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根生，我们村叫靠山屯。
顾名思义，屯子就靠着大山。
山把我们和外面的世界隔开了，也把我们和富裕隔开了。
1988年，我二十岁，除了有一膀子力气，啥也没有。
家里一间半泥坯房，一个常年咳嗽的老娘，还有二亩薄田。
村里人都说，我这条件，能娶上媳妇，得等下辈子。
我也这么觉得。
所以当村长，也就是我三大爷，叼着烟袋锅子，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跟我娘说：“嫂子，给你家根生说了个媳妇”的时候。
我娘手里的苞米粒撒了一地。
我正在院里劈柴，斧子差点砍自己脚上。
“啥？”我娘以为自己听岔了，哆哆嗦嗦地问。
三大爷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吐出一口浓烟。
“上海来的女知青，叫文静。”
上海。
女知青。
这两个词砸在我脑子里，嗡嗡响。
那是什么概念？那是画报上的人，是收音机里说普通话的人。
跟我们这些刨土坷垃的，根本不是一个物种。
我娘激动得脸都红了，嘴唇哆嗦着：“三大爷，这……这咋回事啊？人家上海姑娘，能看上我们家？”
“啥看上看不上的。”三大-爷摆摆手，一脸理所当然，“上面分下来的，总得有个安置。分到咱们村，就得在咱们村落户。她一个单身女青年，无亲无故，总不能让她一个人单过吧？我寻思着，根生这孩子，人老实，能干活，配她正好。”
我听明白了。
这不是说媒，这是摊派。
像分化肥，分种子一样，把一个大活人，分给了我。
我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
有点天上掉馅饼的窃喜，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憋闷和羞辱。
好像我李根生，不靠着这种“摊派”，就永远不配有媳-妇。
“她人呢？”我闷声问了一句。
“在村部住着呢，你去看看？”三大爷斜眼看我。
我把斧子往木桩上一插，没说话，算是默许了。
去村部的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脚下的土路，我走了二十年，头一次觉得这么长。
路边的野花，头一次觉得这么刺眼。
村部就是三间大瓦房，门口站着几个看热闹的半大小子。
看见我来，他们都挤眉弄眼地笑，那笑声像锥子一样扎我耳朵。
我推开门。
屋里光线有点暗，一股子纸张和墨水的味道。
她就坐在窗边的一张旧桌子旁。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衬衫，两条辫子乌黑发亮，垂在胸前。
她正在看一本书，手指细长，翻书的动作很轻。
听见门响，她抬起头。
她的脸很白，是那种我们村里女人暴晒一年也养不出来的白。
眼睛很大，很亮，像山里的泉水。
看到我，她的眼神里有一丝惊慌，但很快就镇定下来，冲我点了点头。
我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活了二十年，我跟我们村的姑娘说话都脸红，更别说这种“上海来的”。
三大爷跟了进来，打破了尴尬。
“文静啊，这就是李根生，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了。”
他又指着我，语气带着命令：“根生，叫人啊。”
我喉咙发干。
“我……我叫李根生。”
憋了半天，就憋出这么一句。
她站了起来，个子比我想象的要高，只比我矮半个头。
“你好，我叫文静。”
她的声音很好听，像收音机里广播员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清清楚楚。
没有我们这的口音。
那天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
脑子里全是她那张白净的脸，和那双清澈的眼睛。
我娘拉着我，问东问西。
“俊不俊？白不白？跟你说话了没？”
我含糊地“嗯”了几声。
心里却在想，这么个仙女似的人，要跟我这个泥腿子过一辈子。
她愿意吗？
她图啥呢？
婚礼办得很简单。
杀了一头猪，请了全村人。
院子里摆了十几张桌子，闹哄哄的。
男人们划拳喝酒，女人们嗑着瓜子说闲话。
“根生这小子，真是祖坟冒青烟了。”
“可不是嘛，白捡一个上海媳妇。”
“就是不知道那身子骨，能不能下地干活。”
“城里姑娘，金贵着呢，怕是连灶台都摸不着吧？”
这些话，一字不落地飘进我耳朵里。
我一杯接一杯地灌着苞谷酒，脸烧得厉害，也不知道是羞的，还是醉的。
文静穿着一件红色的确良衬衫，是她自己带来的。
那红色，衬得她脸更白了。
她就安静地坐在炕上，任由村里的媳妇大娘们围着看。
像看一个稀罕物件。
她不说话，只是偶尔扯动一下嘴角，算是笑了。
我能感觉到，那笑意，根本没到她眼睛里。
她眼睛里，是一片我看不懂的，遥远的东西。
闹到半夜，客人才散。
我娘把一盆热水放在地上，喜滋滋地说：“根生，快给文静洗洗脚，早点歇着。”
说完，她就带上门出去了，还特意在外面把门给别上了。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只剩下我粗重的呼吸声，和炕上油灯“噼啪”的爆灯花声。
我看着那盆热水，热气氤氲。
又看看坐在炕沿边，低着头的文静。
她穿着那件红衬衫，显得那么单薄。
我心里那点酒劲，混着一种莫名的燥热，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这是我媳妇。
今天晚上，她就是我的人了。
村里结了婚的男人，都是这么干的。
我走过去，蹲下身，想去脱她的鞋。
我的手又黑又糙，上面全是老茧和裂口。
她的脚上，是一双干净的白袜子。
我的手刚碰到她的脚踝，她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猛地缩了回去。
“别！”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我愣住了，蹲在那里，手悬在半空。
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
油灯的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又长又丑，投在泥墙上。
我心里的那股邪火，一下子就变成了恼怒。
咋的？
嫌我脏？
你是金枝玉叶，我是烂泥扶不上墙？
现在你是我的媳-妇，装什么清高！
我站起来，借着酒劲，粗声粗气地说：“你是我媳妇，我碰一下怎么了？”
她也站了起来，直视着我。
她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吓人。
“李根生，我们能谈谈吗？”
谈谈？
新婚之夜，不干正事，谈谈？
我冷笑一声：“有啥好谈的？你是上面分给我的，我是你男人，这就够了。”
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太混蛋了。
太伤人了。
我看到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嘴唇都在发抖。
眼圈，也红了。
但她没哭。
她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在用尽全身的力气压抑着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重新开口，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李根生，我知道，在你眼里，在你娘眼里，在全村人眼里，我就是一件东西。”
“一件上面分下来，用来给你们家传宗接代的工具。”
“我反抗不了，也改变不了。”
她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和蛮横，在她平静的话语面前，瞬间土崩瓦解。
“但是，”她话锋一转，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
“换……换什么方式？”我结结巴巴地问。
她转身，从她带来的一个小木箱子里，拿出了一样东西。
是一本崭新的书，还有一个用纸包着的东西。
她把东西放到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包。
里面是一支铅笔，和一个小小的卷笔刀。
在昏黄的油灯下，那支崭新的绿杆铅笔，闪着光。
她把书推到我面前。
“李根生，我教你认字吧。”
我彻底懵了。
我看着桌上的书和铅笔，又看看她。
我以为我出现了幻觉。
新婚之夜，我媳妇，一个上海来的女知青，不让我上炕，却要教我认字？
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这是羞辱我吗？
是嫌我一个字不识，配不上她吗？
一股巨大的屈辱感涌上心头。
我感觉自己的脸，比刚才喝了半斤苞谷酒还要烫。
我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油灯都跳了一下。
“我不学！”我吼道，“老子天生就是刨土的命，认字有啥用？能当饭吃？”
她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但没有退缩。
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嘲笑，没有鄙夷，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悲伤？
还有一丝固执。
“能。”她说。
“认字，能让你看到山外面的世界。”
“能让你知道，人活着，不只是为了吃饱饭。”
“能让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山外面的世界？
不一样的人？
这些话对我来说，太遥远了，太虚无缥缈了。
我只知道，明天我还要下地，挣工分，养活我娘，养活这个家。
认字？能让地里的庄稼多长一斤吗？
“我不想成为不一样的人！”我粗暴地打断她，“我就想当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娶媳妇，生娃，过日子！”
“那你想一辈子都这样吗？”她忽然提高了声音，情绪也激动起来，“一辈子被困在这座大山里？一辈子让别人告诉你该怎么活？一辈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我心口上。
是啊。
我叫李根生。
可这两个字，我只会说，不会写。
每次领救济粮，按手印的时候，看着人家在名字后面潇洒地签上大名，而我只能伸出沾着泥巴的大拇指，在那红色的印泥上使劲一按……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是一种被剥得精光，暴露在众人面前的羞耻。
我沉默了。
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油灯的火苗，在静静地燃烧，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摇曳不定。
她看着我，眼神慢慢软了下来。
她走到我身边，拿起我的手。
我的手又大又糙，布满了老茧。
她的手又小又软，带着一丝凉意。
她用她的手指，在我的手心里，一笔一划地写着。
“这是‘李’，木子李。”
“这是‘根’，树根的根。”
“这是‘生’，生命的生。”
她的指尖划过我粗糙的掌心，痒痒的，像有电流穿过。
我浑身一僵，想把手抽回来，但又舍不得。
那是一种我从未有过的感觉。
她写得很慢，很认真。
仿佛在雕琢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李根生。”她轻声念着我的名字，“你的名字，很好听。”
我的鼻子，突然有点酸。
活了二十年，第一次有人说，我的名字好听。
第一次有人，这么郑重地，把我的名字写在我的手心里。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堵墙，好像裂开了一条缝。
我看着她近在咫尺的脸，看着她认真的眼神，看着她微微颤动的睫毛。
我心里的那些愤怒、屈辱、燥热，都像被一场春雨浇过，慢慢地熄灭了。
我
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好……我学。”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
白天，我是李根生，靠山屯一个普通的庄稼汉。
下地，喂猪，劈柴，干所有男人该干的活。
她是文静，李根生的上海媳妇。
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学着干所有媳妇该干的活。
我们很少说话。
我干我的，她干她的。
我娘看着我们，总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
村里人更是议论纷纷。
“看见没，那俩人跟陌生人似的。”
“肯定是那城里姑娘瞧不上根生。”
“早晚得跑。”
我听着这些话，心里憋着一股劲。
跑？
我李根生，还能让她跑了？
到了晚上，等我娘睡下。
我们那间小小的西屋，就变成了我们的课堂。
她点上油灯，拿出那本书和铅笔。
那本书，是一年级的小学语文课本。
“今天，我们学拼音。”
“a、o、e……”
她教得很耐心。
我的舌头却像打了结，怎么也发不准那些音。
“是‘e’，不是‘饿’。”她一遍遍地纠正我。
我急得满头大汗，一张脸涨得通红。
“不学了！什么玩意儿！”我把铅笔一摔。
她也不生气，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李根生，你下地插秧的时候，第一天就能插得又快又直吗？”
我愣住了。
当然不能。
我刚学插秧那会儿，腰弯得像虾米，插得歪七扭八，没少被我爹骂。
“学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道理。”她说，“一开始都会很难，但只要你坚持下去，总会学会的。”
她捡起铅笔，重新塞到我手里。
“我们再来一次。”
她的手，无意中碰到了我的手。
很凉。
我看着她，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脸显得有些苍白，但眼神却异常坚定。
我心里那点烦躁，又被压了下去。
我重新拿起铅笔，像个小学生一样，跟着她念。
“a、o、e……”
日子就在这“白天是夫妻，晚上是师生”的奇怪模式里，一天天过去。
我学会了拼音，开始学认字。
第一个学会写的，是我的名字，“李根生”。
当我在一张破练习本上，歪歪扭扭地写出这三个字时，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激动。
我拿着本子，冲到院子里，借着月光，翻来覆去地看。
这三个字，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怎么看怎么亲切。
文静也变了。
她不再是那个刚来时，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
她的手，也开始变得粗糙。
她学会了用大铁锅做饭，虽然有时候会烧糊。
她学会了喂猪，虽然每次都捏着鼻子。
她甚至试着跟我下地，虽然没待半天，就被太阳晒得中了暑。
我背着她回家的时候，她趴在我背上，很轻。
“我是不是很没用？”她在我耳边小声说。
“城里人，干不了这个。”我闷声说。
心里却有点心疼。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让她下地了。
地里的活，我一个人全包了。
我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到天黑才回家。
村里人都说，李根生娶了媳妇，跟变了个人似的，干活都不要命了。
他们不知道，我这么拼命，只是想让她在家里，能轻松一点。
能有多一点的时间，教我认字。
我识的字越来越多。
从“天、地、人”，到“太阳、月亮、星星”。
从课本，到我能找到的任何一张带字的纸。
化肥袋子上的说明，旧报纸上的新闻，香烟盒上的牌子……
世界，在我眼前，一点点地打开了。
我开始知道，我们靠山屯，只是中国地图上一个微不足道的点。
山外面，有叫北京的城市，有叫长江的河流。
有叫“改革开放”的大事正在发生。
我跟文静的话，也多了起来。
不再是简单的“吃饭”、“睡觉”。
我们会讨论报纸上的新闻。
“这个‘个体户’，是啥意思？”
“就是自己做买卖的人，不用给公家干活。”
我们会聊起她的家乡，上海。
“上海真的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吗？”
“嗯，还有黄浦江，晚上江边的灯，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她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睛里会闪着光。
但很快，那光又会黯淡下去。
我知道，她想家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学完字，她突然问我：“李根生，你……恨我吗？”
我愣住了。
“为啥要恨你？”
“因为我，你成了全村的笑话。”她说，声音很低，“他们都说，你娶了个媳妇，连炕都上不去，是个。”
村里的风言风语，我当然知道。
那些男人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和嘲讽。
每次在村口碰到，他们都会拍着我的肩膀，挤眉弄眼地说：“根生，加把劲啊，别让你媳妇跑了。”
说实话，我心里不憋屈吗？
憋屈。
我是个正常的男人，我也有需求。
尤其是在夜深人静，听着隔壁人家传来的动静时，心里就像有猫在抓。
但我看着眼前的文静。
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脸，和那双依旧清澈，却藏着忧愁的眼睛。
我心里的那点憋屈，就变成了别的东西。
“让他们说去。”我把头转向一边，不敢看她，“我不在乎。”
“你真的不在乎吗？”她追问。
我猛地转回头，盯着她的眼睛。
“我不在乎！”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李根生，要是连这点闲话都扛不住，还算什么男人！”
吼完，我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挠了挠头，小声说：“再说了，我现在……觉得认字挺有意思的。”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笑了。
不是那种扯动嘴角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眼睛弯成了月牙的笑。
她一笑，好像整个屋子都亮了。
“李根生，”她说，“你是个好人。”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翻来覆去，脑子里都是她那句“你是个好人”，和她那个像月牙一样的笑。
我第一次觉得，娶了这么个媳妇，或许不是一件坏事。
秋收的时候，出事了。
村里的二愣子，仗着他爹是村会计，平时就横行霸道。
他早就对文静不怀好意，明里暗里说过好几次荤话。
我警告过他几次，他嘴上答应，眼神却不老实。
那天，我去镇上交公粮，要第二天才能回来。
家里就剩文静和我娘。
晚上，二愣子喝多了酒，竟然摸到了我家。
他一脚踹开门，嘴里不干不净地嚷嚷：“小美人，你男人不在，哥哥我来陪陪你！”
我娘吓得瘫在地上，话都说不出来。
文静挡在炕前，手里拿着一把剪刀。
“你滚出去！不然我报警了！”
“报警？”二愣子哈哈大笑，“这深山沟里，你上哪报警？天王老子来了，今天也救不了你！”
说着，他就扑了上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回来了。
我本来应该在镇上住一晚的。
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于是连夜借了头毛驴，赶了三十里山路回来。
刚到村口，就听见我家的狗在狂叫。
我心里一沉，扔下毛驴就往家跑。
一进院子，就看到那扇被踹开的门。
我脑子“嗡”的一声，血一下子全涌了上头。
我冲进屋里，正好看到二愣子要去抓文静的衣服。
文静用剪刀去扎他，却被他一把打开。
“我杀了你！”
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力气，抄起门边的一根扁担，就朝二愣子背上狠狠地抡了过去。
“嗷！”
二愣子一声惨叫，像个破麻袋一样飞了出去，撞在墙上，又滚到地上。
我还不解气，冲上去对着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我打红了眼，什么都忘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打死这个！
是文静抱住了我。
“根生！别打了！会打死人的！”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浑身都在发抖。
我这才清醒过来。
二愣子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满脸是血。
我娘在一旁，已经吓晕了过去。
我看着满屋狼藉，看着吓得脸色惨白的文静。
一股后怕和愤怒，交织在一起。
我走过去，一把将文静搂在怀里。
“别怕，我回来了。”
她在我怀里，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她的眼泪，湿透了我胸口的衣服，烫得我心口发疼。
我抱着她，就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那一刻，我发誓，谁要是再敢欺负她，我豁出这条命，也要跟他拼了。
二愣子没死，但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在床上躺了三个月。
他爹，村会计，闹到了三大爷那里，要让我赔钱，要让我坐牢。
村里人都来看热闹。
大部分人都觉得，我这次闯了大祸。
“为了个女人，把前途都搭进去了，傻不傻？”
“那二愣子家可不好惹。”
我蹲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
心里很乱。
我不后悔打了二愣子，我只后悔没早点回来。
但坐牢……我娘怎么办？文静怎么办？
三大爷把我叫到村部，黑着一张脸。
“根生，你说你，下手怎么没个轻重？”
我没说话。
“现在人家要你去派出所！你说咋办？”
“该咋办就咋办。”我把烟头往地上一扔，“一人做事一人当。”
就在这时，文静进来了。
她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和几张写满了字的纸。
她走到三大爷面前，不卑不亢地说：“三大爷，这件事，错不在李根生。”
“是那个二愣子，半夜闯进我家，意图不轨。李根生是为了保护我，才动手的。这叫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三大爷也愣住了。
文静把手里的纸递过去。
“这是我写的‘情况说明’，上面有我娘的画押。还有，这是二愣子以前骚扰我的证据，村东头的王大妈，村西头的刘婶子，都可以作证。他还曾经……”
文静把自己知道的，听到的，关于二愣子平时在村里做的那些坏事，一件件，一条条，清清楚楚地罗列出来。
有理有据，逻辑分明。
她甚至把《婚姻法》里关于保护妇女权益的条款，都抄了下来。
虽然只是几句，但从她嘴里说出来，就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三大爷拿着那几张纸，越看越心惊。
他没想到，这个平时看起来文文静静的上海姑娘，竟然有这样的胆识和条理。
“这……”三大爷有点不知所措了。
“三大爷，”文静的语气很诚恳，“我们不是要告谁，我们只是想说明事实。如果二愣子家非要闹，那我们就只能把这些东西，交到镇上的派出所，甚至县里的公安局。到时候，谁对谁错，让法律来评判。”
“让法律来评判。”
这句话，在小小的村部里，掷地有声。
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
二愣子家自知理亏，也不敢再闹了。
我不用坐牢，也不用赔钱。
从村部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跟在文静身后，看着她单薄的背影。
心里五味杂陈。
我一个大男人，惹了祸，最后，竟然是靠我媳-妇一张嘴，几张纸，给摆平了。
我感觉自己，既没用，又……骄傲。
这是我媳妇。
能文能武的媳妇。
回到家，我看着她。
“文静，谢谢你。”
她摇了摇头。
“我们是夫妻，不是吗？”
我们是夫妻。
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分量那么重。
我看着她，心里的某个地方，彻底塌陷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拿出课本。
我给她打了一盆热水，端到她面前。
“我给你洗脚。”
她愣住了，想缩回去。
我却抓住了她的脚踝，语气不容置疑。
“别动。”
我脱下她的袜子。
她的脚，很白，很小。
但脚底，却磨出了几个水泡。
我知道，那是她不习惯穿我们这的硬底布鞋，磨出来的。
我把她的脚，轻轻地放进热水里。
水温刚刚好。
我用我粗糙的手，一点点地，揉搓着她的脚。
从脚趾，到脚心，再到脚后跟。
动作笨拙，但很轻柔。
她一直没有说话。
只是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
洗完脚，我用干净的布，把她的脚擦干。
然后，我抬起头，看着她。
“文静，以后，我养你。”
我说得很认真。
不是一句空话。
是我想了一路，下的决心。
我要变得更强大，强大到可以为她遮风挡雨，让她再也不用害怕，再也不用自己拿着剪刀去面对危险。
她的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一滴，一滴，砸在我手背上。
滚烫。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无声地流着泪。
那眼泪里，有委屈，有感
动，有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我有点慌了。
“你……你别哭啊。”
我笨拙地想去给她擦眼泪。
她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然后，她俯下身，吻了我的嘴唇。
她的嘴唇，很软，带着一丝泪水的咸味。
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那里。
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靠近我。
这个吻，很轻，很短。
却像一个开关，打开了我身体里所有被压抑的情感。
那天晚上，油灯没有点亮。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洒在炕上，像一层薄薄的纱。
我终于，真正地拥有了我的妻子。
没有粗暴，没有掠夺。
只有小心翼翼的探索，和笨拙的温柔。
我发现，她的身体，和我一样，在微微颤抖。
原来，她也会紧张，也会害怕。
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她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需要人疼爱的女人。
那一夜，我们成了真正的夫妻。
心与心，再也没有了距离。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白天，我们依然是各忙各的。
但眼神交汇时，会多了一丝笑意。
晚上，我们依然会学习。
但学完字，我会把她搂在怀里，给她讲村里的趣事。
她会靠在我胸口，给我讲上海的弄堂，讲她小时候看的电影。
我识的字越来越多，已经能磕磕巴巴地读完一整张报纸了。
我开始订阅《农民日报》和一些农业技术的杂志。
我发现，原来种地，也不光是靠力气，还要靠科学。
我按照杂志上说的方法，搞起了地膜覆盖，种起了反季节蔬菜。
村里人都笑我瞎折腾。
“祖祖辈辈都这么种地，还能让你玩出花来？”
我不管他们。
文静支持我。
她帮我查资料，做笔记。
我们俩，就像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实验。
第二年春天，当村里人的菜地还是一片空白时，我家的塑料大棚里，黄瓜和西红柿已经挂满了枝头。
我用板车拉到镇上去卖，比市场上的早了一个多月，价格翻了好几倍。
第一天，我就挣了五十多块钱。
我拿着那几张沾着泥土的“大团结”，飞奔回家。
“文静！你看！”
我把钱塞到她手里，像个献宝的孩子。
她数着钱，眼睛里也闪着光。
“根生，我们成功了！”
那天，我们奢侈地割了二斤肉，炒了四个菜。
我娘吃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夸文静有本事。
“我们家是娶了个文曲星回来啊！”
有了钱，我家的日子，肉眼可见地好起来。
我把泥坯房翻新成了砖瓦房。
买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
每天晚上，我家院子里都挤满了看电视的乡亲。
那些曾经嘲笑我的人，看我的眼神，也从嘲讽，变成了羡慕和尊敬。
他们不再叫我“李根生”，而是客客气-气地叫我“根生兄弟”。
他们会来向我请教种大棚菜的技术。
我也不藏私，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他们。
文静说，这叫“共同富裕”。
我不太懂这些大道理。
我只知道，看着乡亲们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心里也高兴。
我以为，好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
直到那封从上海来的信，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信是邮递员送来的。
白色的信封上，写着“文静收”。
字迹很娟秀。
文静看到信的时候，手明显抖了一下。
她拆信的手指，都在颤抖。
我看着她读信，她的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
最后，她拿着信，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
“咋了？”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我家里……平反了。”
我听不懂。
“啥叫平反？”
“就是以前那些不好的事，都过去了。我爸妈，恢复工作了。”
她顿了顿，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他们让我……回去。”
回去。
这两个字，像两座大山，轰然压在我心上。
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
她要走了。
她要回她的上海，回她那个有高楼大厦，有黄浦江的家了。
是啊，她本来就不属于这里。
她是一只凤凰，我们这个小山沟，只是她落难时的一个鸡窝。
现在，风雨过去了，她当然要飞回她自己的梧桐树。
我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
疼得说不出话来。
这几年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闪过。
新婚之夜，她教我认字。
灯下，她为我纠正发音。
她拿着剪刀，勇敢地挡在我娘身前。
她在我怀里，无声地流泪。
她靠在我胸口，给我讲上海的故事……
这一切，都要结束了吗？
我不知道那一天，我是怎么过的。
行尸走肉一般。
村里人很快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风言风语，又起来了。
“我就说吧，城里媳妇靠不住。”
“人家是大学生，能跟咱们土包子过一辈子？”
“根生这下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这些话，比当初说我，还要伤人。
因为这一次，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
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不想回家，不想面对文静。
我怕看到她收拾行李的样子。
我怕她说出那句“我走了”。
最后，是三大爷把我拖回家的。
我一进门，就看到文静坐在灯下。
她面前，放着那个她刚来时带来的小木箱。
箱子打开着。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她果然在收拾东西了。
酒劲上头，一股无名火夹杂着巨大的委屈，冲昏了我的头脑。
我指着她，大吼道：“你走！你现在就走！回你的上海去！我们这小山沟，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我吼得声嘶力竭。
把这几天的所有恐惧、不甘、痛苦，都吼了出来。
文静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等我吼完了，她才慢慢地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李根生，你看看箱子里是什么。”她的声音很平静。
我借着酒意，踉踉跄跄地走过去，往箱子里一看。
我愣住了。
箱子里，不是她的衣服，也不是她的书。
而是一沓沓崭新的练习本，一捆捆的铅笔，还有几本厚厚的字典。
“这是……”我茫然地看着她。
“我托我爸妈，从上海寄来的。”她说，“我想着，光教你一个人不够。村里还有那么多孩子，也该学认字。我想在村里，办个扫盲班，办个夜校。”
“我想让你当老师，你现在，已经可以了。”
我的酒，瞬间醒了一半。
我看着她，看着她清澈的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根生，”她走过来，握住我的手，“我没想过要走。”
“为……为什么？”我声音沙哑地问，“上海不好吗？你爸妈不希望你回去吗？”
“上海很好，我爸妈也很想我。”她说，“可是，这里有你。”
“这里有我们的家，有我们的菜地，有我们一起盖起来的房子。”
“在上海，我只是文教授那个‘历史有问题’的女儿，是一个需要被同情、被安置的符号。”
“可是在这里，我是李根生的媳妇，是孩子们的文老师，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的根，已经扎在这里了。跟你一样，是李根生的‘根’。”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一个一米八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我把她紧紧地，紧紧地搂在怀里，仿佛要把她揉进我的骨血里。
“文静……文静……”
我只会一遍遍地，叫着她的名字。
她抱着我，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傻瓜，哭什么。”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
她告诉我，她回信了。
信上说，她在这边很好，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她说，等过年，她会带我，一起回上海看望父母。
我有点紧张。
“我……我这个样子，去见你爸妈……”
她笑了。
“你什么样子？你是靠自己双手，带着全村人致富的能人。你是我男人，是我孩子的爹。他们会喜欢你的。”
孩子？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我看着她平坦的小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我要当爹了？”
她红着脸，点了点头。
我高兴得在屋里团团转，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一会儿想去给我娘报喜，一会儿又想去杀鸡。
最后，我把她打横抱了起来，在屋里转了好几个圈。
“我要当爹了！我要当爹了！”
她在我怀里笑着，那笑声，是全世界最好听的音乐。
后来，文静真的在村里办起了夜校。
教室，就在我们家新盖的东厢房。
我，李根生，成了夜校的老师之一。
我教大家认字，算术。
文静教大家读报，讲政策。
一开始，来的人不多。
后来，大家发现认了字，真的有用。
能看懂农药说明书，不会买到假货。
能看懂合同，出去卖菜不会被骗。
来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不仅有孩子，还有很多像我当初一样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
我们的小小夜校，成了靠山屯最热闹的地方。
每天晚上，我们家院子里都灯火通明，充满了朗朗的读书声。
那声音，比任何鞭炮声，都让人觉得喜庆，有希望。
再后来，我不再满足于种大棚菜。
我跟文静商量，承包了村后的一片荒山。
我们请来县里的技术员，学习科学种植果树。
我们贷款，买了拖拉机，修了上山的路。
那几年，很苦，很累。
但我们俩，心是在一起的。
看着一棵棵小树苗，在我们的汗水浇灌下，慢慢长大，开花，结果。
那种成就感，是什么都换不来的。
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叫“李思源”。
饮水思源。
希望他永远不要忘记，他的根在哪里。
思源长到五岁的时候，我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水果大王”。
我们的果园，成了县里的示范基地。
靠山屯，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洋楼，很多人家都买了摩托车，甚至拖拉机。
1995年的夏天，我开着新买的北京吉普，载着文静和思源，第一次，踏上了去上海的路。
路修得很好，一天一夜就到了。
上海，真的跟文静说的一样。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霓虹灯比天上的星星还亮。
我看着这一切，心里很震撼，但并不自卑。
因为我知道，我靠自己的双手，也创造了一片属于我的世界。
文静的父母，是大学教授。
他们住在一条安静的弄堂里，房子不大，但很干净，到处都是书。
他们比我想象的要和蔼。
他们没有嫌弃我这个农民女婿，反而对我非常客气和尊重。
岳父大人拉着我的手，看了又看。
“好啊，好啊，我们家文静，没看错人。”
岳母大人拉着文静，眼圈红红的，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在上海住了一个月。
文静带我去了外滩，去了南京路，去了所有她小时候去过的地方。
她像个小女孩一样，挽着我的胳-膊，叽叽喳喳地给我介绍着。
我看着她脸上幸福的笑容，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离开上海的时候，岳父送我到火车站。
他拍着我的肩膀，郑重地说：“根生，文静就交给你了。她是我们唯一的女儿，也是我们的骄傲。”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爸，您放心。”
回到靠山屯，看着连绵起伏的大山，闻着熟悉的泥土气息，我心里无比踏实。
这里，才是我的家。
如今，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思源也大学毕业，回到了村里，用网络，把我们山里的水果，卖到了全国各地。
他说，他要当个“新农人”。
文静的头发，已经有了银丝，但她依然是村里小学的校长，孩子们最爱的文老师。
而我，李根生，还是那个土里土气的庄稼汉。
只是，我每天晚上，都会给文静读报纸。
她会靠在我的肩膀上，静静地听着。
就像很多年前，她教我认字时一样。
有时候，我会想起1988年的那个新婚之夜。
那盏昏黄的油灯，那本崭新的语文课本，和她那句“我教你认字吧”。
我总觉得，那个晚上，她点亮的，不只是一盏灯。
她点亮的，是我整个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