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户口的问题，出身不太好，父亲是东北军旧军官。兄弟姐妹5人，排行老四，& 文革&的时候哥哥姐姐有的已经工作了，但老李和弟弟当时还在读书，1969年老李就去了山西临汾插队。到了1972年觉得农村条件不好，当时家里有个亲戚在霍州矿务局，经过走动，就去矿上参加工作了。当时井下工作很危险，但后来没下几回井，就进了运输队。干了不到一年，因为人事关系还在乡下，到了有人来乡下招工，就又分配到了太原一个无线电专业设备厂做维修工。

　　这样一直工作到了，老李是一名二级工，一个月36块钱，其实经济上不算差，但逢年过节回北京，节过完了还要到异乡去，感觉很孤单，就想回家。心想年纪还不大，身体又好，回北京干什么都行，老李就擅自离开设备厂回到北京，可是想把户口弄回北京来，弄不回来了。

　　昔阳县大寨村的前支书陈永贵当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可能因为事关& 大寨精神&，直到1980年代山西还是不放知青回老家，别的地方都放人了，眼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自忻州、原平、临汾等地的几百名知青集合到在北京市政府门外，请愿要求回北京。如果不能成建制的调动，当时想调回北京已经非常困难，国家严格控制北京的正式户口增长，原则是出一个进一个，只能搞对调，但对调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当时一般人的工资每月只五、六十元，而对调户口，调出方就索要三、四千元，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就是这样的对调对象也极其难觅。

　　加上当时没有全面否定& 上山下乡&政策，这次请愿遭到了严厉斥责，没有取得进展，但在中央五省二市工作会议上，中央认真对待了这次知青静坐，六月份山西省委、省政府便做出了解决北京知青困难问题的六条决定。这期间，北京市劳动局、人事局也下发了文件，把知青插队时间算入工龄，北京市教育局下发了文件允许知青子女在京借读，待遇视同北京户口的学生。这些规定已显示出知青活动的效果。插龄算工龄可以在调资、分房上占优势，子女借读可以解决部分在文化教育落后地区知青子女教育的问题。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措施，但知青最根本的返京要求仍没有进展。

　　回到北京，老李学了一个建筑工程的证书，进入了城建五公司，做建筑工程项目。又从个体户越干越大，最多的时候自己有200多名装修工人。每年老李要去派出所开一个证明，证明自己是北京出去的插队知青。老李就把证明揣在兜里，需要的时候就出示一下证明自己，作用就和暂住证差不多。周砚冰，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的首饰设计专业。那个年代这个专业还刚刚在国内兴起，毕业的时候特别抢手，很多珠宝公司都来要人。& 但我妈一直希望我毕业以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解决户口。珠宝公司又不能给我北京户口。&周砚冰说。

　　& 所以大学毕业我就选择了去福州的一个职业学校做老师。理由很简单，就是人家给我福州的户口。所以我就从东北坐火车去了福州。在福州待了两年，我觉得我这辈子最无忧无虑的日子都留在了福州。因为在北京待了那么久，就渐渐觉得福州是一个相对比较闭塞的城市，甚至有点压抑，后来就呆不住了。刚好有个机会就回到了北京，到了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简称NGTC），成了一个持福州户口漂在北京的黑龙江人。

　　国检是官方的机构，人际关系也比较复杂，呆着呆着也挺压抑的，也没有人能告诉我该怎么走下去。这种地方是比较难进的，我也是机缘巧合进来的，仿佛是被生活推着往前走，就这样从一直待到2008年辞职去四川山区支教。在北京的日子里渐渐的认清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在北京却从来都没有归属感，从来都是飘着的状态，那时候如果买房，也没有那么贵，可是从来都没动心过。

　　爸妈为了离我近一点，但是北京的房子他们又觉得太贵了，就买在了辽宁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