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来，我国城市地区实行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活力的户籍改革。到目前为止，许多省份的城镇户籍已完全放开，主要有：取消全省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统一户口登记制度；城市落户渠道非城镇户籍人口更加畅通，条件和成本较低；实施居留证制度，尽可能保障城市流动人口的基本权利，与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相适应；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特别是推进“三权”权利确认工作，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些与户籍有关的改革，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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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户籍制度改革取得如此大进展的情况下，下一步更加重要的是明确与户籍改革有关的任务。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相关改革。

&首先，需要进一步改善城市间户籍造成的人力资源扭曲，特别是在大城市地区。

&我国实行户籍制度开放的总方向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在大力推进户籍改革的背景下，大城市户籍开放仍然有限。这也使移民在大城市地区更难获得户籍，甚至造成人口排斥。对于即将接受教育的有子女的移民来说，由于这类户籍福利不自由化而使人口被排除在外的现象更加明显。由于大城市具有较强的集聚效应，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可以促进就业匹配的质量，提高生产力、提高收入、创新和经济繁荣，工人和儿童也可以更好地培育自己的人力资本，这对宏观和微观的长期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些人口流动的正外部性原则上需要补贴和更好的供应来满足需求，但目前的政策似乎适得其反，产生了负面影响。目前，在一些大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外来人士的购房、购车限制和教育限制，都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萧条，这可以说是双方输家的结果。大城市人口聚集仍然是当今世界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违反这一法律，否则将付出代价。

&在大城市户籍改革中，笔者的观点更为明确。也就是说，要进一步放开大城市户籍限制，采取市场化手段满足公共资源需求，采用税收机制减少拥堵等负面影响。

&城镇户籍总体改革进展迅速，农村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由于“三地”的特殊所有制和社会功能长期没有开放市场，城市资本难以更大程度地流入农村，使农民难以完全实现其产权。在土地制度方面，虽然近几年来促进了耕地的权利确认和流转，但宅基地的发展速度相对较小，但中央制度文件往往滞后于地方改革实践，使得地方良好做法难以迅速推广，甚至阻碍了良好制度的推广。以耕地为例，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多项耕地联合存量试验，这对解放劳动力，提高土地集中管理和效率有着明显的帮助。但是，这一实践中所涉及的土地权利和资格权利的调整并没有明确的制度。入境和出境仍然是在原土地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缺乏统一的促进政策。这可能会阻止其他地区效仿。土地承包法强调的不放弃土地作为落户城镇的条件，增加人口、减少土地而不增加土地的措施，不利于应对人口分布的变化，是对灵活的土地产权市场本质的一种抑制。近年来，耕地和宅基地三权配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土地市场的复杂性，不利于规模化经营和灵活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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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土地市场方面，现行的改革措施只改善了管理模式，没有触及根本问题。作者在这方面的建议是降低土地权利的复杂性，将“三权”减为“两权”，即取消中间承包权和资格权，并及时促进股份化和更广泛的流通。

&三是城市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

&即使大部分城市福利已经向流动人口开放，但由于以下原因，流动人口很难完全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人”，并实现完全城市化：第一，传统思维，尤其是老年农民工，仍然习惯于被视为农村人口，但作为城市的过路人，很难适应城市的长期生活，愿意长期居住在落户城市；第二，原始资产的缺乏使住房和其他方面难以像城市人那样体面地生活，因此他们不愿意融入城市，长期呆在城市里。第三，社会网络的缺乏使流动人口难以在城市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和发展。也存在着农村土地综合体，使得落户城市今后不愿失去农村资产，没有落户城市仍会受到一些福利限制，如福利保障不足、儿童教育不能进入最合适的学校等。

&要使流动人口充分融入城市，完成健康的城市化进程，就需要解决上述问题，而改变习惯和最初的资源劣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往往要花上几代人的时间。在这方面，作者建议在城市提供更公平的福利保障，鼓励家庭移民，增加教育资源和其他公共物品的供应。此外，城市改革与农村土地改革之间的联系也是相互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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