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被火车拉到贵州山沟那天，徐力生压根没想过，自己这辈子会再也回不去上海。
1969年4月，遵义杨家沟，11个上海娃挤在地主老宅的破厢房，床是门板搭的，半夜老鼠从脸上踩过去。第一天挑粪，扁担一上肩，肩膀直接肿成馒头，晚上躲被窝里哭，又怕被同屋听见，把脸埋进枕套，鼻涕眼泪糊一脸。老乡看不过去，偷偷在灶台留一碗腊肉饭，油香一飘，几个大小伙子瞬间破防——那碗饭比上海家里的奶油蛋糕还金贵。
两年后，徐力生能挑一百二十斤粪上山，脚底板厚得连刺都扎不穿。1972年，村里小学缺老师，他站上讲台，粉笔一捏，发现娃娃们眼睛比山里的星星还亮。同事罗秋英递给他一本手抄教案，封面写着“上课别吼，娃娃们听话”。1975年，公社给他一个大学名额，他攥着通知书在田埂上转了一夜，天亮把通知书撕了，回头找罗秋英：我不走了，咱俩搭伙过。
1981年转公办，工资33块5，他花20块给丈母娘打了一口樟木箱，剩下的全攒着给儿子买白球鞋。1994年，政策让知青子女回沪落户，他带儿子去外滩转了一圈，住在亭子间，三代人挤10平米，半夜孙子哭，邻居砸墙。第二天一早，儿子扒着窗口说：“爸，咱回贵州吧，这里连风都是赶人的。”火车驶出上海站，徐力生长舒一口气，像终于把借来的西装脱下来。
去年腿不好，他想回去看看，一查机票加住宿，半个月退休金没了。老伴更直接：上海菜太甜，我吃不惯，连辣椒都不让放，那还叫日子？他给老邻居发微信，对面回：“弄堂拆了，你认识的只剩梧桐树。”徐力生盯着手机笑，笑着笑着就红了眼。
现在他每天去小学门口坐半小时，看新来的老师用多媒体上课，娃娃们还是那样，一到下课就围着他喊“徐爷爷，上海远不远？”他掰着手指头算：先坐大巴到贵阳，再高铁到广州，转飞机——讲到一半停了，摆摆手说：“远啥呀，一
脚油门的事，就是懒得动。”
回家路上，他顺手买一把遵义小米辣，两块五一斤，炒出来满屋窜香。那一刻他忽然明白：所谓落叶归根，不是非得回到出生那条街，而是找到让你敢大声咳嗽、敢放肆吃辣的那盏灯。
上海的老弄堂早拆没了，贵州的山还在，辣椒还在，罗秋英的贵州话依旧烫耳。徐力生把板凳搬到院
子里，朝山那边吼一嗓子——吼的是上海话，山谷却用贵州口音给他回音。他咧嘴笑：行吧，不回了，反正根已经长在这里，再拔，会出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