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际空间站退役时中国将主导近地轨道，美参议院呼吁应对

2030年国际空间站脱轨坠入太平洋的那一天，近地轨道将迎来一个权力真空期。这不是简单的硬件更替问题，而是一场关于科学领导力、地缘政治影响力和技术标准制定权的全球竞赛。美国参议院提出的《太空竞赛法案》试图通过建立国家空间研究所来应对这一挑战，但这项立法背后反映的焦虑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深刻。当前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有能力继续进行太空研究，而在于当唯一在轨运行的成熟空间站是中国的天宫时，科学合作的地缘政治版图将如何重塑。

国际空间站自1998年投入运行以来，已经接待了来自19个国家的200多名宇航员和研究人员。这个多国合作的实验室不仅是科学研究平台，更是战后国际秩序的象征之一——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和加拿大在太空中的合作证明了技术协作可以超越地缘政治分歧。但这一秩序即将结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承诺将国际空间站运营至2030年，并已委托SpaceX公司进行"可控重返"，将这座重达数百吨的设施引导至地球大气层焚毁。问题是，接替者在哪里？

按照NASA的计划，多个商业空间站将填补这一空白。公理空间公司的公理号空间站、蓝色起源的轨道礁以及Northrop Grumman的未命名项目都获得了NASA的资助。但这些项目的时间表充满不确定性。最乐观的估计认为第一个商业空间站可能在2027年投入使用，但更现实的评估是2028至2029年。这意味着在国际空间站退役后的最初几年，可能出现美国宇航员无处可去的尴尬局面。更严峻的是，即使商业空间站按时上线，它们的规模和能力都远小于国际空间站。公理号的初始设计只包含几个模块，最多容纳八名乘员，而国际空间站的可居住空间相当于一架波音747客机。

与此同时，中国的天宫空间站已经完全投入运营。这座T型结构的空间站自2023年核心舱发射以来，已经成功完成了多次载人任务和货运补给，展现出稳定的运营能力。更关键的是，天宫空间站从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国际合作。2025年2月，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选拔训练航天员合作协议，标志着中国政府将首次为外国选拔训练航天员。按计划，巴基斯坦航天员将在2026年进入天宫空间站，成为首位访问该站的外籍航天员。这不仅仅是双边合作的象征，它代表了中国开始向全球科学界开放太空资源的战略转向。

科学外交的新战场

美国参议员们担忧的核心在于"软实力"的流失。太空研究向来不仅关乎科学发现，更关乎国际影响力的构建。历史上，国际空间站给予美国及其盟友巨大的外交优势——通过提供空间站使用权，美国能够与许多国家建立深层次的科技联系，培训外国宇航员，影响这些国家的航天发展方向。如今，如果天宫成为2030年代初期唯一可用的空间站，这种影响力将不可避免地转移。

前NASA宇航员、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在声明中强调了他在国际空间站的经历如何让他看到太空研究推动地球创新的力量。但他的担忧更多在于制度层面：如果美国在近地轨道失去持续存在，不仅科研能力会受损，更会失去在太空治理和技术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已经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合作，邀请多国参与天宫空间站的科学实验项目。2023年，联合国宣布来自17个国家的9个项目入选首批天宫空间站科学实验，其中包括来自瑞士、波兰、德国、挪威等欧洲国家的研究计划。

这种合作模式的吸引力在于其相对较低的准入门槛。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航天国家缺乏独立开发空间研究能力的资源，但它们拥有科学人才和研究创意。天宫空间站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平台，允许这些国家以较低成本参与太空科学。相比之下，参与国际空间站的成本历来高昂，不仅需要支付实验载荷的发射费用，还需要与NASA、ESA或其他伙伴机构建立复杂的合作关系。如果商业空间站采用纯粹的市场定价模式，成本可能更加高昂，这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在全球科学界的吸引力。

参议院提出的国家空间研究所旨在解决这一问题。按照法案设想，这个由联邦政府控制但独立运营的实体将协调全国范围内对商业空间站的使用，支持公私合作，并降低小型企业和研究机构进入太空研发领域的门槛。理论上，这可以创建一个统一的框架，整合分散的商业空间站资源，为美国及其盟友的研究者提供稳定的轨道实验平台。但这一构想面临多重挑战。首先，商业空间站公司是否愿意接受政府主导的协调机制？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向多元客户出售服务，过多的政府干预可能削弱其灵活性。其次，即使研究所成功建立，它能否在资金、组织能力和国际声誉上与中国的空间站项目竞争？

预算困境与战略优先级

《太空竞赛法案》提出的时机颇为微妙。特朗普政府提交的2026财年预算草案建议将NASA预算从248亿美元削减至188亿美元，削减幅度达24%，其中科学项目资金将减少47%。虽然白宫声称这是为了集中资源于载人登月和火星探测任务，但大幅削减科学预算无疑会损害NASA在近地轨道研究方面的能力。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空间研究所不仅需要额外的预算拨款，还需要在NASA内部重新平衡资源分配。

这种紧张关系反映了美国太空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一方面追求宏大的探索目标——重返月球、登陆火星、建立月球基地；另一方面又需要维持近地轨道的持续存在和科学研究能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两个目标往往相互冲突。国际空间站每年的运营成本约为30至40亿美元，占据了NASA人类太空飞行预算的很大一部分。许多决策者认为，将这些资金转移到深空探索项目更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但这种思维忽略了近地轨道研究的战略价值——它不仅产出科学知识，更维持着美国在国际太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商业空间站的模式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如果NASA只作为客户购买服务而非运营者，理论上可以节省大量资金。但这种模式是否可行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商业空间站公司需要多元化的客户群体才能维持盈利，包括制药公司、材料科学研究机构、太空旅游客户以及外国政府。如果市场需求不足，这些公司可能无法生存，NASA最终可能不得不提供巨额补贴来维持它们的运营——这与最初节省资金的目标背道而驰。公理空间公司已经遇到了财务困难的报道，虽然公司否认了破产传闻，但这显示商业太空站的商业可行性远未得到验证。

技术标准与规范制定

参议员们在声明中提到的一个关键担忧是中国通过提供太空伙伴关系"改变太空治理和技术标准的国际规范"。这是一个常被忽视但极为重要的维度。太空活动的技术标准——从对接接口设计到通信协议，从安全规范到数据格式——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国际空间站建立了一套被广泛接受的标准，包括国际对接系统标准、通用通信协议等。这些标准的制定过程中，美国发挥了主导作用。

如果天宫空间站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中国将有机会推广自己的技术标准。这不仅仅是工程细节的问题，它关系到未来太空基础设施的互操作性。一个采用中国标准设计的航天器可能无法与采用美国标准的设施对接，这将导致太空活动的"阵营化"。更微妙的是，通过主导标准制定，中国可以影响全球太空产业的发展方向，获得类似于美国在互联网技术标准方面曾经享有的优势。

语言和操作界面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天宫空间站的操作系统主要使用中文，虽然中国表示将为外国航天员提供培训，但这无疑增加了合作的复杂性。相比之下，国际空间站使用英语和俄语作为工作语言，符合多数国际科学界的习惯。不过，这种语言障碍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如果天宫空间站提供的科学机会足够吸引人，语言问题可以通过培训和翻译系统解决。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科学合作的政治条件是什么？中国是否会像国际空间站那样建立开放的科学数据共享机制？实验成果的知识产权如何分配？这些规范的制定将深刻影响国际太空科学的未来。

2011年通过的《沃尔夫修正案》禁止NASA与中国进行双边合作，这使得美国科学家无法参与天宫空间站的项目，即使他们愿意。这种自我孤立的政策在短期内保护了某些技术秘密，但长期来看可能削弱美国科学界的全球联系。如果大量国际科学家开始在天宫空间站上进行研究，而美国研究者被排除在外，美国可能错失重要的科学发现和国际合作机会。一些科学家已经呼吁重新评估这一政策，但在当前的政治气氛下，修改《沃尔夫修正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太空竞赛法案》的提出反映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对失去太空主导地位的深层焦虑。但仅仅建立一个国家空间研究所并不能自动解决问题。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预算紧缩、商业模式不确定和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维持美国在近地轨道的持续存在和科学领导力。这需要的不仅是组织创新，还需要战略清晰度、充足的资金支持以及对国际合作价值的重新认识。2030年国际空间站退役时，近地轨道的权力结构将经历一次历史性重组。美国是否准备好应对这一转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