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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杀女婴的行为，一直都是旧中国长期存在、性质极端恶劣的社会问题。

在《韩非子·六反》一文中，不仅出现了“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论述，还将之归咎于“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考虑到今后的利益，从长远利益打算的）”。

我国学界认为，溺杀女婴这一“源远流长”的风气，在清朝以后达到了一个新高峰。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地区的溺杀女婴之风比较猖獗？为什么这些地区会长期存在这一恶劣风气？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1）关于“溺杀女婴”的文献记录

资料显示，早在北宋时期，溺杀女婴的风气就在部分地区较为猖獗。

比如在元丰五年（1082），当时在黄州（湖北黄冈）担任团练副使的苏轼（1037—1101）在致友人、时任鄂州（湖北鄂城）知州朱寿昌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民间杀婴这一陋俗的难以释怀的态度。

据他了解，“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

对于溺婴的过程，他在信中指出：“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对此，他一度表示自己“闻之酸辛，为食不下”。

1）中文资料中的“溺杀女婴”记录

在明朝，以长江中游地区为首的广大地区，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溺杀女婴”的情况，尤以江西最为猖獗。对此，明朝史学家朱国桢（1558—1632）曾言，“江西人最爱溺女”。

到了清朝，溺杀女婴的现象变得更为严重。其中，依然以江西最为令人发指。对此，乾隆本人都心有余悸地表示，“江西向有溺女之风，最为残忍”。

结合各方资料看，在江西地区被溺杀的女婴，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溺杀的做法一直以极端残忍著称。

根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中的记载，有的女婴一出生，要么被接生婆或亲生父母直接按在水盆中淹死，要么被丢入尿桶、井窟或江河中溺死，要么被捣碎的生姜塞住口鼻以后，再用胎盘包紧窒死。

实际上，除了江西以外，在四川、湖南、广东、山东、广西、陕西等省境内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溺杀女婴的风气。

以湖南为例，曾在雍正年间担任湖南布政使一职的朱纲（1674—1728）在奏疏中指出，“湖南百姓有溺女之恶俗，闻及溺女风俗，皆恬然不以为怪”。

尽管后续的多位地方官员颁布过禁戒之令，但均未取得什么实际效果，最终不得不以“湖南溺女之风，无论士庶之家，习俗相沿，犹然如故”为由草草收场。

值得一提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江浙地区也是溺杀女婴的重灾区。

比如浙江“风俗多溺女，以金华尤盛，温州、处州、衢州等地亦颇盛”；江苏“有贱女之习，产者辄恶之，而贫民尤甚，于是相率而溺焉。吴俗溺女，地多溺女，产女者多溺之。”

一言概之，溺杀女婴最严重的省份主要是江西、湖南、浙江和福建等地。比如在福建福清县，“无一户之不溺”；在侯官县，每年被溺杀的女婴“数以千计”。不夸张地说，将之定性为“屠杀”恐怕也不为过。

2）传教士记录中的“溺杀女婴”记录

进入19世纪以后，为了达成“将世界皈依基督”的“远大目标”，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传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在极力传教的同时，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颇为深入透彻的观察和调研。其中，“溺杀女婴”的现象成为了他们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

普鲁士教士郭士立（1803—1851）在航行记录当中，详细记述了自己在厦门海岸的“溺杀女婴”见闻：

在厦门人当中，有一种普遍的习俗，就是将刚生下来的女婴溺死，这种有违天理的犯罪，在他们中间是如此普遍。

美国教士雅裨理（1804—1846）在对福建沿海地区的溺婴状况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调研后，得出了颇为具体的数据：

通过我已经访问过来的40个不同村镇的居民后发现，被溺死的女婴在不同地方变化很大，最多达到了十分之七、八，即70％—80％，少的也有十分之一，即10％。所有这些地区杀婴的平均比例有近四成，确切地说为39％。

素有“中国通”之称的美国教士丁韪良（1827—1916）在游历浙江期间，对当地“溺杀女溺”的行为感到心有余悸：

我从众多规劝人们不要伤害女婴的传单中，看到了弑婴风气盛行的惨痛证据，尽管中国有仁慈的法律和高尚的文学，但这种令人震惊的犯罪行为，仍然是在清王朝的许多地方肆虐。

坦诚说，上述西方教士的著述，不乏存在夸大其词或恶意诋毁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溺杀女婴”的现象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比较严重的。

对此，陕西道监察御史林式恭，曾在一份呈递于同治五年（1866）二月的奏疏中指出，“广东、福建、浙江、山西等省仍有溺女之风，恐他省亦所不免”，并建议“各省督抚严行查禁事”。

遗憾的是，后续的整治举措依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2）为什么要溺杀女婴？

坦诚说，“溺杀女婴”的原因比较复杂，里面既有单纯的经济因素，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但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点原因。

1）贫穷与“重男轻女”的思想作祟

客观地说，“民穷”一直都是困扰着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难题。

对此，法国教士杜赫德（1674—1743）在《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中，对清代中国的“民穷”现状做出了描述：

这个世界上最富强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非常贫乏的。她虽然地域辽阔，土壤肥沃，也不过勉强可以维持居民的生计，他们需要再大一倍的国土才能安居乐业。

因为极度贫困匮乏，使很多中国人会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来。一个人如果在广州了解更深入一些。就会发现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父母遗弃几个亲生子女，父母卖女为奴，一己私利驱动了许多人。

那么问题来了，造成“民穷”的根源是什么？对此，曾担任马戛尔尼使团主计员的约翰·巴罗从农业角度给予了颇有见地的分析。

在他看来，大部分中国农民之所以终生贫困，原因主要有两个（拓展阅读：理智讨论：清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为什么会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第一个是“小农经济体”客观存在的局限性：

大农场之所以能够使用佃农更好地分工合作，因而能够把庄稼种得更好，这是小农场根本做不到的。

但在中国，90%的农民是个体农民，拥有的牲口极少。附加一句，数百万的农民根本没有牲口。在大规模发展农业方面，他们无法与欧洲许多国家相提并论。

第二个是人均耕地面积的严重不足：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在长城以内中国的总面积为1297999平方英里，即830719360英亩，总人口多达333000000人，那么我们会发现，每平方英里将有256个人，每个人拥有土地2.5英亩。

大不列颠（英国）平均每平方英里有120人，每人可分享5英亩土地，或者说每个家庭可获得12.5英亩地。因此，中国人口与英国人口比例为256：120，稍大于二比一，英国每人可获得的土地正好是中国每个人可获得的两倍。

结合上述论述可以预见，对于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科技与生产力水平普遍比较低下的普通中国家庭而言，倘若生养孩子过多，无疑会进一步加重经济负担。

鉴于此，在谈及江西地区“生男则育，生女则弃”的恶习时，《广信府志》的作者将之归咎于“或忧育养维艰”。

另外，在这种小农经济社会的制约下，几乎所有的中国家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重男轻女”现象。

对此，一直对近代中国予以同情的英国教士麦嘉湖（1835—1922）在与一位有过溺杀女婴经历的妇女交谈时发现：

中国女人都想要男孩而不是女孩，因为她们的丈夫和婆婆渴望要男孩。倘若她们生男孩，不仅更受宠爱，而且家里的地位也会有所提高，尊严和威望也会增加。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重男轻女”思潮究竟从何而来？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

男丁不仅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也是负责传宗接代的核心人物；至于女儿，早晚都会嫁出去的。

其结果就是，“丈夫见生男则喜，见生女则当面有不悦之色，背后有太息之声，妇窥其意，无地自容，即不致病，亦再不敢养女”。

就情感而言，没有哪个父母愿意亲手扼杀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过，当家庭财政出现严重危机时，新生的女婴通常都会成为首个被戕杀的对象。

由此可见，所谓的“重男轻女”思想，本质上还是贫穷的产物。

2）高昂的嫁妆负担

对于“高嫁妆”这一风俗 ，《清稗类钞》当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录：

盖以女子方及笄许嫁时，父母必为办嫁妆。富家固不论，即贫至佣力于人者，亦必罄其数年所入佣资，否则夫婿翁姑必皆憎恶。

简单地说，出嫁的女儿倘若没有准备丰厚的嫁妆，不仅会让娘家人脸上无光，还会遭到夫家的耻笑，在夫家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

学界普遍认为，“富裕之家是嫁妇厚奁的始作俑者”。在这些富裕家庭的影响和带动之下，绝大多数普通家庭也会竭力效仿。

对此，湖南巡抚蒋溥（1708—1761）在奏疏中表示：

闻溺女之由，因遣嫁之时，夫家必责厚奁，若妆稍薄，即藉口耻笑。于是女家竭力经营，凡衣饰奁田仆婢马牛等项，必极其丰备以杜笑口。

通过查阅不同地区的地方志等文献可以发现，这种“高嫁妆”之风，一度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广为流行。

就拿向来以“重男轻女”著称的福建来说：

古田嫁女，上户费千余金，中户费数百金，下户百余金。往往典卖田宅，负债难偿。男家花烛满堂，女家呼索盈门，然则曷俭乎尔？曰惧为乡党讪笑，且姑姊妹女子勃溪之声亦可畏也。

除了福建之外，浙江温州一带流传着“倾赀嫁女以悦婿家”之说，江苏流传着“嫁女娶妇或有破产业以营妆奁夸从舆者”之说，安徽流传着“嫁女之家，甚有破产以营奁饰者，故民间生女多不举”之说。

据《（四川）合江县志》记载，当地嫁娶“以嫁装之丰为衡，不问女性淑恶。而媒约每夸妇丰富，以期男家许诺。”

因此，“女家为营嫁妆，举债不惜，否则匪惟媒氏受诟，往往舅姑因此以虐其媳，夫以此薄其妻。”

曾在嘉庆年间担任过江南、云南道监察御史的袁铣，将“高嫁妆”与“溺杀女婴”的风气进行了关联。

在他看来，“或曰嫁赀不足，恐失体面，与其后日使人笑，不如今日自割肝肠，此情不独穷人有之，富人亦然，富人嫁女之费常百倍、十倍于穷人，多女便有破产之累，故虽巨室亦溺女。”

更为过分的是，即便女儿出嫁后，一旦赶上新年或者赶到夫家长辈过生日等节日时，娘家也要“无条件”出钱出礼，可谓“永无喘息之日”。

另外，“夫家细至桌椅碗箸，必取之妇家；女子归宁亦必取母家所有揣之而归”。

鉴于此，一些地区将女儿直接称为“赔钱货”。因为惧怕丰厚的嫁妆，一些家庭条件较差的父母，干脆选择溺死女婴。

3）溺杀女婴造成的负面后果

在今天看来，溺弃女婴的行为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据《清朝续文献通考》中的记载，在19世纪末，吉林、黑龙江、直隶、山西、浙江、江西、四川和贵州省的男性数量都比女性数量多出了至少15％以上，其中，四川一度超过了25％。

男女性别比例的巨大差距，使得溺杀女婴盛行的地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适龄男子婚配难”的情况。

在浙江温州，“淹女不举，旧习不迁，致令十人之中，八无家室，生育鲜寡，民物渐稀"；在福建，“贫家男子，多年愈四五十岁未娶者”；在江西广信府，“女少男多，配偶难给，有子无媳，三十不婚，鳏旷成群。”

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如婚姻纠纷讼案、童养媳妇、拐卖妇女、性侵犯等一系列能够引发社会秩序陷入动荡的社会问题纷至沓来。

首先，游手好闲、四处游荡的单身汉们，成为了时刻危及社会秩序稳定的“不安定分子”。

对此，雍正一度忧心忡忡地表示，“（溺女）地方多男少女，贫民不能婚娶，既无家室，遂多游荡，或至流为非累，此相因之势也。”

其次，“女少男多”的现状，使得聘金上涨、彩礼增多，男性成家的成本水涨船高。一言概之，普通男性成为了婚姻市场上的“弱势群体”。

对此，江西省大庾县的县令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已不育女为他人妇，人岂育女为彼家妇，女少而多男，多男而薄产，至力不能娶妇以绝，是绝后者皆溺女之家，自绝也，于天乎何，尤于人乎何？

第三，鉴于婚姻市场上的适婚女子供不应求的现状，使得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一种金钱交易。与此同时，拐卖妇女的案件时有发生，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典妻”或“租妻”等现象。

对此，江西省南安知府黄鸣珂如是叹道，“谋夫夺妻之案，抢娶孀妇之案，争奸互杀之案，拐卖妇女之案，层见叠出，使女子多而案件自少也”。

其四，客观上抑制了人口的增长。

溺杀女婴的行为，不仅直接减少了人口数量，还引发了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显著影响了结婚率与妇女的生育率，最终减缓了人口的自然增长。

就拿溺杀女婴最为严重的江西来说，在明朝后期，江西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8人，居于全国次席；截至顺治末年，降到了全国第五位；到了同治年间，已经降到了全国第八位。

随着人口的下降，江西的经济地位也随之滑落，从明朝贡献全国赋税三成以上的经济强省逐步沦为了中游省份；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了“最没有存在感”的几个省份之一。

4）为什么“溺杀女婴”之风屡禁不止？

在历代统治阶层看来，溺杀婴儿不仅是一种残忍的行为，更是一种糟糕透顶的坏风俗。不过话说回来，官方似乎从未将之视为犯罪行为。

1）元朝应对“溺婴”案的举措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在福建浦城县境内，发生了一起“祖父母亲手溺杀亲孙子”的惨案。

值得注意的是，案件发生后，时任福州路闽清县尉的张宁在呈报中，以“南方之民，有贫而不济，或为男女数多，初生之时。进行溺死，浦城之风，独此为盛”为由予以结案。

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溺杀婴儿只是流行于当地的一种风俗，没必要对涉案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到了仁宗延佑四年（1317），时任福建道肃政廉访司准分司的李朝，在巡按至浦城县时发现了这起案件。很快，他在第一时间将这个“杀婴案”奏报朝廷，请求处置。

接到奏报后，元廷马上要求他“将当事人审讯明白”，再交由相关部门裁断，并敦促当地各级官员：

务常切丁宁诫谕细民，使知父子之道，仍多出文榜禁治。今后，若有将所生男女不行举养者，许诸人告发到官，以故杀子孙论罪。邻佑、社长、里正人等，失觅察者，亦行治罪。牒请行移，合属禁治施行。准此。移牒各处官司，依上禁治施行。

结合上面的记录看，元朝官方的态度非常明确，即要求“溺毙子女者，就要按照故杀子孙论罪”。

不过话说回来，根据当时的法律，“诸父无故以刃杀其子者，杖七十七”而非处以极刑。而且，这类罪名是可以“纳赎”的，即完全可以通过“花钱摆平”。

一言概之，在元朝时期，官方一直将“故意溺毙子孙”视为一种“恶劣习气”而非犯罪行为，朝廷从未对此采取较为严厉的处置方式。

在今天看来，“出榜禁止”的方法，充其量也只是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2）明朝应对“溺女”案的举措

与元朝相比，明朝对“溺杀婴儿”的处罚更为严厉一些。

比如《大明律·刑律·人命·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中规定：“凡祖父母、父母故杀子孙，及家长故杀奴婢，图赖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溺杀婴儿”一类的案例，民间一直处于“民不告、官不究”的状态。

在一般人看来，家人溺毙自己的子孙属于“家事”，自己没必要也犯不上向官府主动揭发检举；与此同时，各级地方官员也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对“溺杀婴儿”的行为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

随着时间的推移，溺毙子女的行为，俨然成为了某些地方的风俗。

成化二十一年（1485），陕西等地发生巨大旱灾，其他多个省份也爆发了水灾或蝗灾，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地震。鉴于各地官府赈济不及时，以致饥民纷纷逃荒，民众流离失所，人心思乱（拓展阅读：理智看待：“明亡清兴”，究竟是“人祸”还是“天命”？）。

为此，明宪宗朱见深“下诏求直言”，以求顺利“摆平”这场天灾。

于是，时任浙江县学教员的郑璟，在呈递的奏疏中指出，浙江多地存在着严重的溺毙女婴的习俗，这种“上违天和，下伤民生”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招致天灾人祸的发端。

宪宗皇帝在看到这封奏疏后，旋即做出了这样的批示：

人命至重，父子至亲，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思败义，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实有司之责。自后民间婚嫁装奁，务称家之有无，不许奢侈，所产女子，如仍溺死者，许邻里举首，发戍远方。

简单地说，他不仅要求各地严查“溺杀女婴”之风，还号召民间尽可能杜绝过于追求奢华的婚嫁习俗；对于溺毙子女的涉案人员，要将之发配至边远地区充军。

遗憾的是，由于官方没有将这一禁约正式编入明朝律例，因此各地的“溺杀婴儿”之风，并未就此得到有效限制。

3）清朝应对“溺女”案的举措

到了清朝，这种故意“溺毙子女”之风，一直有增无减。

早在顺治年间，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1616—1686）就在奏报中提出了“福建、江南、江西等处甚多溺女之风。忍心灭伦，莫此为甚”的问题。

对此，顺治皇帝给出了“溺女恶俗，殊可痛恨，著严行禁革”的处理意见。

不过话说回来，相应的“禁革”举措并未发挥什么作用。

面对“溺杀婴儿”之风愈演愈烈的现状，清廷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一步提出，“溺女相习成风，著令禁止，违者照律治罪”。

资料显示，这是附于《大清律例·户律·户役·收养孤老》的“事例”，尽管没有编入“条例”，但也是经过皇帝核准后通行的。

简言之，即便这一“事例”没有明确的法律效力，但在具体的实践当中，能够起到法律的效用。

讽刺的是，当这一风头过去以后，各级地方官员就很少再按照这一“事例”排查与审理溺婴案件了。

到了乾隆年间，终于有人提议将“溺婴”纳入“违法范畴”。乾隆三十年（1765），时任御史刘天成提出了“请敕定规条，载入律例”的建议。

不过，乾隆并未同意。原因很简单，“溺女本有例禁，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其风自息。若必责成邻族乡保，报验查究，官为经理，则凡生育之家，必致扰累，而乡保等藉端滋事，势更无所底止”。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乾隆逐渐意识到，倘若不能在律例当中明确“溺毙子女的罪责”，就很难根除“溺毙子女”之风。

因此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要求江西各级官员“据实查办，一并严行禁止，俾士民家各知凛遵，毋得仍蹈前辙，以副惇化施仁至意”。

不过，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再严厉的官方律令，在传至各级地方以后大概率也会有所折扣甚至“变了味儿”。于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任江西巡抚陈淮就在奏报中指出：“通省溺女恶习，自奉旨查禁后，现无其事。”

坦诚说，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能将整个江西省的“溺女恶风”予以全面取缔，完全是“胡说八道式的表面文章”。但事已至此，即便是乾隆本人也不会予以深究了。

晚清学者俞樾（1821—1907），曾经在《右台仙馆笔记》当中，特意提到过一件发生于宁波的“当众焚杀女婴”的恶劣案件：

一个求子心切的宁波人，在先后生下了两个女儿之后，逐一将之溺死。但待到第三胎时，生下了的依然是个女儿。

于是，心态崩溃的他“于空地上积薪，置女婴其上，举火而焚之”。火势起来以后，“（女婴）始则呱呱啼，继则动，久之皮骨俱焦，不复成人形矣。乃遂以石而投之江。”

此情此景，使得围观的数百人皆叹息不已。其中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对亲生女儿施以如此惨烈的酷刑？这个人说：被烧死的婴儿，是自己的第三个女婴，之所以用火烧死她，就是“冀其魂魄知惧，不敢复来也”。

且不论及女婴的父亲所为，仅从数百人围观但没有一个人出当面制止来看，社会各界对于这一极端恶劣的行为是持默许态度的；与此同时，这种公开烧死亲生女儿的事情，官府之所以没有当面过问，意味着在官方层面从未将之视为违法犯罪行为。

5）尾声

新中国成立后，“女性能顶半边天”成为了社会的广泛共识。

为了充分解放生产力，政府不仅大力鼓励妇女们主动挣脱家庭和婚姻的束缚，迈向更大的舞台，还从立法层面确立了女性在婚姻选择、政治、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等领域与男性地位平等的基调。

时至今日，在“男女平等”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导下，妇女权益保障的法治体系日趋完善，不仅先后制定了《反家庭暴力法》和《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还建立起了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

根据中共妇联全国党组提供的数据，我国女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性别差距基本消除，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超过50%。

在9899万农村脱贫人口中，妇女约占一半；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保持在40%以上，其中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的女性已达55%。

与此同时，中国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突破了80岁，比世界女性平均水平高4岁；孕产妇死亡率持续下降至16.1/10万，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屠呦呦、张桂梅等为代表的女性在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领域创造了骄人业绩，一大批优秀女性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向全世界展现出了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半边天”形象。

时至今日，“女性能顶半边天”仍然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国妇女在新时代中贡献巾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