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划开手机屏幕时，雨正敲在办公室的窗上。那是个寻常的周四傍晚，六点十七分，加班的第三个小时。茶水间的咖啡机发出空洞的呜咽，像某种疲惫的叹息。我点开打车软件，习惯性查看历史行程——这个动作毫无意义，只是等待数据加载时的无意识填充。然后我看见了那个名字。“常用同行人”一栏里，排在第一位的是“小安”。后面跟着一个手机号码，尾号7743。最近一次同行是昨天，晚上九点二十三分，从陆家嘴到世纪公园。里程11.7公里，时长三十八分钟。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得清晰，每一滴都像落在耳膜上。茶水间的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白得有些刺眼。我关掉软件，又打开，再关掉。动作重复了三遍，那行字还在那里。小安。这个备注我认识。七年前，陈屿第一次把他的手机递给我，让我帮忙存个号码时，我见过这个名字。他说：“这是我发小，安明远，你存一下。”我当时问：“存真名还是？”“存小安就行，”他低头切着牛排，刀叉碰在瓷盘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我们都这么叫。”于是我存了“小安”。后来这个号码很少出现在通话记录里，偶尔会有短信，多是节日问候。我甚至不记得他的模样，只隐约记得陈屿提过，这个发小后来去了深圳。现在他出现在上海，出现在我丈夫的常用同行人列表里，排在第一位。而陈屿，我的丈夫，昨晚告诉我他加班到十一点。我把手机锁屏，放回桌面。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时间跳到了六点二十。我该收拾东西回家了，冰箱里还有昨天剩的排骨汤，热一热就能当晚饭。但我没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一下，两下。茶水间的咖啡机又响了，这次是真的有人在使用。脚步声由远及近，同事小张探进半个身子：“林姐，还不走？”“马上。”我说。声音听起来很平静，连我自己都惊讶。小张走了。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我重新打开手机，这次点开了支付宝账单。搜索关键词“7743”，没有记录。搜索“安明远”，也没有。微信转账记录里同样空白。他没用这些支付过车费。也可能是现金。或者，对方付的。我关掉所有应用，起身收拾背包。动作很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把笔记本装进电脑包，拉上拉链；把钢笔插进笔袋，收好；检查抽屉是否锁上，钥匙转两圈。然后我拎起包，关灯，走出办公室。走廊的声控灯一盏盏亮起，又一盏盏熄灭。电梯下行时，镜面墙壁映出我的脸：三十四岁，眼角有细纹，头发在脑后挽成低髻，黑色羊绒衫，灰色西裤。一个标准的、在上海金融区随处可见的职业女性形象。平静，得体，无懈可击。只有我自己知道，胸腔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缓慢碎裂，像冰面下的暗流。两天前，周二晚上。陈屿回家时已经九点半。他脱掉西装外套，随手扔在沙发扶手上，整个人陷进沙发里，闭着眼睛。“累了？”我从厨房端出热好的汤。“嗯。”他没睁眼，“今天开了四个会，最后一个从六点开到八点半。”我把汤碗放在茶几上，在他身边坐下。他身上的味道很复杂——办公室的空调味，地铁的人潮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香水尾调。不是他常用的那款木质香。“吃饭了吗？”我问。“在公司吃了盒饭。”他终于睁开眼睛，接过汤碗，“谢谢。”他低头喝汤的时候，我看着他。结婚七年，这张脸我太熟悉了——浓眉，单眼皮，鼻梁挺直，下颌线因为瘦削而显得格外清晰。三十七岁的男人，已经有了白发，藏在鬓角里，灯光下会泛出银色。“看什么？”他察觉到我的视线，抬起头。“你最近好像瘦了。”“有吗？”他摸了摸脸颊，“可能是最近太忙了。对了，这周末我可能要加班，那个浦东的项目……”“知道了。”我打断他，“汤要凉了。”他不再说话，安静地喝完汤。我把碗收走时，他忽然说：“对了，安明远来上海了。”我的手顿了一下。“小安？”“对。他在深圳那边公司调动，过来负责华东区。”陈屿揉着太阳穴，“今天还一起吃了个饭。”“怎么没听你提过？”“也是临时约的。”他说，“他下午才给我发消息，说晚上有空。我想着反正要加班，就约在公司附近了。”很合理的解释。时间、地点、人物，都说得通。我当时信了。现在回想起来，漏洞其实很明显——如果他真的和安明远吃饭，为什么不说具体吃了什么？为什么不提聊了什么？为什么在提到这个名字时，眼神有瞬间的飘忽？但我当时没问。结婚七年，我学会了很多事。其中之一就是：不要追问。追问会让关系变得紧张，会让对方觉得不被信任，会让那些细小的裂缝扩大成鸿沟。所以我只是点点头：“挺好的，老同学见面。”然后转身进了厨房。水龙头的水哗哗流着，我冲洗着汤碗，看着泡沫在瓷壁上旋转、消失。窗玻璃映出厨房的灯光，和我的影子。一个模糊的、晃动的影像。那天晚上陈屿睡得很早。我靠在床头看书，他背对着我，呼吸平稳绵长。台灯的光晕落在他的肩线上，随着呼吸微微起伏。我看了很久，然后关灯躺下。黑暗中，我睁着眼睛。空调出风口发出细微的嘶嘶声，远处有夜班车驶过的轰鸣。这些声音平时不会注意，但在寂静的深夜里，它们变得格外清晰。就像那些平时不会注意的细节。陈屿最近确实瘦了。衬衫的领口松了些，系领带时要多绕半圈。他换了一款须后水，味道更清爽。他加班的天数变多了，但加班补贴没见涨。他手机设置了新密码，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结婚纪念日。这些碎片单独看都没什么。拼在一起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地铁站里人潮汹涌。晚高峰的尾巴还没完全过去，站台上挤满了等车的人。我站在屏蔽门前，玻璃映出无数张疲惫的脸。列车进站时带起的风掀起我的衣角，冷。我挤上车，抓住扶手。车厢里弥漫着各种气味——汗水、香水、食物、雨水。有人在我耳边大声讲电话，有人刷短视频外放，有人靠在同伴肩上打盹。所有这些声音和画面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我的脑子里只有那行字。常用同行人。小安。昨天。晚上九点二十三分。陆家嘴到世纪公园。11.7公里。三十八分钟。足够聊很多事。足够发生很多事。列车在隧道里疾驰，灯光明明灭灭。窗玻璃上，我的脸一闪而过，苍白，僵硬。我移开视线，看向对面车窗上的广告——某楼盘的巨幅海报，“安家上海，从此心安”。心安。这个词刺痛了我。两年前，我的落户积分终于攒够。七年社保，中级职称，公司重点企业加分，再加上一些零碎的项目，总分刚好过线。收到人才中心短信那天，我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流，很久没动。那是我来上海的第十年。十年里，我搬过六次家。从闵行的群租房，到浦东的老公房，再到现在这套中外环间的小两室。每次搬家都像一场战役，要和房东谈判，要和搬家公司周旋，要整理堆积如山的物品。每次整理时，我都会想起老家的房子。三层小楼，有个院子，母亲种了桂花和栀子。夏天傍晚，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父亲摇着蒲扇，讲他年轻时的事。那些画面越来越模糊了。就像上海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很少能看到星星。落户名额批下来那天，我请陈屿吃饭。选了家本帮菜馆，点了响油鳝丝、草头圈子、腌笃鲜。他吃得很少，一直低头看手机。“怎么了？”我问。“公司的事。”他放下手机，勉强笑了笑，“恭喜你啊，终于落下了。”他的笑容有些勉强。我当时以为他是工作压力大，现在想来，或许还有别的。饭后我们沿着滨江散步。晚风很凉，江对岸的霓虹灯倒映在水面上，碎成一片斑斓的光。陈屿忽然说：“我的积分还差不少。”“慢慢来。”我说，“你还年轻。”“三十七了，不年轻了。”他点了根烟——他戒烟三年了，那天又抽了起来，“公司今年效益不好，升职估计没戏。社保基数也就那样，涨不动。”我没说话。他吐出一口烟，烟雾很快被风吹散：“有时候觉得，在上海这么多年，像在跑步机上。拼命跑，以为前进了，其实还在原地。”“大家不都这样吗？”“不一样。”他摇头，“你有盼头了。落户了，以后孩子上学、买房，都有优势。我呢？还得熬。”我停下脚步，看着他。江风吹乱他的头发，路灯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那一刻，他看起来陌生又脆弱。“陈屿，”我说，“我们是一家人。”他转过头，看了我很久。然后掐灭烟，握住我的手：“我知道。”他的手很凉。那天晚上回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第二天，我去人才中心提交了材料，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陈屿。我把我的落户名额转让给了他。工作人员很惊讶：“确定吗？这个名额很宝贵的。”“确定。”我说。表格签得很干脆，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响声。那一刻我什么也没想，只是觉得，既然是一家人，总得有人先上岸。陈屿知道后，一整天没说话。晚上他做了满满一桌菜，都是我爱吃的。吃饭时，他不停给我夹菜，自己却没动几口。最后他放下筷子，说：“我会尽快把积分攒够，然后给你办。”“不急。”我说。“急。”他看着我，“我不能让你等太久。”他的眼神很认真，认真到让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现在呢？列车到站了。我随着人潮挤出车厢，走上自动扶梯。头顶的灯光惨白，照得每个人都面无血色。出站时，雨还在下，比刚才更大了些。我没带伞。站在地铁口，看着雨幕中匆忙奔跑的行人，忽然觉得很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让人想就地坐下，再也不起来。手机震了一下。是陈屿的微信：“晚上加班，晚点回。别等我吃饭。”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十秒。然后打字：“好。”发送。雨越下越大了。回到家时，已经八点。打开门，屋里一片漆黑。我按亮灯，玄关的感应灯应声而亮，昏黄的光晕铺在地板上。空气里有淡淡的灰尘味，还有昨天没散尽的排骨汤的余味。我脱掉湿透的外套，挂好。换鞋时，看见鞋柜里陈屿的皮鞋——他今天穿的不是这双。是一双新的棕色牛津鞋，上周末刚买的，他说是为了见客户。可能是去见安明远了。也可能是去见别人。我摇摇头，把这些念头甩开。走进厨房，打开冰箱。里面很空，除了几盒酸奶、几个鸡蛋，就是那锅排骨汤。我拿出来，放在灶台上。点火，蓝色的火焰窜起来。汤在锅里慢慢变热，表面泛起细小的气泡。我靠在料理台边，看着那些气泡升起、破裂、再升起。厨房的灯光很暖，照得瓷砖泛着柔和的米色。这个厨房是我们一起装修的。三年前，买下这套房子后，我们花了很多心思设计厨房。陈屿说：“你爱做饭，得有个好厨房。”于是选了最贵的油烟机，装了嵌入式烤箱，台面用的是整块石英石。装修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吵架。为橱柜的颜色，为瓷砖的款式，为水龙头的品牌。吵到最后，两个人都精疲力尽，坐在满是灰尘的地板上，相视苦笑。“以后再也不装修了。”陈屿说。“嗯，再也不了。”我点头。然后他伸手过来，握住我的手。掌心有薄茧，很温暖。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争吵都值得。现在呢？汤滚了。我关火，盛出一碗。乳白色的汤，上面浮着几点油星，几块排骨沉在碗底。我端着碗走到餐厅，在餐桌前坐下。餐桌也是我们一起挑的。实木，长方形，可以坐六个人。买的时候陈屿说：“以后有孩子了，一家人吃饭刚好。”“想得真远。”我当时笑他。“不远。”他认真地说，“三十七了，该要孩子了。”然后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如果你还愿意的话。”我当然愿意。结婚第三年，我们开始备孕。去医院做了全套检查，结果是我输卵管不通。医生建议做试管，成功率百分之五十。我们商量后决定试试。那一年，我打了无数针。肚皮上、手臂上，都是针眼。激素让我的情绪像过山车，时而亢奋，时而抑郁。陈屿一直陪着我，每次去医院都请假，每次打针都握着我的手。第三次移植失败那天，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哭了很久。陈屿蹲在我面前，用纸巾轻轻擦我的眼泪。“不做了。”他说，“我们不要孩子了。”“可是……”“没有可是。”他握住我的手，“我们有彼此就够了。”那一刻，我相信他是真心的。后来我们不再提孩子的事。生活回到正轨，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像大多数上海夫妻一样，忙碌，疲惫，但至少在一起。至少我以为是在一起。汤凉了。我端起碗，一口气喝完。汤很咸，咸得发苦。放下碗时，我看见自己的手在抖，很轻微的颤抖，几乎察觉不到。我收拾了碗筷，洗干净，擦干，放回碗柜。每一个动作都很慢，像在完成某种仪式。然后我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打开电视，随便找了个频道。是部家庭剧，夫妻俩正在吵架，声音很大，表情夸张。我看着屏幕，却什么也没看进去。时钟指向九点。陈屿还没回来。我拿起手机，点开打车软件。历史行程里，那条记录还在。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然后截屏，保存到相册。接着打开通讯录，找到安明远的号码。尾号7743。我复制了号码，打开微信，搜索。跳出一个账号，头像是一片海，微信名是“远”。朋友圈是三天可见。什么都没有。我退出微信，打开支付宝。搜索这个手机号，显示“该用户未注册”。又打开微博，同样搜索，没有结果。他把自己藏得很好。或者说，陈屿把他藏得很好。我放下手机，靠在沙发靠背上。天花板上的吸顶灯发出柔和的光，灯罩上有只小飞虫的尸体，已经干瘪了，粘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我起身，走到书房。打开电脑，登录邮箱。工作邮件堆了十几封，我一封封点开，回复。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发出清脆的响声。十点，陈屿还没回来。十点半，我关掉电脑。十一点，我洗了澡，换上睡衣。躺在床上时，听见楼道里传来脚步声。很轻，但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脚步声停在门口。钥匙转动的声音。门开了，又关上。换鞋的声音。脚步声走向卧室，在门口停顿了几秒，然后转向浴室。水声响起。我闭上眼睛，假装睡着。几分钟后，陈屿走进卧室。他动作很轻，掀开被子，躺下。床垫微微下沉，带着浴室潮湿的热气，还有沐浴露的香味——是我买的那款，白茶味。他背对着我，呼吸平稳。我睁开眼睛，看着他的背影。在昏暗的夜色里，他的轮廓模糊不清，像一座沉默的山。“陈屿。”我开口。声音很轻，但在寂静中格外清晰。他身体僵了一下。“嗯？”“安明远住在哪里？”沉默。漫长的沉默。窗外的雨声又大了，敲在玻璃上，啪嗒啪嗒。“世纪公园那边。”他终于说，“公司给租的公寓。”“哦。”我又沉默了。他也没有再说话。但我知道他没睡着，他的呼吸节奏变了，变得浅而急促。“昨天你们吃饭，聊了什么？”我问。“就……老同学那些事。”他声音有些干涩，“工作，生活，以前的同学。”“他结婚了吗？”“离了。”“有孩子吗？”“没有。”一问一答，像审讯。但我控制不住。那些问题从喉咙里冒出来，一个接一个，冰冷，生硬。“他为什么来上海？”“公司调动。”“会待多久？”“至少一年吧。”“你们以后会常见面吗？”这次他没有立刻回答。我转过身，看着他。黑暗中，只能看见他侧脸的轮廓，和微微颤动的睫毛。“陈屿。”我说，“看着我。”他慢慢转过身。我们的脸离得很近，近到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他的眼睛里映着窗外的微光，亮得惊人。“怎么了？”他问，声音很轻。“没什么。”我说，“睡吧。”然后我重新转过身，背对着他。他伸过手，搭在我腰上。手掌温热，隔着睡衣传来他的体温。这个动作他做了七年，每次睡觉都会这样，说这样睡得踏实。今晚，那只手却像烙铁。我一动不动。许久，他的呼吸渐渐平稳，手也松了力道。我轻轻挪开身体，那只手滑落下去。雨还在下。我一夜无眠。第二天是周五。我照常起床，洗漱，做早餐。煎蛋，烤面包，热牛奶。陈屿起床时，我已经把早餐摆上桌。“早。”他说，声音有些沙哑。“早。”我们面对面坐下，安静地吃早餐。面包烤得有点焦，边缘发黑。我小口小口地咬着，喝牛奶时，看见杯壁上自己的倒影。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黑眼圈。“昨晚没睡好？”陈屿问。“嗯，有点。”我说，“你睡得好吗？”“还行。”对话到此为止。像两个陌生人，在酒店餐厅拼桌，客气而疏离。吃完早餐，陈屿收拾碗筷。我回卧室换衣服，选了件深灰色西装外套，白色内搭，黑色西裤。镜子里的我看起来精神不错，除了眼睛里的血丝。出门时，陈屿在穿鞋。他今天系了条新领带，深蓝色，带细斜纹。“新买的？”我问。“嗯，昨天买的。”他说，没有看我。我们一起下楼，在小区门口分开。他往左，去地铁站；我往右，去公交站。走了几步，我回头，看见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挺拔，坚定，义无反顾。像七年前，他向我求婚时的样子。那天也是在这样一个早晨。我们刚吃完早餐，他忽然放下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枚很简单的铂金戒指。“林薇，”他说，“我们结婚吧。”没有单膝跪地，没有浪漫告白，就这一句话。但我点头了，说：“好。”因为我知道，这个男人不善于表达，但他会用行动证明。他会在我加班时来接我，会在我生病时守着我，会在我父母来上海时忙前忙后。他会是一个好丈夫。至少我这么以为。公交车来了。我挤上车，抓住扶手。车厢里人很多，空气浑浊。有人在我耳边大声说话，有人刷手机外放，有人吃包子，韭菜味弥漫开来。所有这些我都感觉不到。我只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空了一块。到公司时，才八点半。办公室空荡荡的，只有保洁阿姨在拖地。我坐到工位上，打开电脑，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光标在屏幕上闪烁，一下，一下。我点开浏览器，在搜索框输入“安明远 上海”。跳出来几条无关的信息。又输入“安明远 深圳”，这次有了结果——某科技公司的华东区总监，照片是张证件照，男人四十岁左右，相貌普通，笑容标准。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关掉页面。九点，同事们陆续来了。办公室热闹起来，键盘声、电话声、交谈声混杂在一起。小张端着咖啡走过来：“林姐，早啊。脸色不太好，没睡好？”“有点。”我笑笑。“我也是，昨晚追剧到两点。”她在我对面坐下，“对了，你听说了吗？公司可能要裁员。”我抬起头：“真的？”“小道消息。”她压低声音，“今年效益不好，上面在考虑优化人员结构。咱们部门估计要砍掉两个名额。”我心里一沉。这份工作我做了六年。从普通职员到高级经理，一步步爬上来。薪水不错，福利也好，最重要的是稳定。如果被裁，以我三十四岁的年龄，再找同等职位很难。“什么时候的事？”我问。“就这几天传出来的。”小张叹气，“我房贷还有二十年呢，要是被裁，真不知道怎么办。”她又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有一群蜜蜂在飞。裁员。离婚。失业。无家可归。这些词在脑海里盘旋，一个比一个沉重。“林姐？林姐？”小张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你没事吧？”“没事。”我回过神，“谢谢告诉我。”“别太担心，也许只是谣言。”她拍拍我的肩，起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觉得很荒谬。昨天我还在为丈夫可能出轨而痛苦，今天就要为可能失业而焦虑。成年人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还没解决，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像打地鼠，永远打不完。上午开了两个会，我全程心不在焉。领导说了什么，同事汇报了什么，我都没听进去。只是机械地记笔记，点头，偶尔附和。中午吃饭时，我没什么胃口。食堂的饭菜油腻腻的，看着就反胃。我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坐下，小口小口地吃着。手机震了一下。是陈屿的微信：“晚上一起吃饭？我订了餐厅。”我盯着这条消息，很久没动。然后打字：“好。”发送。餐盘里的饭菜已经凉了。我起身倒掉，洗了餐盘，走出食堂。走廊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带着初冬的寒意。我打了个寒颤。下午的时间过得很慢。我处理了几封邮件，写了一份报告，参加了另一个会议。所有动作都像在梦游，身体在动，灵魂却飘在半空，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四点，我收到陈屿发来的餐厅地址。外滩某家高档西餐厅，人均一千以上。我们很少去这种地方，除非纪念日。今天不是什么纪念日。我回复：“知道了。”然后继续工作。键盘敲击声在办公室里回荡，单调，重复。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云层很低，又要下雨了。五点半，我收拾东西下班。走出办公楼时，雨果然开始下了。细雨如丝，落在脸上凉凉的。我没带伞，也不想打车，就沿着人行道慢慢走。街上行人匆匆，每个人都朝着自己的方向奔去。情侣撑着一把伞，依偎在一起；母亲牵着孩子，小心避开水洼；外卖员骑着电动车，在车流中穿梭。所有这些画面都与我无关。我只是走着，一步一步。雨水打湿了头发，顺着脸颊滑下来，分不清是雨还是泪。走到餐厅时，已经六点半。我浑身湿透，头发贴在额头上，狼狈不堪。服务生领我进去时，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诧异。陈屿已经到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那件我送他的深灰色西装，头发梳得整齐。看见我时，他愣了一下，随即起身走过来。“怎么淋成这样？”他脱下外套，披在我肩上，“没打车吗？”“想走走。”我说。他顿了顿，没再说什么，替我拉开椅子。我坐下，服务生递来热毛巾。我擦了擦脸和手，把毛巾放回托盘。“喝点什么？”陈屿问，“先点杯热饮暖暖身子。”“开水就行。”他点了单，然后我们陷入沉默。窗外的黄浦江在夜色中泛着粼粼波光，游轮缓缓驶过，灯光倒映在水面上，碎成一片金色。很美。美得不真实。“林薇。”陈屿开口，声音有些艰涩，“我有话想跟你说。”我抬起头，看着他。他的表情很复杂，有愧疚，有不安，有挣扎。放在桌上的手微微握紧，指节泛白。“关于安明远？”我问。他愣了一下，然后点头：“是。”“说吧。”他深吸一口气：“我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想的是哪样？”我问，声音很平静。他沉默了。服务生送来开水，放在我面前。杯壁很烫，我握着杯子，感受那股热度从掌心蔓延开来。“我们确实常见面。”陈屿终于说，“这两个月，差不多每周两三次。有时候是吃饭，有时候是喝酒，有时候就是在他公寓坐坐。”“为什么？”“因为……”他顿了顿，“因为累。”“累？”“对。”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工作累，生活累，什么都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累。要装成没事的样子，要装作对未来有信心，要装作我们还是七年前那对夫妻。”他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餐厅里格外清晰。“但装不下去了。”他说，“每次回家，看见你，我就想起那些没做到的事。答应给你办落户，一直没办成；答应要孩子，现在也不可能了；答应让你过上好日子，结果连套像样的房子都买不起。”“所以你就去找他？”我问。“不是找。”他摇头，“是……逃避。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暂时忘记这些。我们可以聊以前的事，聊大学，聊刚来上海的时候。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但至少还有希望。”“现在没有希望了？”他沉默了。窗外，一艘游轮缓缓驶过，甲板上的灯光映在他脸上，明明灭灭。“林薇，”他说，“我可能……喜欢他。”这句话说出来时，时间仿佛静止了。餐厅里的音乐还在流淌，刀叉碰撞的声音还在继续，窗外的江水还在流动。但所有这些声音都变得遥远，模糊，像隔着一层厚玻璃。我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不是开心的笑，也不是讽刺的笑。就是嘴角向上扯了扯，一个没有温度的动作。“哦。”我说。他愣住了，显然没料到我是这个反应。“你不生气？”他问。“生气有用吗？”我反问，“生气能让时间倒流？能让你不喜欢他？能让我们回到七年前？”他无言以对。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已经温了，顺着喉咙滑下去，没什么感觉。“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半年前。”他说，“他来上海出差，我们见了一面。然后……就慢慢开始了。”半年前。正是我给他办完落户的时候。真是讽刺。“发展到哪一步了？”我问。他脸色白了白：“我们……接过吻。就一次。”“在哪儿？”“他公寓。”“什么时候？”“上周三。”上周三。我加班到十点的那天。他说他也在加班，让我先睡。原来是在别人公寓接吻。我又笑了。这次笑出了声，很轻，但在安静的餐厅里格外刺耳。邻桌的客人看过来，眼神里有好奇，有探究。“林薇……”陈屿想说什么，被我打断了。“吃饭吧。”我说，“菜要凉了。”服务生正好上菜。牛排，沙拉，汤，面包。摆盘精致，香气扑鼻。我拿起刀叉，开始切牛排。动作很稳，手没有抖。陈屿看着我，眼神复杂。“你不打算说点什么吗？”他问。“说什么？”我把一块牛排送进嘴里，慢慢咀嚼，“恭喜你找到真爱？还是祝你幸福？”“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放下刀叉，看着他，“告诉我你喜欢别人，然后呢？希望我理解？希望我成全？希望我说‘没关系，你开心就好’？”他沉默了。我重新拿起刀叉，继续吃。牛排煎得刚好，七分熟，肉质鲜嫩。但我尝不出味道，像在嚼蜡。“林薇，”他终于说，“我没想伤害你。”“但你已经伤害了。”我说，“从你第一次对他说谎开始，从你第一次瞒着我去见他开始，从你在打车软件里把他设为常用同行人开始。”他猛地抬起头：“你看了我的打车记录？”“无意中看到的。”我说，“常用同行人，小安，排在第一位。很显眼。”他的脸色更难看了。“所以你今天才……”“所以才答应来吃饭。”我接话，“我想听听，你会怎么解释。”“如果我今天不说呢？”“那我也不会问。”我说，“我会当作不知道，继续过我的日子。直到你决定摊牌的那天。”他看着我，眼神里有震惊，有不解，还有一丝……恐惧。“你为什么能这么冷静？”他问。“因为哭闹没用。”我说，“哭闹改变不了事实，只会让自己更难堪。我不喜欢难堪。”这句话是真的。从小到大，我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克制。父亲早逝，母亲多病，我必须早早成熟，撑起这个家。哭？哭给谁看？没人会心疼，只会觉得你软弱。所以我不哭。再难过也不哭。陈屿沉默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餐盘，很久没动。牛排已经凉了，油脂凝固在表面，看着有些恶心。“我们……怎么办？”他终于问。“你想怎么办？”我把问题抛回去。“我不知道。”他摇头，“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实话。我看得出来，他很矛盾，很痛苦。但这痛苦不是我造成的，我没有义务安抚他。“陈屿，”我说，“我给你两个选择。”他抬起头。“第一，我们离婚。房子归我，存款平分。你的落户资格是我让给你的，这个没法收回，但其他都好说。”他脸色一白。“第二，”我继续说，“如果你不想离婚，那就和他断干净。从此不再见面，不再联系，当这个人不存在。”“这……”“做不到？”我问。他沉默了。答案很明显。他做不到。我点点头，表示理解：“那就选第一个。周一去民政局，先把协议签了。财产分割的部分，我会找律师……”“等等。”他打断我，“我没有说要离婚。”“那你选第二个？”“我……”他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我看着他挣扎的样子，忽然觉得很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让人想就地躺下，再也不起来。“陈屿，”我说，“婚姻不是选择题。你不能既要这个，又要那个。你不能既想要家庭的安稳，又想要激情的刺激。你不能既想要我的包容，又想要他的理解。”“我知道……”他声音沙哑，“但我需要时间……”“多久？”我问，“一个月？一年？还是一辈子？”他不说话。我放下刀叉，拿起餐巾擦了擦嘴。动作很慢，很仔细，仿佛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这样吧，”我说，“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后，告诉我你的决定。”“如果我还是不知道呢？”“那我就帮你决定。”我说，“我会向法院起诉离婚，理由是感情破裂。你有出轨证据在我手里，结果你应该清楚。”他猛地抬起头：“你要起诉我？”“如果你逼我的话。”我说，“我不喜欢把事情闹大，但不代表我不会。”他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有了惧意。也许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我不是那个只会默默忍受的妻子。我有我的底线，有我的原则，也有我的武器。“林薇，”他说，“你变了。”“是吗？”我笑笑，“也许吧。人总是会变的。”说完，我起身，拿起包。“你去哪儿？”他问。“回家。”我说，“这顿饭我请了，就当……散伙饭。”然后我转身离开。走出餐厅时，雨已经停了。夜风很凉，吹在湿透的衣服上，冷到骨子里。我站在路边，看着车来车往，忽然不知道该去哪里。家？那个地方还是家吗？手机震了一下。是陈屿的微信：“对不起。”我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删除聊天记录，关掉手机。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去哪儿？”司机问。我报了个地址。不是家的地址，是公司旁边的一家酒店。我需要一个地方，一个没有陈屿的地方，好好想一想。车开了。窗外的景色飞速倒退，霓虹灯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拖出长长的光带。我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很累。但还不能休息。酒店房间很小，但很干净。我洗了个热水澡，换上浴袍，坐在床边。头发还在滴水，一滴一滴，落在深色的地毯上，晕开小小的暗痕。打开手机，十几个未接来电，都是陈屿的。还有几十条微信，从道歉到解释到哀求。我没看，直接设为免打扰。然后打开通讯录，找到律师朋友的电话。拨通。“林薇？”对方很快接起，“这么晚，有事？”“王律师，我想咨询离婚的事。”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你和陈屿？”“对。”“具体什么情况？”我简单说了。没有情绪，没有渲染，只是陈述事实：丈夫出轨，对象是男性，我有证据，想离婚。王律师听完，问：“你想怎么分？”“房子归我，存款平分。他的落户资格是我让的，这个要不回来，但其他财产我要最大份额。”“理由呢？”“他出轨，是过错方。”“证据充分吗？”“打车记录，聊天记录，他亲口承认的录音。”我说，“够吗？”“录音合法吗？”“合法。在公共场所，没有窃听，他自己说的。”王律师又沉默了几秒：“林薇，你确定要走到这一步？”“确定。”“不再考虑考虑？七年婚姻，不容易。”“就是因为不容易，才不能将就。”我说，“王律师，帮我起草协议吧。周一我要用。”他叹了口气：“好。明天发你邮箱。”“谢谢。”挂断电话，我躺在床上。天花板是白色的，没有任何装饰，干净得有些空洞。我看着那片白色，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悲伤，没有愤怒，没有不甘。只有一种深沉的疲惫，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手机又震了。这次是母亲。我接起来：“妈。”“薇薇啊，睡了吗？”母亲的声音从遥远的家乡传来，带着熟悉的乡音。“还没。”“最近怎么样？工作忙吗？”“还好。”“陈屿呢？他好吗？”我顿了顿：“他也好。”“那就好。”母亲说，“你们俩要互相照顾。在上海不容易，有个伴总比一个人强。”“嗯。”“对了，”母亲忽然压低声音，“你王阿姨说，她女儿在上海买了套房，两百平，学区房。你什么时候也能买一套啊？”“快了。”我说。“那就好那就好。”母亲笑了，“等你买了房，妈就去上海看你。给你做饭，打扫卫生，让你安心工作。”“妈……”我鼻子一酸。“怎么了？”“没什么。”我吸了吸鼻子，“就是想你了。”“傻孩子，想我就回来看看。”母亲说，“不过你工作忙，还是妈去看你吧。等你们买了房，妈就去长住，给你们带孩子。”带孩子。这个词刺痛了我。“妈，”我说，“我们可能……不要孩子了。”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母亲才说：“为什么？你们不是一直想要吗？”“我的身体……”我说不下去。“身体怎么了？病了？严不严重？”“不是病。”我说，“就是……怀不上。”“怀不上就治啊。”母亲急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试管婴儿什么的……”“试过了。”我说，“三次，都失败了。”这次沉默更久。我听见母亲吸鼻子的声音，她在哭。“妈，你别哭……”“我怎么能不哭。”母亲声音哽咽，“我女儿命怎么这么苦。小时候没了爹，现在又……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妈……”“薇薇，”母亲说，“要不你们领养一个？我听说现在领养政策……”“陈屿不同意。”我说了谎。其实我们讨论过领养。陈屿当时说：“不是亲生的，总感觉差一点。”我没反驳，因为我也这么觉得。但现在想来，也许他不同意的原因，不只是血缘。“那怎么办啊……”母亲叹气，“你们以后老了，谁照顾你们啊？”“我们有彼此。”我说，说完才意识到这句话多么讽刺。母亲又叮嘱了几句，让我注意身体，别太累。我一一应下，然后挂了电话。放下手机，眼泪终于流下来。不是为陈屿，是为母亲。她这辈子吃了太多苦，丈夫早逝，独自把我养大。现在老了，唯一的愿望就是看我幸福。可我给不了她幸福。连假装都给不了。那一夜我睡得很浅。做了很多梦，断断续续的。梦见小时候的家，院子里的桂花开了，香气扑鼻。梦见父亲还活着，坐在藤椅上看报纸。梦见母亲在厨房做饭，油烟从窗户飘出来。还梦见陈屿。梦见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租的那间小房子。只有二十平，放张床就满了。但我们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周末一起去菜市场，买最便宜的菜，回来研究怎么做。晚上挤在小小的沙发上，看盗版碟片，看到睡着。那时候真穷。但也真幸福。醒来时，天还没亮。窗帘缝隙透进一点微光，灰蒙蒙的。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很久没动。然后起床，洗漱，换衣服。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睛浮肿，像个病人。我用冷水拍了拍脸，涂了点粉底，抹了口红。看起来好多了，至少能见人。出门时，才六点。街上空荡荡的，只有清洁工在扫地。沙沙的声音在寂静的清晨格外清晰。我沿着人行道慢慢走，没有目的地，只是走。走到一个公园门口，门还没开。我就在门口的长椅上坐下，看着晨练的老人陆续到来。他们大多六七十岁，穿着运动服，有的打太极，有的慢跑，有的压腿。动作缓慢，但很有生命力。我看了很久。然后拿出手机，打开录音机。昨晚和陈屿的对话，我都录下来了。从他说“我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开始，到“我可能……喜欢他”结束。每一个字都清晰。我听着自己的声音，冷静，克制，像在谈一桩生意。而陈屿的声音，慌乱，愧疚，挣扎。听着听着，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但我没哭出声。只是安静地流泪，眼泪滑过脸颊，滴在手机屏幕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一个晨练的老奶奶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姑娘，怎么了？”她问，声音很慈祥。“没事。”我擦掉眼泪，“沙子进眼睛了。”老奶奶没再问，只是静静地陪着我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继续去打太极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起母亲。如果她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会怎么说？大概会说：“离了吧。妈养你。”母亲总是这样，话不多，但永远站在我这边。我收起手机，起身离开。回到酒店时，已经八点。手机上有陈屿的十几个未接来电，还有几十条微信。我点开最新的一条：“林薇，我们谈谈。我在家等你。”我回复：“下午两点，家里见。”然后关机。我需要时间整理思绪，也需要时间准备。去律所见了王律师，拿到了离婚协议草案。条款很清晰，房子归我，存款平分，车辆归他，其他财产按法律规定分割。“如果他不同意呢？”我问。“那就上法庭。”王律师说，“你有证据，胜算很大。但过程会比较长，也比较痛苦。”“我不怕痛苦。”我说，“只怕拖。”王律师看着我，眼神复杂：“林薇，你真的想好了？七年婚姻，说离就离？”“不是我想离。”我说，“是他先放弃的。”他叹了口气，没再劝。离开律所，我去商场买了套新衣服。深蓝色西装套裙，剪裁得体，面料精良。又去做了头发，把长发剪短，烫了微卷。镜子里的人焕然一新。干练，利落，不容侵犯。我看着镜中的自己，忽然想起七年前，和陈屿去领证的那天。我穿了条白裙子，他穿了白衬衫。拍照时，摄影师说：“笑一笑。”我们笑了。照片上的我们，年轻，青涩，眼里有光。现在呢？光灭了。下午两点，我准时到家。用钥匙开门时，手很稳。推开门，陈屿坐在沙发上，听到声音立刻站起来。他看起来一夜没睡，眼睛里有血丝，胡子也没刮。身上还是昨天那套衣服，皱巴巴的。“林薇……”他开口，声音沙哑。“坐。”我说，语气平静。他坐下，我也坐下。我们隔着一张茶几，像谈判双方。“你想谈什么？”我问。“我……”他张了张嘴，却说不下去。我拿出离婚协议，推到他面前：“先看看这个。”他拿起来，翻了几页，脸色越来越白。“房子归你？”他抬头看我。“对。”“那我住哪儿？”“那是你的问题。”我说，“或者，你可以去找小安，看他愿不愿意收留你。”他像被扇了一巴掌，脸色煞白。“林薇，你一定要这样吗？”“我怎样了？”我问，“按照法律程序分割财产，有错吗？”“我们……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现在就在谈。”我说，“协议你看完了？有什么意见？”他放下协议，双手捂着脸，很久没说话。肩膀在颤抖，像在哭。但我没有心软。心软是软弱，而软弱会让人万劫不复。“陈屿，”我说，“签字吧。签了字，我们都解脱。”他抬起头，眼睛通红：“解脱？你觉得离婚是解脱？”“不然呢？”我反问，“继续这样互相折磨？你每天说谎，我每天猜疑？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试着修复……”“修复？”我笑了，“怎么修复？当什么都没发生过？还是你保证再也不见他？”他沉默了。答案很明显。他做不到。我点点头：“所以，签字吧。”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痛苦，有挣扎，还有一丝……怨恨。“林薇，”他说，“你从来就没爱过我，对吧？”我愣住了。“如果你爱我，怎么会这么冷静？”他继续说，“如果你爱我，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放弃？如果你爱我，怎么会连哭都不哭？”我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说：“陈屿，爱不是用眼泪衡量的。”“那用什么？”“用行动。”我说，“我用行动爱了你七年。给你做饭，给你洗衣，在你生病时照顾你，在你低谷时支持你。甚至把落户名额让给你，让你先在上海站稳脚跟。”“而你呢？”我反问，“你用行动告诉我，我的爱一文不值。”他无言以对。我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小区的中庭，几个孩子在玩耍，笑声清脆。他们的父母坐在长椅上，微笑着看着。多么和谐的画面。可惜与我无关。“陈屿，”我背对着他说，“签字吧。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面。”身后传来纸张摩擦的声音。我回头，看见他拿起笔，手在抖。笔尖悬在签名处，久久没有落下。“如果我签了，”他问，“我们还能做朋友吗？”“不能。”我说得斩钉截铁。“为什么？”“因为我不想看见你。”我说，“看见你，我就会想起这七年有多可笑。”他手一抖，笔掉在桌上。“林薇……”“签吧。”我闭上眼睛，“求你了。”沉默。漫长的沉默。然后我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沙沙的，像蚕食桑叶。一下，两下。然后是放下笔的声音。我睁开眼睛。他已经签完了。名字签得很用力，几乎划破纸张。“好了。”他说，声音空洞。我走过去，拿起协议。他的签名在阳光下有些刺眼。我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然后收进文件夹。“周一去民政局。”我说。“嗯。”“你的东西，周末可以来收拾。”“嗯。”又是沉默。这次是真的无话可说了。七年婚姻，走到这一步，只剩下冰冷的程序和客套的交代。“我走了。”他说，起身。“等等。”我叫住他。他停下脚步，回头看我。眼神里有一丝期待，也许希望我说些什么挽回的话。但我只是说：“钥匙留下。”他眼神里的光灭了。默默掏出钥匙串，取下家门钥匙，放在茶几上。金属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然后转身，开门，离开。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瘫坐在沙发上。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我靠在沙发靠背上，看着天花板，很久没动。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灰尘在光柱中飞舞，像一场无声的舞蹈。我看着那些灰尘，看了很久。然后起身，开始收拾他的东西。衣服，鞋子，书籍，洗漱用品。一件件，一箱箱。他的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就装满了。收拾到书房时，在抽屉最里面发现一个盒子。打开，里面是我们的结婚照，蜜月旅行的机票存根，电影票根，餐厅收据。还有一枚戒指。不是婚戒，是一枚很简单的银戒指，内侧刻着“LY&CY 2016.5.20”。我想起来了。那是我们恋爱一周年时，他送我的礼物。当时我们都很穷，这枚戒指是他攒了三个月零花钱买的。他说：“等以后有钱了，给你换钻戒。”我说：“这个就很好。”后来他真的买了钻戒，求婚时用的。但这枚银戒指我一直留着，放在首饰盒最底层。没想到他也留着。我拿起戒指，握在掌心。金属很凉，硌得手疼。看了很久。然后放回盒子，盖上盖子，放进行李箱。连同我们的过去，一起打包，封存。周末两天，我都在家打扫卫生。把陈屿的东西全部清空，把他的痕迹全部抹去。床单被套全部换新，窗帘拆下来洗，地板拖了三遍。还重新布置了家具。沙发换了位置，餐桌挪到窗边，书架上的书重新排列。我要让这个家焕然一新，让这里不再有他的气息。累吗？累。但累得踏实。每拖一次地，每擦一遍桌子，都像是在清除一段记忆。那些美好的，痛苦的，温暖的，冰冷的，统统扫进垃圾桶。周日晚上，终于全部做完。我坐在焕然一新的客厅里，点了份外卖。麻辣香锅，加了很多辣椒。吃的时候，辣得眼泪直流。但很爽。辣味刺激着味蕾，也刺激着神经。让我感觉到，我还活着，还有感觉，还会痛。这就够了。饭后，我泡了杯茶，坐在阳台上。夜色很好，月明星稀。远处的高楼亮着万家灯火，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有的幸福，有的不幸。有的刚刚开始，有的即将结束。而我的故事，正在翻开新的一页。手机震了一下。是王律师的微信：“协议没问题的话，周一早上九点，民政局见。”我回复：“好。”然后关掉手机，继续喝茶。茶很香，是陈屿去年去杭州出差时买的龙井。他一直舍不得喝，说等有好日子再喝。现在就是好日子。我独自一人，安静喝茶的日子。周一早上，我起得很早。穿上那套新买的西装套裙，化了精致的妆，喷了香水。镜子里的我神采奕奕，完全不像一个即将离婚的女人。出门前，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干净，整洁，空旷。像一张白纸，等待重新书写。很好。九点整，我到达民政局。陈屿已经到了，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文件袋。看见我时，他眼神闪了一下。“早。”我说。“早。”我们并肩走进大厅。离婚登记处人不多，只有几对夫妻，有的在吵架，有的在沉默，有的在哭。我们属于沉默的那一类。取号，等待，叫号。流程很快，工作人员是个中年女性，面无表情地问：“自愿离婚？”“是。”我们同时说。“财产分割协议带了？”“带了。”我递上文件。她仔细看了一遍，点点头：“可以。签字吧。”又是签字。这次陈屿签得很快，几乎没有犹豫。我也一样。两个名字并排在一起，像七年前结婚时那样。只是意义完全不同了。工作人员盖章，把离婚证递给我们。红色的小本子，和结婚证很像，只是颜色更深些。“好了。”她说，“从今天起，你们解除婚姻关系。”“谢谢。”我说。陈屿没说话，只是默默收起离婚证。走出民政局时，阳光很好。我眯起眼睛，适应了一下光线。“林薇。”陈屿叫住我。我回头。“对不起。”他说。这句话他说了很多遍，但这一次，我听出了一丝真诚。“嗯。”我点点头，“保重。”然后转身离开。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回头没有意义。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在前方。我要向前走。一直走。离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平静。我照常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家里少了一个人，空间变大了，也变安静了。刚开始不习惯，总觉得少了什么。但慢慢就习惯了。习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睡觉。习惯周末不用考虑另一个人的安排，习惯下班后不用急着回家做饭。习惯自由。也习惯孤独。小张知道我离婚后，很惊讶：“林姐，你……没事吧？”“没事。”我说，“挺好的。”“真的？”“真的。”她看着我，眼神里有同情，也有敬佩。但我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敬佩。我只需要时间，让伤口慢慢愈合。工作方面，裁员的消息越来越真。部门开了几次会，领导话里话外都在暗示，要优化人员结构。我知道，我可能是被优化的对象之一。三十四岁，女性，离异，无子女。在职场，这些标签都不利。但我没慌。开始更新简历，联系猎头，参加行业聚会。还报了个在职MBA，周末上课，充实自己。忙起来，就没时间想那些糟心事了。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时，还是会想起陈屿。想起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是在一次行业论坛上，他坐在我旁边，记笔记很认真。休息时，他主动问我：“你是做风控的？”“对。”我说。“我也是。”他笑了，“同行。”后来他约我吃饭，看电影，散步。很老套的追求方式，但我喜欢。因为他真诚，不玩花样，有一说一。我以为这样的男人可靠。没想到，最不可靠的就是“以为”。手机震了一下。是母亲。“薇薇，这周末我来看你。”我愣了一下：“妈，你怎么突然……”“就是想你了。”母亲说，“票都买好了，周六早上到。”“好，我去接你。”挂断电话，我有些不安。母亲突然来上海，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果然，周六接到母亲时，她第一句话就是：“陈屿呢？”“他出差了。”我说了谎。母亲看着我，眼神锐利：“真的？”“真的。”她没再问，但我知道她不信。回到家，母亲里里外外看了一遍，然后坐在沙发上，叹了口气：“薇薇，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出事了？”我沉默。“陈屿的东西都不见了。”母亲说，“你们分居了？”“……我们离婚了。”这句话说出来，反而轻松了。母亲愣了很久，然后眼泪掉下来：“为什么啊？好好的为什么离婚？”“他出轨。”我说得言简意赅。“出轨？”母亲震惊，“跟谁？”“一个男人。”母亲更震惊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我给她倒了杯水，在她身边坐下：“妈，都过去了。我现在挺好的。”“好什么好！”母亲擦着眼泪，“你一个人在上海，没房子，没孩子，现在连丈夫都没了。以后怎么办啊？”“我有房子。”我说，“离婚时分给我了。”“那工作呢？能稳定吗？”“尽量稳定。”我说，“如果真失业了，就再找。上海这么大，总有我的容身之处。”母亲看着我，眼神复杂。有心疼，有担忧，还有一丝……骄傲。“我女儿真坚强。”她摸着我的头发，“比你妈强。”“妈……”“没事。”母亲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离了就离了。这种男人，不要也罢。以后妈陪着你，咱们娘俩过。”我鼻子一酸，抱住母亲。母亲的怀抱很温暖，有家的味道。在这个怀抱里，我终于可以卸下所有伪装，做一个脆弱的孩子。“妈，对不起。”我说，“让你担心了。”“傻孩子。”母亲拍着我的背，“只要你过得好，妈就放心了。”那天晚上，母亲做了很多菜。都是我爱吃的，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鱼。我们坐在餐桌前，边吃边聊。聊老家的变化，聊亲戚的八卦，聊我小时候的糗事。没聊陈屿，没聊离婚，没聊未来。就聊这些琐碎的，温暖的，无关紧要的事。但正是这些琐碎，让我重新活了过来。母亲在上海住了一周。这一周，她每天给我做饭，打扫卫生，把我的小窝收拾得井井有条。还拉着我去逛街，买衣服，做头发。“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她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心情就好了。”我依着她，试了很多衣服，买了几套。镜子里的我气色好了很多，笑容也多了。母亲临走前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薇薇，”母亲忽然说，“妈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什么事？”“我想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母亲说，“来上海买套小房子，跟你住近一点。”我愣住了：“妈，你不用……”“我不是为了你。”母亲打断我，“我是为了我自己。老了，一个人在家乡没意思。来上海，离你近，也有个照应。”“可是……”“别可是了。”母亲握着我的手，“妈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你幸福。现在你一个人，妈不放心。让妈来陪你，好吗？”我看着母亲，她眼里有期待，也有忐忑。她怕我拒绝。我怎么会拒绝？“好。”我说，“我们一起看房子。”母亲笑了，笑得很开心。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从来不是一个人。我有母亲，有家人，有退路。上海再大，再冷漠，也有一个角落属于我。这就够了。母亲回去后，我开始认真看房。预算有限，只能看中外环的老公房。看了十几套，都不满意。不是太旧，就是太远，或者太贵。就在我几乎要放弃时，中介推荐了一套房子。在浦东，离地铁站步行十分钟，六楼，顶楼，带个小阁楼。房龄二十年，但保养得不错。最重要的是，价格在预算内。我去看了。打开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就是这里了。阳光从南面的窗户照进来，洒满整个客厅。虽然家具老旧，但空间通透，视野开阔。阁楼虽然矮，但可以改造成书房。“就这套。”我对中介说。签合同，付定金，办贷款。流程很快，一个月后，我就拿到了钥匙。搬家那天，我请了搬家公司。东西不多，一辆小货车就装完了。新家还没装修，但我不急。慢慢来。我有的是时间。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点了外卖，开了瓶红酒。庆祝。庆祝新生。手机震了一下。是陈屿的微信：“听说你买房了？恭喜。”我回复：“谢谢。”然后删除联系人。从今天起，他是真正的过去式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新家慢慢有了模样。我请了装修队，简单翻新了一下。墙壁刷成米白色，地板换了复合木，厨房和卫生间重新做了防水。阁楼改成了书房，靠窗做了个榻榻米，可以躺着看书。母亲来看过，很满意：“这才像个家。”“以后你就住这间。”我指着次卧，“窗户朝南，阳光好。”“好，好。”母亲笑得很开心。工作方面，裁员名单终于下来了。我们部门裁了两个人，没有我。领导找我谈话，说公司很看重我的能力，希望我继续努力。我点点头：“谢谢领导。”心里却明白，不是公司看重我，是我还有利用价值。但没关系。职场就是这样，价值交换，各取所需。我继续工作，继续学习，继续生活。周末去上MBA课，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男有女，有单身有已婚，但都很上进，很有活力。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朝气。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过。原来我可以这样活。半年后。我的落户积分终于攒够了。这次是为自己攒的。七年社保，中级职称，公司重点企业加分，再加上MBA的学历加分，总分刚好过线。去人才中心提交材料时，工作人员还是那个大姐。她认出了我：“又是你？”“对，又是我。”我笑笑。“这次为自己？”“对，为自己。”她接过材料，仔细看了看：“条件够了。恭喜。”“谢谢。”走出人才中心时，阳光很好。我站在台阶上，看着街上的车水马龙，忽然想起两年前，我为陈屿办落户的那天。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流程。不同的是心情。那时我以为，付出会有回报，牺牲会有意义。现在我知道，付出只是付出，牺牲只是牺牲。它们不一定有回报，也不一定有意义。但还是要付出，还是要牺牲。因为这就是生活。手机震了一下。是母亲的微信：“薇薇，晚上想吃什么？妈给你做。”我回复：“糖醋排骨。”然后收起手机，走进阳光里。脚步轻快，心情平静。我知道，前路还长，还有无数挑战在等着我。但我不怕。因为这一次，我是为自己而活。又过了三个月。一个普通的周二晚上，我加班到九点。走出办公楼时，下雨了。我没带伞，站在屋檐下等雨停。手机震了一下。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喂？”“林薇？”是个男声，有点耳熟。“我是。你是？”“我是安明远。”我愣住了。雨声忽然变得清晰，每一滴都像敲在心上。“有事吗？”我问，声音很平静。“我……我想跟你道个歉。”他说，“为了我和陈屿的事。”“没必要。”我说，“都过去了。”“但我一直很愧疚。”他声音很低，“我知道我伤害了你，虽然那不是我的本意。”“本意不重要。”我说，“结果才重要。”他沉默了。雨越下越大，在地上溅起一片水花。街灯的光晕在雨幕中模糊成一片。“陈屿他……不太好。”安明远忽然说。“哦。”“我们分开了。”他说，“三个月前。他说他受不了了，受不了这种躲躲藏藏的生活，也受不了对我的感情。”我没说话。“他现在一个人住，工作也不顺利。”安明远继续说，“上个月还被裁员了，现在在找工作。”“所以呢？”我问，“你告诉我这些，是想让我同情他？还是想让我帮他？”“都不是。”他苦笑，“我只是……觉得应该告诉你。毕竟你们夫妻一场。”“前夫。”我纠正他。“……对，前夫。”又是沉默。雨小了些，变成细密的雨丝。我伸出手，接了几滴雨水，凉凉的。“安明远，”我说，“谢谢你的电话。但以后不要再打了。”“林薇……”“我们都该向前看了。”我说，“陈屿是，你是，我也是。”说完，我挂了电话。然后关机。雨终于停了。我走出屋檐，深吸一口气。雨后空气很清新，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我沿着人行道慢慢走。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又缩短，又拉长。像人生的起伏，有高有低，有长有短。但终究在向前走。这就够了。走到小区门口时，手机又震了。这次是母亲的微信：“薇薇，下雨了，带伞了吗？”我回复：“带了。”然后抬头，看着家的方向。六楼的那个窗户亮着灯，暖黄色的光，在夜色中格外温暖。我知道，母亲在等我。我也知道，那里是我的家。真正的家。我加快脚步，走进楼道。脚步声在楼梯间回荡，一声，一声，坚定而有力。像心跳。像新生。像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