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签字那天，手心汗出得跟刚从锅里捞出来似的，钢笔在合同上拖了一条细细的墨痕，中介小赵笑得特别职业，牙齿一排挺整齐，他说：“恭喜，林先生，落定了，幸福新生活就从这儿开始。”
我就跟着笑，但笑到一半心里一沉，十二百万，一个九十五平的两室，坐落在杨浦区黄兴公园边上那条路，靠地铁八号线，步行十分钟，七层小高层，有电梯，房龄十九年，南北通透——这些词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像商品说明书，一遍遍在脑子里滚动，滚动到我终于相信它是我的了。
合同签完，我们去银行做资金监管，张经理穿着白衬衫，袖口卷了一半，脖子有点汗，他说：“组合贷吧？公积金八十，商贷四百。”我点头，阿琪小声算：“那每月多少？”张经理一边敲键盘一边说：“还款二十七八，看最终利率，差不多。”阿琪没出声，我听到她轻轻吸一口气，像被风扇打到的塑料袋。
公证处小姑娘递来一叠资料，我签名，摁手印，红拇指在复印纸上留了一个圆圆的印，我心里冒出一行字：从今天开始，你是房奴。然后那行字自己被风吹散了——我承认自己有点戏剧化，可戏剧化和现实感可能就是亲戚。
交钥匙的那天，屋里空空，墙上有前任主人留下的几颗钉子，窗台有一只蚂蚁晃悠，阳台光照大，落地窗的边沿有一道细微的划痕。小赵用力推了推窗，说：“这里基本没渗水问题，楼上老王偶尔晾衣滴水，物业这边，唐经理管得挺严。”我说：“物业费多少？”他答：“八块五一平。”我点头。
阿琪开始打量厨房：橱柜老了，台面是那种人造石，边角有划痕，灶台是一台能率的燃气灶，油烟机是方太的，吸力不小，噪音也不小。她掀开水槽下的柜门，里面有一股潮味，她皱眉：“这个要换。”我说：“都换。”她笑：“你有钱吗？”我挠挠头：“没有，但是我们有银行。”
装修队长刘国亮，三十五岁，操着东北口音，戴一顶破旧鸭舌帽。他进屋踢了一脚地砖，听听声音，说：“不是空鼓，放心。地板要换吗？鱼骨拼好看，造价高。”我说：“客厅用瓷砖，卧室用木地板。”阿琪插话：“厨房卫生间全部重做，地漏换，大理石不要，滑。”
我们选了西门子的开关面板，选了大金的中央空调，渲染气氛的灯带不搞，我们俩都怕夜里灯光像烤肉店。中间被刘国亮忽悠了一次：“墙面找平要做，”我说：“做。”他说：“全屋吊顶更显层次，”我说：“阿琪，我们要层次吗？”她笑：“我们要能睡觉。”于是吊顶只在走廊做了一条。
整个装修过程，吵闹像机关枪，墙被切开了，水管换成新的，师傅们抽烟，烟灰弹进矿泉水瓶，刘队把头伸进卫生间看坡度，一遍遍说：“这个是良心活。”我听他又说了一句：“你这房子，买得不亏，位置好。”我没回答，心里有一个小人打了一下鼓：你看，我是有位置的人了。
每天下班回来，我绕黄兴公园边走，路灯下奔跑的人从我身边一刷而过，我听见他们喘气，心跳像一起合奏。阿琪在微信里给我发装修进度照片，墙面涂成淡灰，卧室铺了奶咖木地板，飘窗被拆了重做成直角摆台，台面上她放了一只绿萝，叶子在照片里泛着亮光。她还给我发了一张她拿着尺子的照片，手指细细的，我突然觉得我们很像两个在搭积木的小孩。
房子完工那天，刘队把钥匙交给我，唐经理发来微信：“恭喜入住，有问题随时联系。”我在客厅晃悠，脚踩在瓷砖上，凉凉的。阿琪把新床单铺好，浅蓝色，她把枕头拍了两下，说：“以后人家来了，客厅别放太乱。”我说：“谁来？”她说：“随便，朋友，家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人家”会具体到血缘。
我哥哥打电话，声线一如既往，像走廊里的光线，长长的，不倾斜。他在昆山，做仓储管理，结婚十年，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四岁。嫂子叫周玲，安徽人，快人快语，有时候快到像不加拐弯。他电话里说：“房子拿到了？恭喜啊。我们这边有个事，跟你商量……”
我说：“嗯，你说。”他说话停了一秒，咳嗽了一声：“孩子户口的事。”我说：“你们孩子不是有户口吗？”他又停了一秒，语气有点紧：“大宝在我们老家的户口，二宝因为那个……当年二胎政策刚开，我们弄错了，没落成。这几年想落户到上海，居委会说得有房子、有地址、有实有人……我这边户口还在老房子拆迁之前那个位置，父母那边的户口也乱。我想，我是不是先把孩子挂到你那边的房子地址，等材料齐了，再办随父投靠。”
我有点懵：“户口可以挂到我这边？我爸妈那边不是也可以？”他说：“我们问了，本居住地人户一致比较好办。阿玲说，先给孩子有个地址。”
阿琪在旁边看着我，我把免提打开。周玲的声音插进来，快而直：“我跟你讲，不是我们非要占你便宜。现在学校这边，要求人户一致，你懂不懂？就是孩子和父母户口在一个地址上。我们要是在老家，那孩子以后还回得来吗？我们夫妻两张居住证积分也在办，社保我们都有，不差那点。只是地址难，这个地址你有……我不是要你钱，我只是要一个门牌号……”
她说话这味道，我能看见她手在空中比划，那种带挑眉的气势从电话里冲出来，撞在我客厅的白墙上。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阿琪帮我：“你们要先过来一趟吧，看看房子，看看居委会怎么说，你说户口能挂在弟弟这边，居委会肯吗？”
周玲不等阿琪说完：“我们明天过来。”
第二天下午，门铃响。我开门，两个小孩从嫂子身后探出头，一男一女，眼睛大大的，脸有点黑，像在田里跑过。周玲提着一个大红色旅行箱，哥哥拎着一个折叠婴儿车，他擦汗，把箱子杵在门口：“先占个位置。”我接过箱子，箱子重到让我小臂发酸。大宝叫小莫，背着一个仿Minecraft的书包，悠悠抱着一个粉色的小猪，鼻子被拔了下来，她把鼻子塞回去，断断续续：“这是我最喜欢的。”
客厅立刻变了音色，孩子的声音像一种新乐器，叽叽喳喳的，落在沙发、茶几、地毯上，笑声是一串小石子，啪嗒啪嗒落入玻璃杯。我有点紧张，阿琪更紧，她把鞋柜打开：“来来来，鞋子规矩。鞋子摆整齐，拖鞋有大小。”
周玲把她喷得香香的白球鞋随意踢到一边，“哎呀，你家很干净噢，她真会过日子。”她顺手把她的包扔在沙发上，一屁股坐下。小莫已经在电视柜那边摸索，手指在抽屉边沿拨来拨去，像弹琴。我走过去把抽屉按住：“这个不玩。看书去。”小莫看我一眼，不屑：“谁看书啊？”周玲把他叫来：“小莫，礼貌一点，叫舅舅。”
他哼了一声，嘴角往下一撇：“舅舅。”声音轻得差一点没，没有诚意但是有完成任务的意思。悠悠就不一样，她拉着我的手，举高她的猪：“这个叫小丁，你摸摸它。”她手心热，汗津津的，我摸了一下小丁的头，软软的。我突然有一点想笑，笑自己竟然觉得这间房子更加像房子了。
晚饭我们在家吃，阿琪做了番茄炒蛋、清炒西兰花、红烧狮子头，晚饭桌上，周玲像开了个小型座谈会：“我跟你们说我们来上海这些年，什么难关没过？居住证积分我们差几分，就那几分，社保也一直缴。孩子上学那个系统我也熟，你们上海搞个‘一网通办’，一进去我就想笑，怎么这么绕？要上传这么多材料，我就想，这能不办假的吗？我们不办假，我们实打实的。”她一边说一边切狮子头，切得特别慢，一口吃掉半块。
哥哥夹菜不太说话，他吃饭吃得像在打卡。我看他手指甲里有一点黑，我想起他在仓库里搬纸箱，指尖粗糙。我说：“你们打算住到什么时候？”周玲放下筷子，大眼睛盯着我：“几个月吧，搞搞材料，弄好再撤，不耽误你们。你放心，我不乱动你们的东西。”她说完拿起桌子边的一条抹布，随手擦了擦桌面，我看她擦到边就停，她没看到另一边的油点，我伸手过去补了一下。阿琪在我脚背上轻轻踢了一下，那一下让我收住话，她希望我不要把规矩说得太早。
第一晚，两个孩子睡次卧，哥哥嫂子睡客卧。我们原本计划客卧做书房，现在这计划暂时被折叠成了一个抽屉。阿琪把她的书搬到主卧，好像把自己的衣服挪了一下位置，我问她：“你还好吧？”她说：“还好。”她笑了一下，笑里有一点走过夜班的倦。午夜，我听见客卧的门开开合合，孩子们在找水杯，我想起我们之前在宜家挑水杯的事情，突然觉得，人生就是为了水杯而争吵。
第二天，周玲带着两个孩子去居委会。回来时她脸色不好，气鼓鼓：“你们居委会那个王阿姨，真是王阿姨啊？十句话里面有八句是‘不行不行不行’，我就问她怎么行，她就说：‘孩子户口不能随叔叔啊，要随父母。你丈夫是上海户口吗？是，那孩子能随父亲，材料齐了自然办。你随他投靠但需要婚姻证明、居住证明、社保’——我就想她能不能说人话？我说：‘我们有地址了，这个地址是亲戚的，入住了’，她摇头，‘户口不挂地址，户口是户口，人是人，住是住，还有派出所的户籍那边’……口水炸雷，我耳朵都震。”
我说：“那怎么说？”哥哥插上一句：“陈警官说，让我们走随父投靠，不用挂你这儿户口，但是你的地址可以作为居住地证明，开个居住地证明，孩子入学报名时会用到。”我靠在沙发背上，看着电视里一期装修节目讲朴素风，心里松了半口气：“那就是还可以。”
阿琪问：“居住地证明好开吗？”哥哥说：“王阿姨说可以出一张你这边的居住证明，但需要我们实际住在这儿。她还说，小学入学那个‘人户一致’指的是户籍地址和居住地址在一个地址上。我们户籍在你那儿没办法，现在只能做‘人户分离’，但是听说现在也可以，只要居住地在学区内，材料齐全。”周玲补了一句：“她最后说了一句，‘凡事不要想着钻空子’，我差点想把她桌上的文件夹掀了。”
我哑了几秒，想象王阿姨闻声而出的十字花脸：“那你们有把握吗？孩子小学报名就要到了。”周玲叹：“我们试。我们不走过分的路。”
我以为生活会像弄堂里的麻将局一样热闹几天就散了。结果，不散，反而成为全天候节目。每天早上八点，两个孩子起床，洗衣机响，刀叉碰盘子，悠悠用勺子敲桌子，发出清脆的铜铁声。小莫大概天生不爱吃青椒，阿琪做了豆角，他把豆角挑到桌边，摆成一个小“湖”，我说：“你收。”他看我一眼：“这个不好吃。”我说：“那你吃了它，它就被你征服了。”他冲我眨眨眼：“那我征服黄兴公园吧。”我笑不出。
鞋柜的秩序很快就被破坏，拖鞋像被踢过的足球乱滚。阿琪每天收，一遍遍，她有点不忍骂孩子，也不忍骂周玲，她就骂我：“你别跟他们客气，你打一电话问唐经理，问能不能开一个‘居住证明’。”我拿起手机给唐经理发微信，他回得很快：“可以，居住一个月，提供身份证、租住证明，我们再盖物业章。”我苦笑：“租住证明？我们又没签租约。”唐经理回：“嗯，那就写个暂住协议吧。你们自己写，我们盖章。”我心里“咔”一响：协议这个词，好像把我们从亲戚变成了甲乙方。
晚上我们跟哥哥嫂子讲，一提“协议”，周玲马上跳起来：“协议？签啊，怕什么。签了以后就好办事。”她爽朗得像一把菜刀。我去打印了两份纸，写上双方名字，用词认真：“甲方：林一鸣，乙方：周玲、林建国，暂住期限：三个月，不收租金，水电费按实际使用分摊。”周玲拿笔签字，手下风风火火，两道线划得像一串火车，她说：“我不是来占便宜。”我说：“我知道。”她又说：“人家说，房子又不是银行的，怎么住还要签协议。”我笑了一下：“房子是银行的。”
他们住进来之后我才知道人与人的边界是一堵墙，墙上有门，门上有锁，锁的密码是视线。我们在客厅看电视剧，两个孩子跑来跑去，小莫拿着一串钥匙当玩具，敲桌面。阿琪看着他，忍住：“这个不是玩具。如果你把钥匙藏起来，我们就进不了门了。”他不抬头：“我不会藏。”我走过去把钥匙收走，他一把抢回来。我第一次提高了嗓子：“给我。”他的眼睛看着我，像一只小动物，空气突然有一点绷紧。周玲从厨房出来：“孩子嘛，别那么凶。”她语气轻轻的，但她眼睛里的光突然亮了一下。阿琪低声说：“周玲，我没凶。”周玲笑笑：“那就好。”她把钥匙拿过来递给我：“我们收好了。”
这样的小事积累到一周后，变成了一件事：悠悠在墙上画了一个太阳，用蜡笔，深黄的那种，她画得很认真，太阳有长长的脚，脚上有小点，像锅里的油。阿琪发现之后，嘴张得很大，她吸了一口气，再吐出来：“悠悠，宝贝，墙不能画啊。”悠悠忽闪忽闪看她：“为什么？”阿琪想了想，回答：“墙是大人的脸。”这话一出，我尴尬——她的比喻太好但也太剧场。周玲闻声过来，看到墙上的太阳，哈哈一笑：“不错，未来的艺术家。”阿琪的身子微微倾了一下，她在笑和哭之间摇摆。我说：“我们刷掉吧。”刘队的漆剩了点，我打电话：“还有白漆吗？”他笑：“有你要多少？”我说：“一小桶。”第二天他送来。一墙之刷，小太阳消失，悠悠在旁边看着，惆怅：“它是不是去了太阳那里？”我说：“是的，它去出差了。”
收拾这些碎碎念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某种幸福的东西在桌子边缘打转，人气是幸福的一部分。我开始习惯出门之前把钥匙放到上衣右口袋，习惯地铁到达提醒中有两个孩子问：“我们去看熊猫吗？”——黄兴公园没有熊猫。周末，我们带他们去超市，阿琪有经验：“先各拿一个购物车，不然两个孩子抢。”在收银台，她教他们把东西分到两箱里：“这个我们分一箱那个我们分一箱。”他们认真分配，像在玩一种游戏。悠悠问阿琪：“阿姨，你为什么一直笑？”阿琪说：“因为超市有灯。”我在旁边翻白眼，她这个回答，孩子听得懂吗？
某一天我在地铁里收到公司群的一条消息：“大裁员，下午四点开全员会。”我吸了一口气，立刻跟自己说：你要稳。四点开会，领导在屏幕上用单一颜色的PPT往前翻页，每翻一页我都觉得收入少了五百。他说：“行业寒冬，调整结构，优化。”优化这个词被用得太过了，我听到变相的坏消息。我看的不是屏幕，是阿琪的脸，阿琪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她在客厅擦桌子的样子。会结束，HR的邮件如期向我收割：“N+1。”我坐在工位上，看窗外，窗外有一只旋钮，我想把它关掉。
我拿着纸袋回家，纸袋里面有离职清单，窗帘挡住了我进门那一瞬间的光。我没说话，阿琪看了我一秒，她把拖把靠在墙边：“下岗了？”我点头。她停了一下，然后她做了一个我没想到的动作：她笑了。她笑得不大，这个笑像一条小小的缝隙，把屋里紧绷的空气漏出去。“好啊，”她说，“好好休息一阵。”那一刻我爱她超过我之前任何时刻，我说：“我怕……你看房贷。”她说：“一个人负担变两个人负担，它就没那么重了。”周玲在厨房转过头：“什么？你被裁？”她的眼睛一下子像放大了一样，我看见她的反应从惊讶到自信，她说：“你这个人可以去我们仓库啊，我们那边现在缺人，工资可能低一点，但养家够。”她的快让我心里突然不太舒服，好像我还没准备好就被拎着才华推到另一个地方。我说：“谢谢你们，先缓一下。”
这一晚，我睡得不好。我梦见我们家的墙长出了芽，芽开成了花，墙上贴满一些我看不懂的单子，我用手去撕，越撕越多。我醒来时天还没亮，居委会的钟还没敲，我想起王阿姨说的“不要想着钻空子”，我路过她办公室时她看着我，说：“年轻人，要心态平和。”我觉得她像一个在山上卖豆腐的人，摸索到一个真理：豆腐只能慢慢地煮。
周玲开始着手入学材料，她每天早上站在客厅的窗边拿手机拍孩子在这里学习的照片，时间、日期、设备型号，都清清楚楚，她说：“未来如果有人怀疑我们在这里住，我就拿照片说话。”她还把我们名字写在暂住协议里再复印，拿到居委会盖章；她跟唐经理打电话，“唐经理你这个人办事我佩服，不拖泥带水，随便说话一口气，我最喜欢这类型的人。”唐经理笑：“我们有流程，流程对大家都公平。”她说：“好。”
孩子上学报名开了“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她在手机里点开页面，一个一个填，填到户籍地址那一栏，她停了一下，她说：“填父亲的户籍地址。”我看了一眼：
“你填老家还是上海？”哥哥说：“填上海，派出所那边说，户籍在父亲的户籍地，投靠材料办好就可以了。”周玲快速地填了，然后开始上传居住证、暂住证、居住证明、父母社保缴费凭证、就业证明，阿琪看着她，叹了一口气：“你比我做护士填表还熟练。”周玲笑：“你们上海填电子表格，我在老家填的是纸，纸容易掉一角。”她说着把孩子的接种证拍了，补充上幼儿园的期末评语——“团结同学，活泼好动”，她把这句话念出来，笑着说：“活泼好动是被老师骂。我们那老师喜欢安静的。”
我在失业之后的一周里做了了不起的事：我把阳台的植物重新排了一个阵，绿萝、富贵竹、虎皮兰，各自被我用不同的盆分开，我觉得他们在看我。我还整理厨房，把酱油、蚝油、米醋、白醋、老抽按颜色排，我把小勺子放到罐子里，发现我具有一种奇特的能力：把杂乱做成漂亮。这能力拯救了我一部分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我甚至开始做面，白面加上半袋酵母，撒一点盐，水按三分之一加，揉到光滑，醒发，擀成薄圆，丢到电饼档，“哗啦”，面起了泡。孩子在旁边看，我教悠悠：“这个是气泡，你戳它，它就‘咚’一下。”她戳了，气泡破，她笑得像一个破气球。
但是家庭不是只有气泡，还有针。某一天晚上，小莫回家时在楼下跟一个小男孩打了一架，两个孩子像两只小小的啄木鸟，头发散乱，唐经理从门岗冲出来：“哎哎哎，不许！打人记名的。”周玲立刻下楼，她很快地把小莫拉开，转头对那个小男孩的奶奶说：“你孙子先动的手。”奶奶拉着孙子的耳朵，老皮肤在灯下显出黄，她说：“我看见了，两个都打，你别说得像你家好。”周玲火气一下上来：“一，会说话不要强调你看到或者你是长辈，你不是裁判。二，孩子打架我们拉开就好，你别再加火……”奶奶更火：“你这个女人啰嗦，住在别人家你还那么大声。”周玲眼睛一亮：“别人家？我们是租住人，也缴费。”唐经理又“哎哎哎”，他站在两个女人之间，像一个努力把两边的风挡住的树。阿琪下来时，用她最温柔的语气说：“大家不要吵，孩子没事，我们上去吧，上去喝水。”她这个语气，我知道，常常用于急诊室。
那一晚我们在客厅开家庭会议——这个词太正式，但我们确实那样坐着。哥哥把杯子在手里转，周玲把脚翘起来踩在茶几下边缘，阿琪盘腿坐在地上，我坐在沙发靠背上。阿琪把手机关了，说：“有些规矩要讲清楚。第一，我们家的公共部分，要保持干净；第二，孩子上学我们全力帮忙，但前提是遵循政策；第三，我们在这段日子里彼此照顾，但也要彼此尊重。”周玲一直点头，她说：“你讲得好。我有一条：你们也要尊重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方法可能看起来粗，但是有效。”阿琪点头：“那就互相学习。”哥哥终于说话：“我有一条，我们在这里不想占你们便宜，水电我们全部承担。”我心里一热，一抬头，发现在我们的面前站着一屋子规矩，门门紧密。
第二天，我跟哥哥去派出所，户籍窗口排了一队，我们前面有一对年轻父母抱着婴儿，婴儿的舌头在嘴里动，很像猫。我拿号，号码“42”，屏幕显示“39”，我们坐在一排铁椅子上，哥哥突然说：“我有时候很羡慕你。”我笑：“羡慕我什么？我被裁。”他说：“羡慕你有个家。我们一直在外面，住在昆山的宿舍，一间二十平，孩子睡大床，我们睡小床。我有时候看着他们睡觉，想，你们未来也许在另一个城市有床。”我心里一紧，我以前老想着兄弟之间算公平，现在发现不公平是世界的主色。轮到我们，陈警官看我们的材料，说：“这个随父投靠，材料齐，但是落户上海不可能。孩子的户口可以随父在上海做一个集体户暂存，如果你们有单位可以挂单位集体户，否则只能在街道集体户。入学呢，要看居住证与积分。”哥哥点头：“我们知道。”陈警官上翻下翻：“你们这个嫂子挺厉害，材料比我们还熟。”我笑：“是的，她能活成指南。”陈警官笑：“指南也要遵循地图。”他说几句玩笑话，然后盖章，“啪”的一声，我感觉这个声音像是一种法律的击鼓。
回来后，周玲又去居委会，这次她跟王阿姨聊多了一点。她回家的时候我看见她眼睛里没有刚来的火影，她看起来像在一个长长的昏黄时间里走过一段路，她说：“王阿姨其实也好，她跟我说，你们不要把孩子户口挂在弟弟这儿没有意义。她还说，‘你们到上海来，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那你们也要观察，这个城市的规则，别拿一个村里那套来用’。我心里想，谁想拿我们村那套？我们也在现代化呀。”她叹了一口气，然后加一句：“她给我出了一张居住证明。”她把居住证明递给我，我拿着看，几行字，盖章红鲜。我突然觉得这个小小的章有点美，它确保我们被看见。
孩子报名截止前，我们把所有材料齐了。周玲打电话跟她一个朋友确认：“民办今年取消摇号了吧？不，还是摇。公办对口你们是第二档……好吧，投档，我们看。”她在电话那头像在炒菜。报名系统最后一个界面是“确认提交”，她点了一下，我在旁边看那个按钮变灰，心里想：人生里你按多少次“确认提交”，你也认了那些不可更改。
我在家当了一阵“家政总监”，管理洗衣、烘干、晒衣，管理垃圾分类——周玲第一次扔垃圾，干垃圾湿垃圾混在一起，我在垃圾桶边上拦住她：“不对，你看这个，骨头是干垃圾，剩菜是湿垃圾，餐巾纸是干垃圾……”她看我像看一个考古学家：“你们这城市把垃圾也分阶层。”我笑：“是啊。”她学得很快，她把一个旧牙刷用来刷小孩子的鞋底，干干净净，我心里突然觉得，我们之间有某种东西在交换，我教她垃圾，她教我生活。
唐经理提醒我：“水电费这个月波动大。”我心里一惊，打开小区APP看数字，果然比上个月多了三百。我想说什么，周玲抢着递给我现金：“我们说了我们承担。”她递的时候，一叠钞票，不是很厚，但是很稳。阿琪在旁边看我，这目光让我缩回那句“算了”，我不再说嘴硬的话。阿琪后来跟我说：“你知道吗，你想做好人，但有时候你做的其实是坏规则，这世界规则已经很容易偏了，我们不要再偏。”她说这话的时候凑近我的耳朵，我看见她耳朵边一点点的细绒毛。
一个暴雨的晚上，小区道路像被水擦了一遍，车灯之间是银线。电闪了一下，我听见姚明的广告从楼下小超市传来，什么热水器。我站在窗边，玻璃上挂满水珠。孩子们睡了，哥哥在阳台点了一根烟，他跟我说：“你来我们仓库吗？”我踩在拖鞋里：“再等等。我想……想试着做一点我自己喜欢的。”他笑：“写稿子？”我说：“嗯。”他笑得像一个人的牙齿拥有う光：“你这小子从小就会写作文，得了三好学生。”我叹：“那是系统给的。现在系统给我们的叫‘N+1’。”我们这样聊，烟味在阳台和客厅之间打了一个圈，我突然觉得陌生和熟悉的东西一起撞在了同一头。
中间有一天我们去黄兴公园，对面那家馄饨店很有名，老板娘看我们带两个孩子进来，笑：“这么热闹啊。儿童加一个鸡蛋的。”周玲把她的头发扎得紧紧的，她只咬馄饨的边，不吃里面的肉。她说：“我小时候我们家穷，我妈煮馄饨，她把馅留给外来客，我们只吃皮。”她说话时眼神只是平平如水，淡淡的。我突然想起她刚来的时候的锋利，锋利背后其实有一段馄饨边缘。阿琪看着她，抿嘴：“你现在可以吃馅了。”她笑，“我不习惯。”我们吃完馄饨，走到公园里，孩子在雕塑前面追鸽子，鸽子飞起又落下，周围的老人看我们，脸上是微微的喜悦。阿琪把手伸到背后，摸了一下我的手，我摸到了，她说：“你还是写吧。我今天看了一个征文比赛。”我说：“谁玩这个？”她说：“你呀。”我笑出声，笑声被鸽子吓到，飞起来又落下。
入学消息公布的一天，周玲几乎把手机按碎，她刷论坛，她加群，她问：“你们周围都有孩子这年的吗？”邻居徐先生五十来岁IT，他说：“我们家的大宝已经上初中了哦，当年也是麻烦，最后嘛，靠关系。”周玲翻白眼：“我最讨厌这个词。”周五下午六点，全市入学结果出。第一条消息是，小莫被分到我们学区内的一所公办学校，条件是提供居住证、居住证明、父母社保、孩子随父材料。周玲当场跳起来：“耶！”她猛一转身抱住阿琪，阿琪被她抱得差点跌倒，她笑：“我还能拥抱你？”我们笑，真的笑。悠悠还没到学那个阶段，她看不懂我们的狂欢，她把她的小猪鼻子拿下来塞到小莫鼻子里，小莫躲开，她喊：“不要。”快乐在空气里像爆米花，啪啪响。
这之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跑证件：居住证有了，居住证明有了，社保缴费单打印，婚姻证明复印，孩子接种证复印，身份证复印；派出所陈警官把随父材料审核，盖章；居委会王阿姨看我们的资料，点头：“可以。”她看着周玲，微笑：“你是个狠人。”周玲笑：“我是不服输的人。”王阿姨点头：“不服输的人这城市适合你。”我在旁边，突然觉得这一段旅程像一个小戏剧，登场、冲突、解决。
这时候我也开始面试。我穿着一件衬衫，拿着一个薄薄的简历，不加修饰。面试官问我：“为什么离职？”我说：“裁员。”他点头：“人人都会面对。我问你产品方向是偏ToC还是ToB？”我说：“混合。”他看我，“混合在我们公司里是难的。”我说：“但人生是混合的。”他笑，“你会说话。”我心里哂笑，像自己给自己拍了一下。面试结束后我拿着手机看阿琪发来的消息：“晚饭烧茄子。”我立刻觉得世界没那么硬。
归家那天，我们正好在电梯碰到了唐经理，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最近小区里最近哭声少了。”他说这句像在夸我的家政管理。我说：“那是因为我们学会了哄。”他笑，“你们家小孩还在电梯里贴贴纸，我出于公德心撕了。”我转身看周玲，周玲笑，“他爱贴。”我看唐经理，“我们在家贴。”唐经理点头，“家里贴一本书，我给你们拿宣传册，贴个‘垃圾分类小知识’。”我被他逗笑，“好的。”
嫂子住进来是为了过度，她把我们的房子当中间站，而我以为中间站是短暂的。但中间站的时间不总按照你把那本细则行走设定端正。某一个夜晚，周玲突然敲我书房门，她站在门口，手在门框上划了一下，像在找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我们在找附近的房子。”我说：“嗯？”她低头笑了一下，“你们毕竟要过你们的两人生活。我们现在差不多，把材料跑完了，孩子也定了学校。还有两个月入学，我们搬到那边去方便一点，每天上下学看着，免得麻烦你们。”我喉咙里有一个小小的“谢谢”，但我没有说，我说：“好的。”
她去看了一个在延吉新村的一室，一室半，三十七平，老房子，窗户的护栏还是铁的。她说：“房东好说话。”她抱着悠悠对着窗户看，“日照好。”我陪她去看房，我看着楼梯，楼梯扶手晃，还不锈钢。我问：“安全吗？”她说：“我们不贵，你们别挑剔。”我们笑。我想起我的十二百万房子，想起这种差距，我突然觉得，我们的关系不是钱能衡量的，但钱确实在测量我们。
临近她们搬出去的那一天，哥哥买了两箱牛奶和一箱水果，傍晚快递到，我站在门口签到。周玲对阿琪说：“谢谢。好女人。”阿琪说：“我们都是。”周玲拉着我的手，特别用力：“我这个人说话不圆滑，但我心里不坏。我来住那么久你也没赶我走……舅舅，你是善良。”我不好意思，“别夸我，我也有想赶你走的时候。”她哈哈一笑，“你承认就好，太诚实。”我们笑成一个段子。但其实那段日子里我确实几次把话堵在喉咙，我是低头捡起一个又一个油点。
孩子们在最后一天晚上在我们的客厅画了一张画，画的是一个房子，房子上面写着字：“家。”小莫把蠟筆按了一下，他问我：“舅舅，我们以后还来吗？”我说：“你去上学以后，放学可以过来。”他问：“我们住在那边的小房子也叫家吗？”我说：“只要有你们的东西就是家。”他歪头看悠悠，“那我的蛇皮袋就是东西吗？”我笑，“是。但是你不要把蛇皮袋放在床上。”他笑，笑的时候把脚从凳子上抬起来，脚底的灰在灯光里星星点点。
他们搬出去的当天，唐经理在门口帮他们搬行李，他提着那张黄色的小桌子，笑：“你们家的国移走了。”周玲拍拍他的肩膀：“国中还在。”她的玩笑我没听懂，她在重复“搬迁”的隐喻。她与阿琪拥抱了一下，我跟哥哥抱了一下，两个男人的拥抱在我们这个年代显得有点笨，我们拍了拍背。孩子跑在前面，小莫拉着我的手，“舅舅，给你。”他塞给我一个小石子，石子在我手心凉凉的，我把石子放在阳台的花盆里，说：“它在看你。”
房子终于归于一种安静，安静里有一种新的空白。阿琪在厨房做饭，她开始放音乐，音乐是轻轻的民谣，唱着“我们一起去巴黎”，我说：“太远了。”她说：“我没有想去，我只想你听。”我坐在沙发上，看窗外，窗外的光不再被跑动的孩子打碎。我突然有一点失落，这是没有争吵的失落。阿琪看我，“你是不是想念他们？”我被她问中，我笑：“是，奇怪不？”她摇头，“不奇怪，人是有对方的小窍门。”
面试的消息后来也有了，我去了一家小公司做产品，不是大平台，但有自由。工资不高，但有基本。老板是一个四十多岁男人，他看我说：“你这个人，水和火都有。”我笑，“我是复合材料。”他笑，“复合材料成本高。”我说：“耐用。”我们这样打趣，也就算是给自己找一点轻松。
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周玲在我们家附近超市遇到了阿琪，打电话给我：“你过来！”我跑过去，看到她站在蔬菜区，手里拿着一把香菜，她剪了香菜根，香菜香味很浓。我到时候，她说：“我们办好了
。”我愣了一下，“什么？”她举起她的手机，画面上是两个孩子的入学通知，她说：“我们正式拿到名额了。谢谢。”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里有水，但不是哭，是一种清澈。我觉得王阿姨在那一刻也在某处微笑。
我们一家还有他们一家一起去黄兴公园跑步，孩子在前面撒开腿像小马，哥哥在后面追，周玲一边跑一边骂：“你慢一点！”她笑，她的笑跟刚来时不一样，那时的笑像一块玻璃，现在的笑像一块木板，温暖而有纹路。
跳到一个普通的下午，阿琪在客厅上放了一个新的地毯，灰色，毛绒绒。她坐在地上，抛了一颗橙子到我怀里，橙子很甜。她说：“我们也要生一个吧。”我：“啊？”她笑，我知道她讲这句话不会是在开玩笑。她说：“我们房子要被孩子用过。”我看着白墙，想起那个被刷掉的小太阳。我急忙说：“我们可以给小太阳留一个角。”她笑，“角可以再画。”她把头靠在我的肩膀，“我们不是孤独的两人，我们是一个可以不断提升人口的单位。”她喜欢把生活说成单位，我说：“你是一个单位的CEO。”她轻轻打我一下，“秘书。”
生活继续在那种增减之间。黄昏里我看见楼下的一对老人牵手过街，红绿灯在他们头顶闪，一闪一闪，他们像在享受四季。唐经理在门岗跟我挥手：“最近邻里关系不错。”我说：“我们也不错。”他笑：“你们那时候住了人，你们抱怨得少，你这个人有点耐心。”我耸肩：“我只是没说出口。”他笑，“那你是一个道德的高手。”我拍他肩：“你也是。”
孩子们现在在我们附近的小学校上学，有一次放学他们来我家喝水，悠悠把她的小猪鼻子塞到阿琪手里说：“阿姨，我的鼻子坏了。”阿琪把它拼好，她用线缠了一圈，再打了一个小结，说：“不容易掉。”悠悠看阿琪，一脸光：“你真厉害。”阿琪不骄，“老护士。”小莫拿着我的一个小工具，扳来扳去，“舅舅，你这个叫什么？”我说：“螺丝刀。”他眨眼：“我也要一个。”我给他一个小螺丝刀，他开心得不得了，他在我家拆灯罩，我喊：“喂！”他把螺丝刀放下，“我开玩笑。”
我偶尔想起那个十二百万，那个数字像一个大石头，压在我心头。可奇怪的是那石头变轻了，我不只是一个账户的操作者，我也是一个家的人。我每天早上把钥匙放至右口袋，我每天晚上把垃圾分好，我在两个孩子住过的房子里把一些东西还原，我把他们的画贴在一个相框里，那个小太阳也被换成了一个圆。周玲现在偶尔给我发微信：“哥，你那边有快递帮我收一下？”我回复：“好。”她回复一个大拇指带火焰。我偶尔看到她朋友圈，她拍自己笑，背后是延吉新村的白墙，她白墙有剥落，但她笑很完整。
有支假期，我们去了一次崇明岛，租了一辆骑行车，阿琪坐前面，我坐后面，我说：“这车不稳。”她转头笑：“你是稳的人。”她把脸晒了一天，晚上红成一个番茄。我涂了她脸上的芦荟胶，她像一个小孩，叫：“凉。”我说：“凉是好。”她两手撑住我的胸，把头靠在我的肩膀，身体的重量分配得刚刚好。我闭上眼睛，听到风吹过树叶，我想，房子、户口、孩子、工作，这一切像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在一个系统里最重要的不过是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到彼此对方的脚步。
那年冬天，王阿姨终于在群里发了一条：“小区治理优秀户名单，恭喜林一鸣家稳定！”我一看，笑出声。我把这条信息给周玲看，她发来一个大笑的表情，“你们居委会真会搞活动。”她又发了几个小人跳舞，我回复：“你也稳定了。”她：“当然。”她发了她家的一张照片，墙上挂了孩子的奖状，居然认真地贴了整齐，我知道，她在我的房子里学会了贴东西。
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这段时间，我在开头写：“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买的是一个空间，但其实我们买的是时间。我们用一个门牌号收集家庭里的每一种情绪，这些情绪像一条路，带我们去一个更大的城市，或者回到更小的村庄。”我在结尾写：“‘人户一致’其实不是一个政策，它是一种姿态：我们让人的心和人的位置尽量一致，这样走路的时候就不累。”我把这篇文章发给了一个不太大的公众号，编辑回我：“写得细，像在摸一条鱼。”我笑，“我爱摸鱼。”
后记是某一个晚上，我在窗边看月亮，月亮有一个灰色的斑，像一个抹掉的印。阿琪走过来，披着她的毯子，问我：“你在想什么？”我说：“在想一个词：域。”她问：“什么域？”我说：“领域、家域、社域。”她笑，“你能不能少一点幻想，多一点把碗从水里捞出来。”我笑，走到厨房，把碗捞出来。水从碗上滑下来，被灯照了一下，像一条轻轻的河。我们站在这种河边，听到了远处孩子的笑声，我知道那是她们家的溪流，我们的也开始流。我知道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的户口都是某种形式的纸，可纸上那两个字，是“家”。而我们就是在纸上写字的人，写着写着，我们就学会了温柔，也学会了坚持。
隔了几天，哥哥打电话给我：“林一鸣，你这个名字我突然觉得很好听。”我笑：“你喝酒了？”他应：“没有。我只是突然觉得，在一个被数字统治的城市里，名字是一个很贵的东西。”我答：“我们慢慢配得上我们的名字。”我们都笑了，电话那头有小莫在背诵乘法表，“七八五十六”，我纠正：“七八五十六对。”他纠正：“我也知道。”然后又喊，“舅舅！你什么时候给我买那个螺丝钉车？”我笑，“你先考一个百测分。”他问：“什么是百测分？”我说：“就是你做到百分百不拆家。”他哀嚎：“这怎么可能！”我们都在客厅笑，笑到阿琪在厨房问：“又叫什么？”我说：“考百测分。”她拎出一盘水果，放在桌上：“那我给悠悠颁发一个‘鼻子修复奖’。”悠悠伸手去拿葡萄，她笑，笑声清脆，像早晨窗外一群鸟。
搬家那天的石子，在阳台的花盆里吸收了很多夜露，变得圆滑，它在盆里安静，像一个小小的世界。那天地铁里有一个人背着一大包我看着他上车，车厢里的空气像一个薄薄的海。我觉得世界也许没有那么难，我把头靠在窗上，看玻璃外面路灯一盏一盏，我想到这几年，我在上海买了一套一千二百万的房子，嫂子带着两个娃住进来：给孩子上户口——这个句子放在我的故事开头，我现在在结尾把它读一遍，它不再是一个吐槽，它是一个已经走过的路。路上有脚印，有我们家的，有他们家的，有一个叫王阿姨的人的，还有一个叫唐经理的人的。脚印在雨后会淡下去，但从来不会消失。我们走的每一步，都量出了一家人的宽度。我们也知道了什么叫兑现：不是签字，不是盖章，是你在一个夜里帮一个小孩把他的小猪鼻子缝好，是你在一个暴雨的夜里一起吃馄饨，是你在一个明亮的早晨把垃圾分好，是你愿意在一个陌生人面前笑着说一句“我们家还好”。
这个词，叫“家”。我站在窗边，把窗关上，屋里亮了灯，灯里有我们。我们还会有下一个故事，可能是孩子在我们家的墙上再画一个太阳，可能是阿琪在阴雨天做了一盘茄子，可能是我一个新的产品上线失败了又调试，可能是周玲又在群里发一条多余的表情。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生活。它不完美，时常杂乱，但它真诚，像我们。它不需要装饰，我们只要对它说：“你礼貌吗？”它笑：“我勉强礼貌。”我们笑，“好。”然后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