜就可以将光折射回来,使得光线再次穿过视网膜的时候，它们的眼睛可以将其捕捉，从而看到黑夜里的东西。

蛇类的舌头没有味蕾，它们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所有粒子，然后将空气中的气味与味道带进口腔上腭的两个凹槽，叫“雅各布逊的器官” 来感应气味与味道。因此，味道与气味经过处理后变成电信号传到脑部，从而判断周边的物体为何物。

虽然老鼠的视力都很糟糕，但它们可以通过嘴上的胡须进行弥补这一不足。 它们用那些称叫“触须”的长毛来探路，就像盲人使用棍子来探路一样。通过挥动 其触须对面前的物体探查一番后，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可以在其脑海中形成一幅周围环境的圃面。
人类只能依靠熟悉的路标或者是太阳的位置来确定北方的方位，甚至许多普通人还无法通过这些办法来识别方向。很多鸟类，尤其 是迁徙的候鸟，在做长途飞 行时都能利用地球磁场来保持其飞行路线不发生偏 离。科学家们至今还不清 楚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的，但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表明这些鸟类有一种特殊的“联觉”，可以让它们“看到”地球磁场中磁力线的分布，就好像它们看到周围环境中只有五彩缤纷的图案一样。

有些我们通常看不见的东西，听不到的东西，摸不着的东西，不是不存在，不是不发挥作用，只是我们肉眼凡胎无法感知，无法认识。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虚”，能使“实”的东西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影响“实”的生活，随时空转换持续发挥作用。

细菌这些曾经的虚，不借助显微镜，我们肉眼看不见，但却能致人生病，能致和好的面发酵，能致长期存放的面包长酶斑，这也都是所谓虚的作用。

太阳，月亮，五星等天体对地载万物的能量辐射、场力作用的影响，我们常人难以察觉，我们借助自然物的与它们的对应变化，去认识它们的存在和功用。草木一秋的植物有生长化收藏，可以间接反映其作用。

它们有对动物有生长壮老的影响，有对动植物生活领地的限制，有对五谷、五畜，育不育的周期，化不化的周期影响。有对人的气血经络循行的影响；月圆导致人的气血淖液，可以说“虚”的影响、作用、功能，方方面不胜枚举。

电磁波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移动通话、视频就靠它；电磁感应我们看不见，电动机、发电机靠它。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的认识领域更广大、更深刻，一些原来人们认为“虚”的东西也许就会变“实”了。

“虚”的世界比“实”的世界更大、更广、更深，更小，更远，庄子才有“知也无涯”的感叹。人们正常见到的、认知的世界之外，是更宏大的世界，更微观世界。我们现代人虽然有毁灭地球的能力，但是，现在还是不能够造出一粒米、一片树叶，应该说人类对整个世界的认识还是十分幼稚的。

对生命体而言，阴阳绝不是分开的，是由一体、一身来统一的。

冬至日，一年之中日晷日影最长的一天。

从日晷看，一年之中日影最长的一天。 从漏刻看，水下零刻。 从天象看，九星连珠，月朔无光。 从律管看，律管吹灰，发出黄钟之音。

这一年的冬至日，就被确定为甲子年甲子日甲子时。能够发生这一切的地方就是中华的灵台。

冬至三候：一候蚯蚓结；二候麋角解；三候水泉动。

传说蚯蚓是阴曲阳伸的生物，此时阳气初生未能够形成势力，阴气仍然十分强盛，土中的蚯蚓因为阳气不够大，所以仍然蜷缩着身体，阳不足以使其伸，“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麋与鹿同科，却阴阳不同，古人认为麋的角朝后生，所以为阴，而冬至一阳生，麋感阳气伸阴气渐退而解角；由于阳气初生，所以此时山中的泉水可以流动并且温热。

冬夜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 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 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牺。宋代邵雍的《冬至吟》表达的正是冬至的天象，气候，物候，节气，声律，五味生化。

马王堆帛书和楚简《周易》上，六爻卦象也都是写成这样上下两截的样子，分成了上下卦。

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一些鹿角制作的算筹，上面也有六爻卦象，但是部分阴爻写成了倒“V”字形。

这样的写法，也是后来商周时期阴爻符号的常见写法，比如像清华简《筮法》里面的卦画：

从这些考古实物，我们可以看见，早期的阴爻原本是连续而弯曲的，并不是断的，而是屈、结等阴寒环境里生命体蜷缩的生理象态的表征，所以应该是“坤六短”而不是“坤六断”。

从物候看，冬至节，蚯蚓仍然蜷缩着身体。冬至，六爻皆阴，是厥阴的状态。蚯蚓按节气的结，伸，屈，可能是表征生命活动的阴阳变化本源之物象。我的看法，爻，是蚯蚓的物象，来源于蚯蚓天地合气作用下的生理物象变化。阴爻∧象蜷缩；神者，伸也，阳爻—是蚯蚓得阳气伸展的状态表征。“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我的理解蚯蚓行动的不断地屈、伸状态，可以很好地表达一体的阴阳，开阖枢，一闭一开自然矣！这些就是老子讲的道要法的那个自然。也是孔子讲的生生之谓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一体，一体阴阳，阴阳不可分离，阳动阴随，阴平阳秘。“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一物生来有一身，一身自有一乾坤。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感者自致也。是不经过思维的本能反应，是动物性，是感性，是自然。

故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是以，君子循道，一以贯之。或礼信，或仁义，或道德，或无为，其所始者异，而殊途同归。其所归者，至善也；其所达者，明明德也；其所行止者，自新也。所以，贞吉，悔亡，迁善改过，德之所积，善莫大焉。其积厚之至，则德之至，善之至。

文以载道。自然造化万物的能量广大悉被，它的能量潜藏在万物之中，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都在它的造化中，一意真诚就在人身之内。文而化是天地之间，森罗万象、芸芸众生，生息运动变化的一种动机、反应及成就。文与化是一切道与德的根本及灵魂。文从质上来看，由性情之中达道之理而生就，是得，是德。它的道之德是宇宙之间运化万物的能量，物质与性、理是元精的生殖遗传信息、生长生活信息，情是性与理、虚、实相合的表达即命。

苏轼讲“传神与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每个人的相貌，其实都暗藏玄机，与你个人的性理、命运相关。这里所说的相貌是包括了五官、身形、气色、骨肉、皮肤润泽等方面在内，人体的所有细节组合成的整体。这些细节就像密码一样，能够帮助我们解读人的性理、命运。

我们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秘密，据《大戴礼记》记载：“昔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汤取人以声，文王取人以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尧、舜、禹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已经开始通过观察人的面貌、气色、语言、声音、身形来选拔人才。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的神相鬼谷子。

道生万物，形现、质成而有器物，其介质是物性。“天命之谓性”就是说，万物包括人类起源是天之所造，物各有其性，其性是天的一部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瓜有瓜性，豆有豆性。人、物立于天地之间，而操有各自必化之形器。人得天德、地德、祖德之阴，受五行气全，则形器完整，身形匀称，气色与形相宜，骨肉相适，声商音清。这就是所谓坤元合德机缄通，器物有形、有质成而现象。

道是万物万事的本源，是万物在世界和宇宙萌发生长衰亡的第一法则，是孔子认为的形而上的存在，是道家认为的先天一炁之化，是命理家认为天髓所滴者，是佛家的因缘，是神功所能妙者，是玄之又玄所能眇者，是天地之根。能够兼容花草林木，鸟兽鱼虫，庄稼牲畜；能够兼容自然，地理，天象，气象，物候；能够兼容农耕，医药，音乐，礼仪，人文，教化；能够兼容伏羲的八卦，连山，归藏，黄帝的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文王的周易。

楚简《老子》对“道”的表述是：

有壮虫成，先天地生，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

虞强为之名。
曰大，大曰寰，寰曰德，德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焉，王居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老子看来，“道”是虫的最初本源，能够壮虫之成，古人把动物包括人分为五虫，虫是古人对动物的总称，虫具有的能够“壮虫成”的内在部分，一旦出现，一旦有，一旦形成就独立不改。生命体均为“道”的这部分所生。“道”创生万物，为万物之母，从古人的视角，它自己却无形无象。古人的技术条件下，对普通人来说“道”无形无象，在古代也许只有能够达观内视的修行者才能够体“道”。

“道”不是什么规律，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而是“具体的存在”。并且，“道”也不是什么“生命体存在”之外的另外存在。“道”是生命体的存在，是所有生命体无所不在的。“道”的存在与具体生物的存在并非二体，并非有异，又并非无异。但是道不是永恒的存在于生命体之中，当生命体的生命周期完结，成就生命体的这个道就离他而去了。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道”既不是抽象的“规律”，也不是生命体之外的“另在”，“道”确实是生命体最真实的、具体的存在，是不离生命体存在的。我们所说的生命体，是有生命现象的存在，是活的存在，必须能够现象，象必须是能够随气变化而变化的，诸行无恒。生命体的现象必有有限对立的突破，是人可以体察的。所以生命体必有变化，否则不能成为生命体明了的现象，不能成为圣人可以辨识的现象。所以，中国古代的群经之首“易”，讲的就是生命体的“变化”，卦爻表达的是生命体的真情、真象。

”道”造就了万物，是生命源泉的存在。任何生命体都是有限的存在，都是因果条件的存在，都是符合性、理的存在，“道可道”。因而“道”是自在的，道化又是有限的存在，受环境制约，“道法自然”而“非恒道”。

张伯端在《悟真篇》里说“道是虚无生一炁，便是一炁产阴阳，阴（卵子）阳（精子）再合成三体（受精卵），三体重生（结胎出生）万物昌”。滴天髓讲的三元，道藏讲的三元，道家的三清，应该是精子、卵子、受精卵。它们都有生殖遗传信息，是造就生命体的性状根本原因。

天之所赋者，性元，应该包含我们现代人所说的基因，生殖遗传信息。性元即植物的籽粒，成实，种子，动物的受精卵。当性元中具有生殖遗传功能的精微物质，没有外部环境力的作用，力的引动时，精微物质的能量和形体相等，不发生变化，保持原有状态，阴阳平衡，阴阳没有乘气，道家称之为无极。

天地的大的功德便是“化”。“化”体现为生命体与环境的物质交换与能量交换。对地载万物而言，宇宙能主要是太阳能转化成植物的生物能，植物的生物能成通过动物的摄入消化吸收转化成动物的生物能，植物的生物能、动物的生物能通过人的摄入消化吸收的转化成人的生物能（精、血、气，人之用），生万物含蕴万物。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成也）万物谓之德，易之道，生也（生阳、生阴）。唯生生不息，然后能得宇宙之平，得见宇宙之常。不有生，则天道尽矣。所以说，天地间之至德莫若生。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生不可以无宰，俟有道以存之。圣人之大宝曰位。位不可以无寄，有德以尊之。

伏羲手里拿的是“矩”，是 法度 。矩法(规矩法则)，矩则(规章法则)，矩设(按规矩设置)，矩诲(以规矩法度教诲)，矩鑊(规矩法度)，矩杀(谓秋季万物凋落)。女娲手里拿的是规，“规”，有法度也，从矢，从见，会意。--《说文》。规度，规则法度。规矩相合是万物，是生命体生化必须遵守的法度，是生物体生殖繁衍的法度，也就是现代科学所说的基因，是决定生命体性状的生殖遗传信息，是天文，也是人文。原始天文的含义应该就是生殖遗传信息，是化的规定者，万物都是按照文而化，按照运而化，按照道而化，按照自然而化。

从古人对道的表述中，我个人理解“道”应该是“文”化与“运”化的协同，“道”具有双重属性：物质性(存在方式)和信息性(根本属性)。而这其中的“文”和现代科学对基因的认识，基因造就生物体的性状，可能就是古人所表述的道化中的文的部分，是虚无一炁的炁，是伏羲女娲交尾图手中的规与矩所定者，是命理家滴天髓的天髓，是孔子讲的黄裳元吉文在中的文，是元亨利贞中的性元，是因缘中的因，是机缘中的生机，是天命，天元，天赋，秉受，是来自父体母体的生殖遗传信息。

现代生物科学告诉我们，环境和遗传的互相依赖，演绎着生命的繁衍、细胞分裂和蛋白质合成等重要生理过程。生物体的生、长、衰、病、老、死等一切生命现象都与基因有关，也与后天的生存环境的息息相关。它们是共同决定生命健康的内在与外在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变化。而后天的运化就是个体的生存环境，是生命体承受的五运六气，山川地理，光照水热，地力水肥，是风物特产，是生活习性，是母体或环境供给能力的强弱，是运，是缘，是遇。儒、释、道讲的都是这个理。

精子和卵子各自携带生殖遗传基因。精子和卵子染色体分裂，精子与卵子染色体各一半相结合的一霎那，新生成的个体的染色体就已经定了。这个后面的因素，一般情况，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就是遗传规律，个体的文就确定了，形而上就确定了，天命确定了，禀赋就确定了，天髓滴的多少就确定了，天元就确定了，祖德的多少就确定了，造就个体的蓝图就确定了。就是老子讲的“夺揫独立，不孩（改）后矣”

生命体一物一元的文，基因，确定了生命体的先天因素，文化确定了生命体的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瓜豆的化育程度能不能够率性，文化的完不完全，性元的优良正性能不能够完全表达出来，就取决后天的运化了，后天的成长环境，得到的光照、水、肥，人的赞育适时的种植时间，间苗、除草、施肥、灌溉、排涝，灭虫等田间管理。就是老子在楚简中的这个

字，代表宇宙与万物，表达环境与生物的关系。生命体生活环境的不同，造就了道的“非恒道”，“三元八会”。生命体类不同，必定状不同，则名不同，即使父母相同，也是性类而状异，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九子各有其性状，也各有其名，大概这就是“名可名，非恒名”吧。

上德不德的无为，是生命体包括人性状的完美表达，是“运”化的最高标准，是治人事天的终极目标，是大道的率性之化，这就是老子的核心思想。中华应该是万物、生命体，生民自性中的“文”完美表达，英华毕现的环境。

以古人的技术条件，生命体的基因，文，天命，天元，天赋，秉受是不能改变的。既然道的“文”化不能改变，古人就着力于其“运”化的部分，因为运化也可以制约道化，所以道是“非恒道”的，也是人的赞育可以发挥生命体性的地方，圣人也就是三才之一了，人行道行善的有为，我命由天，也由我，“道可道，非恒道”。古人的山、医、命、相、卜五术都是关于生命体“运化”的技术。伏羲的八卦，连山，归藏，黄帝的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文王的周易，以及黄帝内经，神农本草，吕氏春秋，管子都是关于生命体运化和运用“运化”的经典。

中国传统文化的“数”是表述天地合“气”的时空状态、性质、强弱程度，受日月五星的影响，随时间、空间，地理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状态，是天地自然这个系统的输入，是万物之象出现变化的触发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的“象”是天地万物系统的输出，是天、地、人、万物与数的函数。天、地是规范数与万物之象的法则、标准。从天地之数的输入，万物之象输出的特点，我们就能认识所研究的天地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规律。输出是系统与输入的函数。Y=F（X）,Y是输出，是象；X是输入，是数，是气的时空状态；F是对应法则，是物的本性，命，理，道，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物才能够率性。函数求解的过程就是推理。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恰恰相反，以《道德经》、《易经》、《八卦》、《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的“象与数”的关系，使用的正是逻辑推演，黑箱理论。黑箱理论，是指对特定的系统开展研究时，人们把系统作为一个看不透的黑色箱子，研究中不涉及系统内部的结构和相互关系，仅从其输入输出的特点了解该系统规律，用黑箱方法就可以得对一个系统规律的认识。

天体的运动变化，有太阳光的辐射能的变化，有五星场力的变化，有月亮晦明的变化。天地之间的万物，包括人，一物一太极，处于阴阳两仪状态的万物也必然会受到这些天体运行变化的影响，致使自身太极阴阳运动状态发生变化。

用现代科学的认知，去学经典，借助望远镜，显微镜，成像仪，探测器，传感器，显示器，CT，核磁共振等越来越多的现代科技手段去认知世界，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里与现代科学相通的地方越来越多，现代科学技术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人道法自然的思想。科学学经典，经典超科学。

六名，六象，六相（观察面相、体态）而名象。物象之性、理、命、道所就者，神所妙者、出者、为言者。象背后的东西，象所本，象所缘，形而上，象而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瓜有的象，豆有豆的象。

数以纪象之气，年的周期之气，可二分为寒暑，物之有、无，生、死；可三分为物之少、壮、衰；可四分为少阳、太阳，少阴、太阴，春、夏、秋、冬；可五分木运、火运、土运、金运、水运，植物的生、长、化、收、藏，动物的生、长、壮、老、已；可六分为少阳、阳明、太阳，厥阴、少阴、太阴；可八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可十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可十二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可六十分为六十甲子；可七十二分为七十二个候，各有物象应对。分的越细，越接近理，越接近性，越接近命，越接近道。刘徽的"割圆术"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刘徽是以"圆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来无限逼近"圆面积"。刘徽形容他的: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分合有道。中国古代从先秦时期开始，一直是取"周三径一"(即圆周周长与直径的比率为3:1)的数值来进行有关圆的计算。但用这个数值进行计算的结果，往往误差很大。正如刘徽所说，用"周三径一"计算出来的圆周长，实际上不是圆的周长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的周长，其数值要比实际的圆周长小得多。

从这也反映出古人是常使用六分法的。他从圆内接正六边形开始，每次把边数加倍，直至圆内接正96边形，算得圆周率为3.14或157/50，后人称之为徽率。在证明这个圆面积公式的时候有两个重要思想，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极限思想。他把与圆周合体的这个正多边形，就是不可再割的这个正多边形，进行无穷小分割，再分割成无穷多个以圆心为顶点，以多边形每边为底的无穷多个小等腰三角形，这个底乘半径为小三角形面积的两倍，把所有这些底乘半径加起来，应该是圆面积的两倍。那么就等于圆周长乘半径等于两个圆面积。所以一个圆面积等于半周乘半径，所以刘徽说故半周乘半径而为圆幂。分而合之与道合同，“无所失矣”。利用Gragher做割圆术模拟可以发现六十多边形的边长基本上与圆周重合，这大概是易经为什么是六十四卦的原因。周六十四分几与道无所失矣。

但是对“物”分的区间，一定要有人能够明确把握的物的生化之象，与之对应，这样人才能够有确定的认识，分才有意义。分的目的是为了认识物变化的整体规律，如果没有确定的象，人就不能认识、把握物的变化，就会陷入不确定论、不可知论，分的再细，对于格物，对于认识物也就没有意义了。君子察同，也是为了把握象背后的东西，成就象的东西，成就物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无”人无从所知，但是“有”人能够看到，摸到，听到、嗅到、尝到、感觉到。认识了物之“有”在个各阶段、各个区间的大小，少壮，盛衰，生灭，来去的象，就能基本能够把握物的整体变化规律。

圣人仰观俯察，就是为了等待能够认识的一元生命的极变之象“有”的出现，这就得“候”了。古人就有了等待物象到来去认识物候、等待气象到来的认识气候的候气活动。“候”本意是指守望、侦察，也指征兆，时节，还指事物变化中的情况。《说文》候，伺望也。《广雅·释诂三》候，覗也。

古人所说的万物是生化之物，生生化化，品物咸彰，品物皆春，能彰、能春之物，随天地四时变化的物。

认识了物之“有”的大、小，少、壮，盛、衰，生、灭，来、去的象，及其与数的关系，人通过象变化规律，就基本能够把握“物”的整体变化规律。这大概就是《易经》、《黄帝内经》等经典里古人认识事物的方法吧。这与现代的黑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没有人质疑黑箱理论不科学吧。

中医是生化的学问之一，用现代科学来表述，中医是利用天地的五运六气，采用中药的四气五味、针灸、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技术措施，对治病患个体脏腑的五行偏气及经络气机瘀滞，造就适宜的人体内外环境，协同个体的基因，生殖遗传信息，健康地演绎个体生命的过程，以尽其天年。

中医讲的是生化的道理。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一气者，真气也。真气在人，分一以为六别。别之以数，数是纪气的时空状态的。气的强弱程度决定出现有什么样的象，是时，是机，是象出现变化的触发条件。

在玄之又玄的天道作用下，花草树木等植物，能够按照季节长叶、开花、结果；蚯蚓有蜷缩与伸展的变化，“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木字甲骨文

乐字甲骨文

中药大部分是植物，是光合作用之物，是和光同尘之物。“药”的本义是采天地之灵气、万物之精华，我们现代人可以理解为植物化生化成天的能量与地的物质、物的性质的集合，来对治人体因为食天之气，地之味，以及受五运六气之偏，劳作，起居，情志等不良习性，自身禀赋、天命、基因之偏引起的病邪偏气，也就是所谓的“采气”。

气是人，是生命体生理、病理变化的原动力，是生理、病理变化的根本。《伤寒论》六经传变也好，《辅行诀》的大小补泻汤方也好，都是人体本能的自我调节系统应对病邪而发生的物质变化与能量变化，所对应的脉证与病证的变化。病证、脉证的本质是人体自身生化的物质与能量，气血，津液，阴，阳，随病程演进的变化状态的表达；人体排异能力，人的生化能力，人体抵抗病邪的能力，人体的免疫能力，随病程演进的变化状态的表达；病邪随进入人体深入的程度其势力的变化状态的表达，是生理学病理学现象。

我的看法，对于中医与西医的评价，唐容川先生的认识最为客观公允。

唐容川先生讲，西洋医法，所论形迹至详，但是西医略于气化，是其所短。不认识、不考虑气化，是西医所欠缺的地方。西医对人体的器官组织及其生理功能，认识具体细致准确客观；药物实验有针对性，对症直接速效。比如糖尿病，西药可以有效、迅速地降血糖。但是对身体消瘦、有气无力、失眠、脱发、胁下胀痛、脚跟麻痛、小腿抽筋，手脚冰凉，迈步腿如灌铅一样沉重等病症，西医、西药就没什么好办法了。

西医未出，无考异之书，上古中医失传，后辈中医虽然穷钻研之力，终未能对人体内部器官、组织结构了如指掌。

西医的技术手段，扩大了人的感知领域，认识范围，使普通人也具备了真人、至人的一小部分认识能力。西医先进的技术手段，同样可以给中医拿来认识判断疾病所在，也可以给中医的诊断提供确切的客观的判定依据；西医的解剖知识同样可以使中医明了、认识人体内部器官、组织结构，论气得与形附。

正如唐容川先生所讲的唐宋以后的中医没有达观内视的能力，无人能够亲见脏腑，对于《黄帝内经》所论之阴阳气化的认识，多不著实。于理颇详，而于形未悉，不知形以附气，离形论气，决非确解。

而上古的修者，真人、至人能够达观内视，对人体内部器官、组织结构及生化过程，能够透视亲见，历历在目，他们近取诸身而致知，所以对形与气的关系能够有透彻的认识。我的这个时代也还有超能力的人，比如《內证观察笔记》的作者就有一些这样的能力，能够观测到天的气、药的气对人生化的影响作用；非洲有个部落的人的视力是我们普通人正常视力的5倍。

从《黄帝内经》我们可以知道，黄帝时代的圣人，圣如黄帝也都不具备这种能力了。所以《黄帝内经》是写给普通人看的。

“阴阳不测谓之神”。《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素问·天元纪大论》曰：“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就是说，阴阳虽是神明之府，是神驻留的所在，但并不是说阴阳本身就是神，促使阴阳变化之不测的特性才是神。

中医的核心理论是生化，中医的本质是排除影响人体生化的障碍，以尽天年。人体的生化过程既有物质能量属性，也有文化信息属性，是人个体一元太极生长化收藏，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过程，是气机的阴阳升降的能量运动周行不怠，也是摄入饮食吸收营养排除糟粕的物质运动周行不殆。

器者生化之宇，形而下者之谓器，形而上者之谓道。一元生命，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体，是生化发生的处所，生命体的生化过程中，即阴阳的变化，是神志变化这个内在动力控制作用下对应的形变、象变。器以藏礼。

万物生化，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活着的一元生命体都有灵性，能够生化，人的营血卫气调和于一元太极升降出入，人的真元存在，一个人有胃气，神能够在胃气的基础上活动，消长，出没，神者伸也，鬼者归也。营是营血，肝藏血，肝舍魂；肺主气，司呼吸，肺藏魄，载营魄抱一，金木能够互交，是一元生命体有活力表现。生命体金木不能够互交了，载营魄不能够抱一，真元就没了，就不能够生化了，营魄不能够离开一，营魄离开一，一就是死物。

生命体，真元，能够被神所妙，随天地阴阳五运六气，一定的季节，表现出各自确定的神功之象，植物的春华秋实，动物的迁徙冬眠，就生命体活力法自然的表现，有生机的表现，就是生命体的灵性。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質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物质的运动必定有能量来支持，所以物质是具有能量的，具有能量属性；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物质运动受其文、性、理、基因控制，所以物质也是信息的，物质也具有信息属性。

現實世界裏，形而上的東西不能脫離形而下的東西存在，形而上与形而下是统一的。“物”的理、性、命、質，通過用、通過實踐是可以驗證的。一物能够成就其自身，一定有能够成就其自身的原因存在。形而下的东西，必须按照形而上去成形、成象，生命体都得按照自身的文，理，性，基因去与环境共同演绎其生化。

《周易》的类万物之情，最主要类的是植物情。老子所讲的“众妙之门”，“和光同尘”，指的都是植物的生化过程。植物的光合作用是一切生命体神奇造化的根本。

植物光合作用合成的有机物的生物能在生命体之间的转化，是所有生命体作为器生化的本源。地球上的多数动物包括人，都是直接或间接以植物为生，而植物是光合作用之物，是合光同尘之物，是天体的能量与地的营养物质的集合体。人或动物摄入植物中能量与物质由自身脏腑系统化生成精微物质，这些精微物质与呼入的氧气相合，是人后天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与能量来源。道家追求朴，讲究真，返朴归真，是因为朴在真元之中，也是因为有朴的真元才能维持道化。

朴素应该是植物光合作用合成的物质与能量，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有机物。人摄入有机物，经过脏腑生化形成自身能够使用的生物能，生物能再与呼入的氧气化合化热应该是古人所谓火。植物的有机物被人，被动物摄入，在胃肠、脏腑、肌肉、骨骼、皮肤、经络等人体组织液中转化为动物的生物能、生物质，是朴散为器的意思。

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天体的能量作用于植物合成生物能，植物的有机物的生物能才是火的实体。而水谷精微所化的生物能，就只是热了，不名为火了。

植物光合作用化生的能量，是其他生命体道化的能量根本，光的能量，天体的辐射能，在生命体之间的传化，唐容川先生把这个叫相火，是人藏精的能量本源。

这个热发于水中，是水谷精微经过脏腑生化所为，是所谓水中之阳，也就是坎中之阳，故《内经》曰少阴之上，热气治之。少阴坎中之阳气，上交于心而为心阳，如天之有日，司人身之热气。这个阳与实火不同，与植物的生物能已经不同，是经过人体真元生化的生物能，是化生气血之本。而人体的水就是，水谷精微化生的各种组织液，即津液与血。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就是对这个生化过程的表达。

少阴坎中之阳气，也是人体这个太极升降出入枢机的动力，表现为正常的六气，正常的太阳能够开，阳明能够阖，少阳能够枢，太阴能够开，厥阴能够阖，少阴能够枢，机能动作正常，人体的升降出入正常，饮食，大小便，呼吸，排汗，毛孔的开闭等生理活动正常，体温正常，经络循行正常。

人体的器之文化能率性，把性元的文完美表达出来，就是顺，神就在人为道了，人就处道化的状态，就吉，人就处于健康的状态，就是“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就是生生，就是易；反之就是逆，就是凶，人就处病态，甚至是将死，将绝的状态，人不能生化了，后天的饮食不能化精了，精不能藏也不能化气了，也就无气布达、宣发了，人的气息就停止了，人就死绝了。

秦医和之言曰：天有六气，淫生六疾。五运经天岁气的能量极变，给地球上所有生命体正常生化带来的危害，是五运阴阳的十天干，五行气的太过或不及。六气五类，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有相胜制，同者盛之，异者衰之。五类衰盛，各随气宜，至宜至中，根于中者，命曰神机，至神自生，神去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立化生，气之所至，生化有别，五气五味，五色五类，有制有胜，有生有成，生化必知，年之所加，气之同异，气衰化减，气止化绝。自然之道不静了，万物就生的不好了，甚至不能生了。

“不测”的含义有二：一是看不见，普通人无法用感官直接感知。任何一个生化单元都是在神的推动和主宰下做运动的，但我们能看得见的生化之象并不是神，而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使生命体产生象变的的推动力和主宰力才是神。神是看不见的，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在神的推动和主宰下生命体变化的形，普通人感官不能直接感知到神的存在，只有观察生命体的象与形，才能知道神的存在。

一年四季，寒暑易节，是一个周期运动，必然有着推动和主宰四季运动的力量，这个力我们普通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我们只要看到一年四季不可阻止地，一刻不停地在运转，就能知道推动和主宰四季运转的神的力量的存在。

一棵树，一棵幼苗，一个幼儿，我们肉眼看着它们的时候，微小的量变我们普通人难以捕捉，是看不到它们在生长，但它却一直在默默地，无法抗拒地生长着，过一段时间，小树长成大树的时候，幼苗长成秸秆的时候，幼儿长成壮汉的时候，时间的积累放大了生长现象，我们的肉眼也能够看到它们长大的成果了。

孔子讲神的不测：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只要看到生命体在不可抗拒地生长着，我们就能知道神的存在。植物、动物，芸芸众生，都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而又无法抗拒的力量作用下，一刻也不停地生长着，衰亡着。看到生命体的生长，我们就能知道这个不测的神的存在；看到生命体死亡，我们就能知道这个不测的神离开了那一个生命体了。这个不测的神就是生命体内部阴阳活动的内在驱使力与控制力。我们若是解剖开这些生命体，从生命体的形体上去寻找神的存在，将会一无所获，反而还会怪神太神秘莫测，太过玄幻。

中医学也将神称为“机”或“枢”。机和枢都是指门轴，机与关相对，枢与户相对，城门称为关，城门的门轴称为机，房门称为户，房门的门轴称为枢。在门作开合的周期运动时，我们普通人只能看见门（“关”和“户”），看不见门轴（“机”和“枢”），只能看见机枢的形，看不见推动机枢运动的神。但形离不开神，神也离不开形，机枢离不开关和户，关和户也离不开机枢。必须是机关与户枢合一，才是整个门的运动。若只看到关和户，那只是静止的门，而不是门的运动。若要揭示门的运动本质，就不能只观察关和户，更重要的是观察枢和机。

但对于一般的普通人来说，我们只能看到生命活动的极变之象，恶寒、恶热、出汗、疼痛、哕、呕、吐、泻、利、喘、咳、渴、烦、癫、狂，色、脉等病变之证，即是关和户，因其有确定的形态可见、可辩，即“可测”，我们看不见机和枢，看不见成象成形的驱动力“气”，看不见生命体自主生化反应及其控制过程，因其不可见，即“不测”。所以一般普通人就得以形观神，以静观动，以象谓阴阳，以“可测的能够把握确定的东西”去推定“不测”，以生化之形迹而推气化之极数，求病经之所在、病方之所在。但对于能够达观内视的修者，超感官的智者来说，他们不用观察有形之形，而能够直接观察到无形之神，不用观察关和户，而是直接观察枢和机，以不测观不测，以动观动，迫迮以微，消病于未形未迹，就是治未病，就是无为。这应该是中医的最高境界。

现代科学是客体科学，只承认生命体的形，因为看不到神，因而不了解生命活动的神的存在与作用，只能观察确定病形，即关和户，因而还不承认产生病形的机和枢。

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主体科学，既承认生命体的形，也承认生命体的神，承认形神合一，生命体的生命活动具有信息属性，能量属性，物质属性，三生万物。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认为枢和机是生命运动的本质，是世界的基本规律，关和户，是我们普通人可以把握的生命体器化的具体物象。所以中国先圣认为“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周易·系辞》），“粗守形，上守神”，“粗守关，上守机”（《灵枢·九针十二原》），这里的“君子”、“上”，都是指高明的智者，圣人；“粗”是指下等水平的人，普通人。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高明的智者是能够着眼于“神”和“机”，而我们一般人，是下等水平的人只能着眼于“形”和“关”。

不测的含义之二是不测量，气象万千，个体万千，变动不已，此刻与上一刻，下一刻都是不同的，无法得出精确的客观数据。神是无形的，一般人看不见，摸不着，感官无法感知，所以是无法测量，无法得出精确的即时的客观数据的。“阴阳不测谓之神”，就是所阴阳是可测的，阴阳是神明之府，是神的载体，代表阴阳的生化结果是有形可测的，但阴阳所载的神是无形的，不可测量的。神是主宰体的，客体是可测量的，主宰体的神是不可测量的。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从主宰生命体的神着眼来认识世界，不以数推，以象之谓，是我们一般人认识生命活动的方法，所以不尚测量，认为一切测量的数据都是人为的，都是近似值，测量的越精确，离世界本质越远。在气推动作用下，生命体生化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产生的各个阶段性的极变之真象，是我们普通人认识世界可以把握的客观参照，唯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方法论。

西方科学，包括西医，起源于对非生命东西的研究，是物理学，是技术的产物，精细化是其发展脉络和发展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是起源于对生命，生生的研究，是生理学，一体化是其根本。正如刘渡舟先生讲的那样，随着现代科学对生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生理学规律认识越来越清，中医里面科学的东西就会被越来越多地发现。

西方客体科学是从形着眼来认识世界，必须测量计算，才能建立理论体系，所以对任何研究对象都要测量，强调量化。因为崇尚测量，所以对不能测量的神，也利用现代科技，制造出各种测量工具进行测量。例如：温度、力、能、磁场、电场等，人本身的器官都是无法测量的，现代科学都能通过相应的工具进行测量计算。

心理纯属主体神的东西，西医心理学照样制造出各种量表加以测量计算。而且通过现代科学和心理学的精确测量、定量、计算，真的从客观的角度把握了神的某些本质，使人们对形和神的认识都大大深化。神的客观属性能够测量，神的主观属性就是不可测量的。

现代科学为什么能合成蛋白质，却不能合成生命，能制造出机器人，却造不出一片树叶，一粒米，更不用说人了，就是因为现代科学只能造出逻辑工具，只能造出客体工具，只能造形，还造不出主体工具，因而造不出神，只能造出客体，造不出主体。蛋白质只是生命的形的部分，而生命体是形与神的统一体，单纯的蛋白质不能完成生命活动。机器人只有逻辑思维，不能生化，没有生命活动，没有神，归根到底是个死物，是可测之物，而不是生物。

“中西医汇通”是唐容川的主张。唐容川告诉我们按照西医解剖，化检验，CT、透视、核磁共振、B超等技术措施，来确认那些超越普通人感官的人之实有病证形迹，再去循求《内经》所讲人气化之道理，相互印证，人体气化与病证形迹之间的关系就会愈来越明了，虽然没有上古真人、至人那么透彻、即时，但是总算是于形确解，能够以确形论气了，不再是臆想了，为我们指明了中西医结合的方向，“形与神俱”。

因为后世中医于气不能够见，于形不能够悉，离形论气，没有确解，辩证又“ 不念思求经旨， 以演其所知， 各承家技， 始终顺旧， 省疾问病， 各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 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诊断难免主观臆断，疗效自然大打折扣；现代很多所谓中医根本不会号脉，不会察色，不会辩证，不懂五运六气，处方无的放矢，只好大方撒网，难有疗效，这样的中医人们怎么能够相信，只能为西医诟病。

古代经典年远代湮，不无残缺，远古的东西因无文字，口耳相传更易亡失，错讹难免。如何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经典，张锡纯先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但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之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论可也。看不懂，理解不了的经典，应该象吴谦那样留待后贤去参，不要轻易就斥责为迷信，臆想为错简、衍文给后人学习设置障碍。

我的看法，中医真正的巅峰，不是“于理颇详，于形未悉”的明清时代，而是《黃帝内经》所称的透彻人体生化、把握阴阳的上古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借助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对人体生化的认识会越来越清楚，经络、气这些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东西，将来一定可以有类似CT、核磁共振那样的设备，让普通人能够直观，中医的成就也必将超越明清时代，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走向新高度，中华文化必将成为普世文化。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是恢复法自道出，实事求是。邓公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道法自然的核心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就含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生生的思想理念，也是中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