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卫明老师傅这一辈子，前半生把青春留在了新疆，后半生把念想留给了上海，等人老了，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个小时候跑过闹过的老弄堂。
陆卫明这些年一直住在新疆阿克苏，年纪快八十了，身子骨还算硬朗，说话也有精神。我在平台上发东西，他隔三差五就会来留言，话不多，但每次都能看出来是真看进去了，不是随便应付两句。时间久了，我跟他也熟了，他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给我发长长的语音，说起他年轻时候的事，说起上海，也说起新疆。听得多了，我才慢慢明白，这位老人心里压着的，不只是几十年的苦和累，还有一种说不出口的牵挂。
陆卫明说，他是1964年去的新疆。那年他十七岁，还不到十八，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上海那个夏天热得厉害，弄堂里从早到晚都像蒸笼一样，蝉叫得人心烦，可那阵子年轻人心里都装着一股劲儿，觉得天大地大，总该出去闯一闯。再加上街道上天天宣传，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谁听了不热血上头。陆卫明那时候也是这么想的，觉得自己年轻，有力气，不能老守着家门口过日子。
走的那天一大早，家里起得很早。他妈给他煮了两个鸡蛋，又往他包袱里塞了几块糕饼，嘴上说路上饿了吃，手却一直没停，翻来翻去，生怕落下什么。父亲话少，只是站在一旁抽烟，烟雾一口接一口地往外吐，看着平静，其实眼圈都红了。陆卫明记得很清楚，自己胸前戴着大红花，跟一群同龄人一起上了大客车，车外头全是来送行的人，邻居、亲戚、街道干部，挤得满满当当。有人喊口号，有人挥手，也有人悄悄抹眼泪。大客车先在热闹地方绕了一圈，南京路、外滩、几条大马路都走过，好像是有意让他们再多看几眼上海。
到了火车站，更是热闹得不得了。站台上人挤人，红旗飘着，锣鼓响着，高音喇叭里一遍遍喊着那些口号，年轻人听得心里发烫，老人听得心里发酸。火车一响，真正要走了，陆卫明才忽然觉得不是去郊游，也不是出去玩，是真的要离开了。他妈一直拉着他的手不放，到最后工作人员催了，他才咬着牙上了车。火车开动那一瞬间，他趴在窗边，看见父母越来越小，母亲还在追着车跑了几步，他一下子就忍不住了，眼泪哗地下来。十七岁的男孩子，平时嘴硬得很，那天哭得像个孩子。
从上海到新疆，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刚开始大家还挺兴奋，唱歌、聊天，互相打听是谁家孩子，家住哪条弄堂，慢慢的，车越往西走，窗外的景色越陌生，人的心也跟着一点点沉下来。到了新疆境内的大河沿车站，大家拎着行李下车，一脚踩到地上，第一感觉就是荒。风大，天高，四周空荡荡的，跟上海那种挤挤挨挨、热热闹闹完全不是一个世界。有人当场就发呆了，也有人低着头不说话。陆卫明说，那时候心里第一个念头不是豪情壮志，而是发虚，真发虚，不知道自己到底来了个什么地方。
在大河沿稍微休整了一下，他们又被分上了敞篷卡车。一路颠得人骨头都快散架，满脸满身都是灰，白天晒，晚上冷，几天下来，谁也没了刚出发时那股神气。等到了天山脚下、多浪河边，大家才知道，今后就要在这里扎根了。分到农一师下属团场十一连，成了兵团战士，穿上了绿军装，只不过没有领章，也没有帽徽。陆卫明说，那时候穿上去觉得挺像那么回事，可一看住的地方，心一下子又凉了半截。
所谓营房，其实就是一排排地窝子。低矮，阴暗，进门得猫着腰，里面一股土腥气，铺板一放就是床。外头看出去，除了芦苇荡，就是戈壁滩，远远近近都没什么人烟。那种荒凉，别说上海来的小年轻，就是一般人看了都得发怵。几个女青年当场就哭了，坐在地上哭得鼻涕眼泪一把。男青年虽然没哭，可心里也不好受，一个个蔫着头，不知道说什么。
连长和指导员一看这样不行，赶紧把大家集合起来做工作。先讲国家需要，讲边疆建设，讲把荒漠变良田，说得一套一套的，但不是空话，他们自己就是这么干过来的。指导员为了鼓劲，还现场给他们念了几句顺口的诗，说上海青年志气高，千里迢迢来新疆，青春就该撒在戈壁上，将来一定能让荒滩变粮仓。年轻人嘛，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听人一鼓动，心里又开始热了。有个小伙子带头喊起口号，大家一跟着喊，气氛立马就不一样了。哭过归哭过，真到要干活的时候，谁也不想让人看扁。
没过多久，简单军训和学习结束，各班开始发劳动工具。陆卫明说，那时候谁都觉得自己要“上战场”了，发下来的“武器”却是坎土镘、土筐、推车。说白了，就是靠这双手去跟荒地较劲。十一连最要紧的任务，是挖渠引水洗碱，把雪水引进盐碱地里，一遍遍压碱、洗碱，把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地慢慢改成能种庄稼的田。听着挺简单，真正干起来，那真是苦得很。
上海来的孩子，过去大多没吃过这种苦。刚下地那会儿，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很常见，天不亮就出工，太阳落山了还在地里。手上很快磨起血泡，破了又结痂，结了又裂开。肩膀压得生疼，腰也直不起来。新疆日头毒，晒上半天，脸和胳膊火辣辣地疼，回到地窝子里一碰被子都难受。陆卫明说，最累的时候，真觉得自己不是在走路，是被一口气吊着往前挪。有一回吃饭，他实在困得不行，端着搪瓷缸子刚扒了两口，头一低就睡过去了，缸子掉地上咣当一声他都没醒。旁边人看得又心疼又想笑，说他这是把命都干进去了。
吃的也不好。菜就是清水煮白菜、煮萝卜，汤里看不见几滴油，吃到嘴里寡淡得很。一个月能吃上一回肉，那就跟过节一样。可再苦，肚子还得填饱，不吃没力气，不吃第二天根本干不动。那几年里，陆卫明最盼的，不是什么休息日，也不是来信，而是食堂里偶尔能多放点油，或者有一顿面条。一碗热面进肚，人能高兴半天。
当然，光靠忍是不行的，人总得有个念想。那几年里，他们这一批上海青年，一个个都在变化。刚来时白白净净，细皮嫩肉，走路说话还带着城里人的讲究；几年下来，皮肤都晒成了紫铜色，胳膊腿也结实了，讲话嗓门大了，走路有劲了。以前见到蛇虫鼠蚁要躲的，现在什么活都敢上。那些当年看着文文静静的小姑娘，也都练得能扛能挑，做起活来一点不比男的差。陆卫明说，人不是一下子变的，是被风吹出来的，被土磨出来的，被那片地一天天熬出来的。
到了1971年，十一连已经在那片地方硬生生洗出了两千多亩地。荒滩真的慢慢绿了，远远看过去，不再是一片死黄，有了麦浪，也有了棉田。连队旁边还开出了菜地，养了猪，日子总算像个样子了。陆卫明说，那时候站在地头上看庄稼，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年轻时候喊过的口号，原来不是白喊的，真能一点点变成眼前的东西。累归累，苦归苦，可只要地里冒了青，他心里就踏实。
那年年底，陆卫明回上海探亲。七年没怎么好好照镜子的人，一回到家，连街坊邻居都差点认不出来。走的时候还是个瘦瘦的少年，回来已经成了个黑黑壮壮的小伙子。母亲一见他就心疼，说怎么晒成这样，手也粗成这样。可嘴上心疼，眼里其实又有一点骄傲，觉得儿子是真长大了。父亲还是话少，晚上却跟他说，你年纪不小了，也该找对象了，成个家，我们也放心。弟弟那时候已经谈了女朋友，家里就更觉得他这个当哥哥的不能再拖了。
临走前，陆卫明把自己那块新买不久的上海牌手表给了弟弟。不是他不喜欢，是他看得出来，弟弟惦记那块表很久了。那时候一块像样的表，不是小东西，是件很拿得出手的东西。陆卫明说，自己摘下来时其实挺舍不得，可一想到弟弟从小跟在他屁股后头长大，心一软，也就给了。做哥哥的嘛，总觉得让一点没什么。
回到新疆后，日子照旧，还是出工、劳动、吃苦，只不过这时候连里的婚姻问题越来越明显了。男多女少，不少人都二十好几了还没着落。团部为这事也上心，鼓励大家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还从别的连队调来几名浙江籍女青年补充到十一连。陆卫明说，那阵子连里气氛都不一样了，男青年洗脸都比平时认真，衣服也拍得干干净净，谁都不想在姑娘面前太邋遢。
1972年春天，在指导员牵线下，二十五岁的陆卫明认识了二十二岁的沈江华。沈江华也是浙江人，人长得不算特别打眼，可看着顺眼，性子也好，说话轻轻的，做事麻利。刚开始两个人也没那么多花前月下，那个年月，谈对象哪有太多浪漫，多半就是一起出工，一起打饭，偶尔说几句心里话。可真心不真心，处一处就知道了。陆卫明说，沈江华最打动他的，不是长相，是她不娇气。风里来土里去，她从不叫苦，哪怕累得脸发白，也还是咬牙干。这样的姑娘，在那地方，谁看了不敬重。
他们结婚的时候，条件很简单，没有什么像样的仪式，大家伙儿凑一凑，热闹一下，也就算成了。可日子就是这么一点点过起来的。第二年，沈江华生下了儿子，白白胖胖一个小子，陆卫明高兴得整晚睡不着。给儿子取名陆新生，就是在新疆出生的新生命，也是他们在那片土地上真正安家扎根的意思。陆卫明说，抱着孩子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自己跟新疆这地方再也分不开了。以前是人来了，心还飘着，有了孩子以后，心也落下来了。
陆新生小时候是在连队长大的。风沙里跑，土路上摔，喝的是渠水边长大的童年。等孩子大了，政策上对回沪落户有了说法，陆卫明和沈江华商量着，还是想让儿子回上海读书。毕竟上海教育条件好，若是将来能在上海读大学、找工作，他们老两口退休以后也能落叶归根，跟儿子住在一起。这算盘不能说有多精明，却是很多支边老人心里都有的念头：自己回不去了，至少孩子还能回去，家也算没有断。
可就是这次给陆新生落户，陆卫明心里第一次真正凉了。弟媳表面上说可以办，可话里话外却添了条件，说以后不能争房产。陆卫明一听就别扭。房子是父母的，两个儿子，按理说都有份，怎么孩子回来落个户，就成了先把后路堵死？可他又不愿意在父母面前闹，更不想因为这个耽误儿子上学，只能把气往肚子里咽。弟媳还提出要写协议，白纸黑字地定下来。陆卫明没签字，只是口头答应了。他说那一刻自己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堵得慌，可还是想着，都是一家人，不至于真走到太难看的地步。
谁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得开，别人就会念情分。
陆新生在上海读书那几年，陆卫明一直以为孩子能慢慢适应，毕竟那边有爷爷奶奶，也有亲戚。可后来孩子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却偏偏报了新疆大学。陆卫明起初还纳闷，问他为什么不报上海的学校。陆新生沉默了半天，才说，他不想留在上海。再问深一点，孩子才吐露实话，说婶娘不喜欢他，总叫他“小新疆”，听着像玩笑，可孩子心里有刺。还有奶奶，虽然不是不疼他，但到底更偏着叔叔家的孩子，有时候一个眼神、一句闲话，孩子都感受得到。陆新生说，既然这样，还不如离远一点，省得大家都别扭。
陆卫明听完，心里不是滋味。大人之间那点计较、那点脸面上的事，最后全让孩子给接住了。孩子嘴上不说，心里其实一清二楚。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陆卫明都不愿意给上海家里打电话，提都不愿提。他不是跟父母断情，只是心寒，觉得自己这些年在外头吃苦受累，到了头，连自己儿子都在老家落不下一份真正的亲近。
后来陆新生大学毕业，分配到了阿克苏政府机关工作，算是有了个稳当饭碗。再后来，他又娶了一位维吾尔姑娘。陆卫明起先还有点犹豫，怕年轻人婚后不习惯，可见了儿媳以后就放心了。姑娘人好，懂事，孝顺，说话也柔和，进门以后家里热闹了不少。陆卫明说，这一辈子很多事不是你计划来的，兜兜转转，儿子还是回到了新疆，在这里上学、工作、成家。你说这是不是命？也许就是吧。
2005年冬天，陆卫明的父亲去世了。陆卫明夫妻俩带着陆新生和儿媳赶回上海奔丧。人一进上海，熟悉又陌生。路还是那些路，可老弄堂拆的拆，变的变，小时候的痕迹越来越少。办丧事那几天，他忙前忙后，心里难过，也没顾得上想太多。可等事情一结束，他就不愿意多留了。原因也简单，他弟弟弟媳就住在父母对门，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那种表面客气、心里疏远的感觉太难受。尤其弟媳那张脸，说笑不是，说哭也不是，看着就让人心里发堵。于是办完后事，他们一家很快就回了新疆。
到了陆卫明退休那年，母亲病倒了，卧床不起。这个时候，陆卫明和沈江华还是回了上海，一住就是一年半，专门伺候老人。人老了病了，吃喝拉撒都得靠人，旁人嘴上说孝顺容易，真要天天守着，那不是一两天的事，是磨人的长日子。陆卫明白天晚上都搭进去，沈江华更是没少受累，擦洗、喂饭、翻身、端屎端尿，一样样都做。弟弟倒也不是一次不来，偶尔会来看看，买点水果营养品，可也就是看看。至于弟媳，来得更少。有一次她提了点水果进门，刚放下，就捂着鼻子跑出去了。陆卫明说，那一幕他一辈子都记得。不是因为那点水果，
而是那种嫌弃的样子，太扎心了。床上躺着的是她婆婆，不是外人啊。
2008年春天，陆卫明的母亲也走了。老人临终前，拉着陆卫明说，这套房子是你和你弟弟共同继承，房本让你弟弟拿走了，你爸去世前留过遗嘱，街道王书记知道。人到最后，说出来的话，往往就是最放心不下的事。陆卫明嘴上答应着，心里却一阵阵发凉，因为他知道，只要牵扯到房子，这件事恐怕不会太顺。
果然，丧事办完后，陆卫明找弟弟谈房子的事，弟弟开始装糊涂，说父亲以前答应过房子给他，没说兄弟俩一起分。听到这话，陆卫明一下子就火了，可火归火，他还是压着脾气去找证据。后来街道干部出面，遗嘱也拿出来了，事情这才摆明。弟弟弟媳知道赖不过去，也就不再硬撑。最后房子估价九十六万，卖给弟弟，扣掉费用后，陆卫明应得四十五万。可毕竟是亲兄弟，他不想逼得太紧，就主动少要了五万，只拿四十万。
按理说，做到这一步，已经是让得不能再让了。可弟弟还是说手头紧，先给二十万，剩下二十万打了欠条。陆卫明那时候还想着，亲弟弟，总不至于赖账，晚一点就晚一点吧。谁知道这一拖，就是十年。直到2018年春天，陆卫明回上海给母亲上坟，弟弟才把那二十万补上。十年时间，房价涨了多少，钱早不是当年的钱了，可别说利息，连一句像样的客气话都没有。陆卫明说，那时候他突然就明白了，有些人不是一时糊涂，是心里根本没把这份兄弟情当回事。
从那以后，陆卫明对上海的感情就更复杂了。你说他不爱上海吗？怎么可能。那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父母在那儿，童年在那儿，少年的梦也在那儿。可你说他还能回去吗？父母没了，老房子也没了，跟弟弟弟媳的关系又弄成这样，回去住哪儿？找谁说话？看什么都熟，又什么都不属于自己。人一老，最怕的就是这种感觉，明明故乡还在，可你已经成了个外人。
前阵子他跟我聊天，说自己最近总做梦。梦见小时候的老弄堂，梦见弄堂口卖冰棍的，梦见下雨天石板路上积着水，梦见他和弟弟光着脚在弄堂里疯跑，跑得满头大汗，母亲在后面喊他们回家吃饭。还会梦见父亲坐在竹椅上摇扇子，梦见黄浦江的水一层层往前涌，江风吹过来，有点潮，也有点凉。每次梦醒，枕巾都是湿的。陆卫明说，自己这一辈子算不上后悔，国家叫去新疆，他去了；戈壁要开荒，他也干了；老婆孩子，都在新疆安了家，日子总归过出来了。可人老了以后，心里最软的那一块，还是上海，怎么绕也绕不过去。
他说，上海现在没有他的家了，可偏偏成了他最放不下的地方。这话我听了很久都没接上。因为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感慨，这是一个老人用一辈子换来的心事。年轻时候离开，以为总有一天还能回去，等真的老了才发现，回去这两个字，说起来容易，真正走回去，哪有那么简单。房子不是家，人也未必是家，可没有了那些东西，故乡就像一扇半开的门，看得见，却进不去了。
说到最后，陆卫明停了好一会儿，声音低下来，说：“有生之年，我还是想回上海看看。哪怕就住几天，去老地方走走，去黄浦江边站一站，也好。就是不知道，这个愿望还能不能成。”
我听完心里很不是滋味。少小离家，白头思乡，这种苦，不是没经历过的人能轻易懂的。陆卫明在新疆待了一辈子，按说这里早就是他的家了，儿子儿媳都在，日子也稳稳当当。可故土这东西，奇怪得很，不管离开多久，它总在心里留着根线，平时不显，一到夜深人静，一到人老梦多，就一点点往外拽，拽得你鼻子发酸，心里发空。
也许很多支边老人都是这样。年轻时是响应号召，背着行李就走了，心里装的是远方，是建设，是理想。可等风沙吹了一辈子，等父母都不在了，等兄弟姐妹也慢慢散了，人才会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早就成了两头都不完整的人。在新疆扎了根，可故乡的影子没断；在上海有出生的印记，可日子却早不在那儿了。于是余生里，最深的一种情绪，不是怨，也不是悔，而是一种淡淡的、长长的牵挂。
我真心希望，陆新生能抽个时间，带着陆卫明和沈江华回上海看看。哪怕只是去看一眼旧城区，走一走从前的路，哪怕老弄堂已经不在了，旧邻居也认
不全了，只要人能站在那片土地上，听一听熟悉的上海话，闻一闻空气里那点潮湿的江边味道，也许心里那道结，就能松开一点。
人这一辈子，走得再远，最后想找的，往往还是自己来时的路。陆卫明把最好的年华给了新疆，新疆也收留了他的一生；可上海那座城，终究还是住在他梦里，住在他每一次醒来湿透的枕巾上。只盼着这位老人，还能在有生之年，再回去看一看。哪怕只是看一眼，也算没有把这份惦念带进遗憾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