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户籍人口城镇化,对冲城市落户门槛

2016-04-27 来源:未知 责任编辑:徐双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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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20日)消息显示,国家发改委就城镇化工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谈及非户籍人口城镇落户工作时,相关司局负责人坦言:“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而目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9.9%,未来还要提高5个百分点,相当于要有1亿人在城镇落户,“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一个相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指标,人们泛泛所称的中国城镇化率超过百分之五十,是指后者而言,前者统计的是落户率,是个更硬性、更拳拳到肉的评价标准。可以想见,在中国已经成为高流动型社会的当下,“进城”和“常住”都可由个体自由选择,其所对应的城镇化统计目标也相对容易达成。相反,以落户为统计基础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则将和各个城市的落户门槛产生直接的对冲。
2016年户籍人口城镇化,对冲城市落户门槛
  艰巨可想而知。首当其冲的是,它的提升肯定很难有一线城市的贡献率。从目前已经落实积分制落户政策的上海、广州来看,两个城市仍然是以严控人口为前提,户口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高不可攀。报道显示,2013年至2014年通过积分制得到广州户口的人数仅为六千人,与数量庞大的当地非广州户籍常住人口相比只是杯水车薪;上海非户籍人口一千万出头,但居住证制度实施12年,办理者仅有十分之一。去年年末刚刚出台的北京的积分落户政策,和这两个城市相比,导向性更为明显、对导向性指标的赋分也更高,对精英化的强调已经非常清楚的写在字里行间了。
  一线城市在城市管理政策上的不自觉趋同,能更清楚的表明这一点。几年前,北京、广州、深圳陆续开始进行地下室、群租房整治,现在北上广深又几乎在同时推出了“禁摩限电”政策,这种不约而同很耐人寻味。上述政策当然都有着出于公共安全的正当考虑和决策依据,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也同样表达了一种潜在地选择市民的倾向,即,外来与弱势人口被看做包袱,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精英人群成为了公共政策服务的目标群。
  也可以说,让这些人均GDP早已跨入“高收入国家”水准的城市,均质化的完成外来人口落户,并不现实。但规模更大的地方知名城市,同样基于自身在GDP序列里所处位置,设置了并不低的落户门槛,正在彰显以人口优化城市发展目标的诉求。
  梳理数十个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情况会发现,这些城市的落户要求都紧紧地扣住了“财富”与“人才”两个关键词,可以宽泛的看做一场资源和技术的争夺战。其中一点体现是对购房面积的要求,从建筑面积不小于56平方米到120平方米以上都有;另外一点是对投资的照顾,按照城市人口流入的热度,大体可分为三百万、一百万、五十万几个梯次。当然,这之外就是学历和技术要求,为高新技术产业从业者和高学历人才打开通道。这些渠道,一小块一小块地将庞大进城人口中的“合格”部分切割走,筛掉了“户籍城镇化”的主要对象。
  “户籍城镇化率”和城市自身发展诉求对冲,产生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城镇化景:它的实现区间被压缩到了三四线城市和城乡结合部,是一种“镇化”,而不是“城化”。由此,就业和多样化发展机会最多的地区,恰恰是户籍人口控制最严的地区;放开户口准入、能最大程度消化“户籍城镇化率”任务的地方,却是机会稀薄、吸引力弱化的地带。城镇化试图以一种合理的、均质化的状态,覆盖中国分多个梯次的、鸿沟巨大的地区差异,并不是一项有着明显抓手的单项改革,应该有重现实而不是重数据的进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