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8日，广州市发改委发布《广州市户籍迁入管理规定（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七区新增“安居乐业入户”，拥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且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保满一年者，可申请入户；取消积分制入户年度名额限制；全日制大专学历可直接入户；在最近连续36个月内，在本市缴纳个税累计20万元以上者，可申请入户，等等。

这些入户政策一旦落地，广州就成为四个一线城市入户政策最为宽松的一个。当然，比广州更宽松的也有，不少大城市推出了“买房入户”“租房入户”，包括但不限于沈阳、东莞、佛山、郑州、青岛等地。

到“租房入户”这一步，可以视为实质上户籍制度的消失或迁徙自由。以沈阳为例，在今年推出租房落户之后，在沈阳市城镇地区租赁房屋，可以办理入户，办理时，需要提供的材料包括：户口簿，身份证，签订半年以上的“房屋租赁合同”或“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及房屋所有权人同意落户证明；如果没有落户地，城镇地区派出所均设有集体户，可以通过派出所集体户落户。

也就是说，你只要租一个房，且约定租赁半年以上，就可以直接通过集体户落户成为沈阳市民，基本没有任何难度，有一份工或一定的积蓄就可以做到。沈阳是辽宁省的省会，这个力度与诚意都是杠杠的。

所谓户籍制度，包含着两个要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户是家庭，家安在哪里，就登记在哪里，这是户籍的字面含义；二是在传统社会，户籍制度的初衷旨在实现属人管理与属地管理的合一。

计划经济时代，建立了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分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户籍制度进一步强化成了身份制度。农民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身份，如果被招工成为工人，那是社会阶层上的显著提升，立马成为伙伴们羡慕的对象与婚姻市场里的香饽饽；同样，如果工人提干，又是阶层的极大迁跃。出行去外地，也是需要开介绍信的，否则住店落脚都是麻烦。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开启了市场化进程，市场的成色在不断提高，对市场的认识不断深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也开启了成为世界工厂的历程，企业形态上，先是出现了“三资企业”，随后出现了乡镇企业与民营企业，对用工的需求不断增加，无数身份上的农民背井离乡，成为工人，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与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为“农民工”，即身份上为农民、职业上为工人。他们常年工作与生活在城里，只有过年等少数时候才会回到老家。

“农民”去城里打工与生活，“农民”的子弟去城里上学然后就业，这两股主要的推动力量，令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17.9%上升为2024年的66.16%，每年提升超过一个百分点。当然，这只是常住人口城市化率，2024年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8.3%，比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低近18个百分点。

理想的状态是在一个城市定居的人就拥有这个城市的市民身份，常住人口就是户籍人口，不应该有“人户分离”的问题。在一个城市长期工作、生活与纳税，理所当然具备这个城市的市民资格与权利，义务和权利理应对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权利拓展问题。

法理上，迁徙自由，不仅仅是说你可以不受权力阻碍去国内任何地方工作与生活，还意味着你在长期居住地享有市民权利，这种市民权利应是常住者自动拥有或一经注册就应该享有的，而不是需要排队或批准才能享有的。可见，“租房入户”是最接近迁徙自由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的大趋势是越来越宽松。十几年前，曾有“实行以身份证为核心凭证的社会管理模式”之提法，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底，户口本是可以不要的。因为，身份证有双重证明功能，一则说明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享有相应的公民权利；二则有附住所与签发的公安机关，显示你是某个地方的居民，享受某个地方的居民/市民权利。基于第二点，你拥有某个地方签发的身份证，就应该享有这个地方的居民/市民权利，其实并不需要户口本来额外加以确认这一点。

只是，在房价持续上行之时，针对房市的调控如限购限贷不断加码，这些以家庭为单位的调控措施反而在一定时期内强化了户籍制度。而在目前房市下行阶段，这些调控措施基本已经撤除，且为了提振房市，反其道而行之的救市措施次第出台，所以户籍制度也就相应出现了明显的弱化，回到了过去的大趋势。

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放宽入户的另一个长期动力与房市无关，而与生育率有关。例如，上海2024年总和生育率只有0.6，远远不足以仅通过户籍人口再生产出足够的新生儿，以支撑经济增长与社保，唯有争夺存量年轻人口、从外部注入新鲜血液一途。这一动力是内在的。所以，年轻人固然向往大城市，其实大城市更需要年轻人。没有外部新鲜血液的持续注入，大城市的繁华是不可持续的。

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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