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落定了，可心里还是飘着。”——1989年春天，弄堂口贴出最后一批“知青子女入沪”名单，阿丽把行李卷往地上一扔，蹲在旁边哭。她爸当年在塔城修水库，冻掉三根脚趾，就换来这张薄薄准入证，可没人告诉她：进了上海，才是第二道关。

住是最先撕开口子的。按规定，只能投亲靠友，三十多个半大孩子像被撒盐一样分进十几条弄堂。阿丽被分去虹口姑妈家，三层阁楼，原放腌菜缸，腾出来只够放一张棕绷床。头晚下雨，瓦片缝滴水，她拿脸盆接，叮咚一宿——第二天去新学校，同桌女生嗅她袖口：“你身上怎么有咸菜味？”全班哄笑，她才知道上海话“咸菜”还有“土”的意思。

比味道更难藏的是口音。政治课读报纸，她把“建设”念成“建射”，老师皱眉：“舌头卷那么重，铁路调来的？”哄笑二次。下课后，真正的上海男孩拍她肩膀：“放学走南京路？我教侬‘zhi chi shi’。”她以为是善意，结果对方突然加速，钻进人堆，把她甩在红绿灯口——那是第一次领教“轧苗头”：表面客气，脚底抹油。

更磨人的是饭桌。姑妈家规矩，菜只夹一筷，汤不能出声。她饿啊，新疆家里，羊骨头都掰开吸髓。第三晚，表弟把红烧带鱼转到她面前：“你吃你吃。”她刚伸筷，姑妈把盘子轻轻摁住：“带鱼骨头多，小心喉咙。”那一刻，她明白“寄人篱下”四个字有形状——就是那条悬在眼前的带鱼，亮晶晶，却永远够不着。

熬到技校，终于能住校，以为松口气，却发现新陷阱：班里上海同学周末回家拿菜，带油面筋塞肉、四喜烤麸，她只能去食堂买雪菜肉丝，八毛一小碟。同宿舍玲子偷告诉她：“我妈讲，技校生就是‘工人苗子’，以后蹲车间，买菜也要算铜钿。”一句话把未来钉在流水线上。那天夜里，她把发的实习工装盖在脸上，闷声哭——布浆味混着机油，像提前三十年闻到的退休味。

真正翻盘靠“老房子”。2002年，外滩背后旧里动迁，按户口给面积，她姑妈唠叨“女儿迟早出嫁”，想吞掉她的份。阿丽直接跑动迁组，把户口本、父亲旧档案排一桌：“我塔城出生，返沪指标国家给的，面积该算我。”办事员见她眼珠子通红，怕闹大，照实给开单。那天她揣着动迁协议，一路奔到淮海路，冲进第一家肯德基，点九个鸡翅，啃得满嘴流血——咸的，不知道是血还是泪。

有了房子，才有人提亲。对方是杨浦自来水厂检修工，上海话叫“水猫子”，人却老实。生女儿后，她把父母从北屯接来，老父亲拄拐进电梯，用山东腔喊：“这楼比麦地还齐整！”夜里两代人挤在客厅吃拉条子，邻居敲门抗议：“楼板撒孜然味，辣眼睛！”她一边道歉，一边把门关紧，回头跟老爸说：“吃！上海不让炒菜，咱就关起门炒人生。”

女儿小学三年级，老师布置作文《我的故乡》，孩子回来问：“妈妈，我到底算上海人还是新疆人？”阿丽正剥毛豆，愣了半晌，把一颗毛豆弹进碗里：“你算毛豆人——皮是上海的，里子是新疆的，煮烂了，两地都香。”

去年疫情封小区，她报名做志愿者，发抗原那天下雨，她把旧棉大衣罩在防护服外，邻居拍视频发业主群：@“新疆大姐威武”。她看着手机笑——那件大衣是1990年离疆时，母亲拆掉军大衣给她改的，如今袖口还磨着黄棉线。风雨里，她忽然懂了：所谓扎根，不是把新疆拔掉，而是把戈壁的硬和上海的水，和成一股新泥，糊在黄浦江口，任潮起潮落，再也不掉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