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现代科学的“知”与“行”

早期现代科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康奈尔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彼得·迪尔（Peter Dear）近日推出新著《我们所知的世界：从自然哲学到现代科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5），剖析了17至20世纪重大科学成就的起源，指出科学并非有待“发现”的事物，而是由人类活动、文化观念与社会制度共同塑造的事业。

在书中，迪尔揭示了牛顿那本描述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的著作之所以能迅速成功，实因其宗教价值：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英格兰出版后不久，英国国教牧师便开始援引其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对世界的主宰”。同样，迪尔认为18世纪林奈建立的生物分类命名体系之所以盛行，不仅因其简便实用，更因教会和政府都视其为“上帝创世蓝图”的映照。就连达尔文充满争议的进化论能在维多利亚社会获得接纳，也未必是出于其理论价值，而是人类学家可借此（错误地）证明非欧洲民族在进化阶梯上远低于他们在维多利亚治下的同胞。

迪尔继而探讨了热力学、量子力学及天文学等学科的发展历程。他提出科学具有双重属性：“自然哲学”追求理解宇宙本质，“工具性”则指能改造世界为人类所用的应用技术与技能。“科学”的创新之处正在于二者的结合。如培根所言：“人类知识与人类力量合而为一；不明原因则无法创造结果”，这句话常被简化为“知识就是力量”。罗素则有更直白的表述：科学具有双重功能，“其一使我们认识事物，其二使我们有所作为”。

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家旨在揭示科学事实具有社会建构的一面（其中难免存在种种混乱和偶然）。于是这些研究成果在传播的过程中，就不意起到了削弱科学事实权威性的效果，社会大众中出现了诸如质疑气候变化、“疫苗犹豫”等等思潮。似乎今天更需要的，是能捍卫科学的完整性与辉煌成就的研究。因此，如何平衡地阐释科学“世界图景”的形成过程，是一项精妙的工作。

《高等教育纪事报》书评提到，过去二十年间，学科本身及其所处的世界已然改变，为普通读者撰写一部兼具社会学与哲学抱负的科学史显得愈发困难。可是，在人工智能与生物科技的时代，科学在认识论抱负与工具性抱负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矛盾冲突的特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因此，需要更多新材料，以形成一部清晰而深刻的认识论史，勾画出早期现代科学如何协调“知”与“行”，以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世界的所由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