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铁皮箱里的婚事
一九七五年，陕北的秋风已经有了刀子般的锋利。蒋菲把最后一本书塞进那只绿色的铁皮箱，合上盖子时，指甲被冰凉的铁皮硌得生疼。箱子里，是她从上海带来的所有体面——几件旧衣裳，一沓泛黄的书，还有一个属于城市姑娘的，不切实际的梦。
梦，快要碎了。
回城的名额迟迟下不来，同来的知青一个个都走了，只剩下她，像一棵被遗忘在黄土地里的南方植物，根须浅浅地抓着地，却怎么也吸不到滋润的水分。父母在信里已经不再催她，字里行间透出的疲惫和无奈，比催促更让她心焦。
“菲菲，考虑好了吗？”
门外，大队书记窦卫国粗粝的声音传来。他没进来，只是站在院子里，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他脚边，站着他的儿子，窦启。一个结实得像头小牛犊的年轻人，皮肤是常年日晒的黝黑，眼神却有种不属于这片土地的精明。
蒋菲打开门，目光越过窦卫国，落在了窦启身上。她知道，这个男人，是她离开这片黄土的唯一一张船票。
窦卫国见她出来，清了清嗓子，开门见山：“我家的条件，你是知道的。窦启虽然是个农村娃，但人实在，肯干。只要你点头，这婚事一办，你就是我们老窦家的人。年底，我就去公社给你跑回城指标的事，保证让你跟窦启一起，到上海落户。”
这番话，他在撮合人的陪同下，已经说过一遍。现在，是最后通牒。
蒋菲的心沉了下去。她看向窦启，试图从他脸上找到一丝温情，哪怕是虚假的。可窦启只是咧着嘴，露出一口白牙，那笑容里有满足，有得意，像个猎人终于看到了落入陷阱的猎物。
她想起吴承宇，那个和她一起从上海来的男知青。临走前，吴承宇拉着她的手，眼睛通红：“菲菲，再等等，别走这条路。嫁给一个不爱的人，比待在农村更苦。”
可等待，是多么奢侈的词。她的青春，就在这无望的等待中，一点点被风沙磨损。她怕了，怕自己真的一辈子被困在这里，怕父母到死都见不到她。
“我……”蒋菲的喉咙发干，她咽了口唾沫，声音轻得像耳语，“我……同意。”
窦卫国脸上立刻绽开了笑，褶子堆在一起：“好！好！是个爽快的好女娃！”
窦启也笑了，走上前来，想去拉蒋菲的手。蒋菲下意识地缩了一下，他的手停在半空，有些尴尬，随即又不在意地收了回去。
婚事办得简单仓促。没有三书六礼，没有凤冠霞帔。蒋菲的嫁妆，就是那只绿色的铁皮箱。窦家给了她两身新做的布衣，红色的，在这片灰黄的土地上，显得格外刺眼。
新婚之夜，土炕烧得滚烫。窦启带着一身酒气，笨拙地解开她的盘扣。黑暗中，蒋菲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上海的梧桐路，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她告诉自己，就快了，就快能回去了。
她用一个女人的婚姻，和自己的未来，做了一场豪赌。赌注，是那张回城的车票。她以为，只要能离开这里，一切都会好起来。
第二章：回不去的梧桐路
一九七六年底，那张承载着蒋菲所有希望的调令，终于下来了。她和窦启，被一同安排进了上海的一家大型纺织厂。
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蒋菲贪婪地呼吸着湿润的空气，看着熟悉的街道和梧桐树，眼泪无法抑制地流了下来。她回来了，她终于回来了。
窦启拎着大包小包，新奇又拘谨地跟在她身后。这个在黄土地上如鱼得水的男人，一踏入这座繁华的城市，就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蒋菲的父母见到他们，表情复杂。对女儿曲线回城的辛酸，化作了一声叹息。对这个农村女婿，他们尽力保持着客气和疏离。
蒋菲的父亲曾是厂里的老技术员，有些旧人脉。他亲自出面，把窦启安排进了相对轻松的后勤科，而蒋菲则凭着高中文凭，进了技术档案室。
生活似乎在朝着预想的方向发展。蒋菲重新穿上了干净的连衣裙，捧起了搁置已久的书本。她以为，她可以慢慢地，把那段黄土高原的记忆，连同那场交易般的婚姻，都尘封起来。
但她错了。她和窦启之间的裂痕，从踏入上海的第一天起，就在无声地扩大。
蒋菲喜欢安静，下班后总爱在灯下看书。窦启却觉得那是“装模作样”，他更热衷于和厂里的工友喝酒吹牛。他学说上海话，学得不伦不类，却乐此不疲。他看不惯蒋菲的“文绉绉”，觉得她打理得一丝不苟的家，没有人气。
“你看的都是些啥玩意儿？能当饭吃？”一次晚饭后，窦启喝了点酒，指着蒋菲手里的书，带着几分嘲弄，“还不如跟我去跟王科长他们喝两杯，那才叫人情世故。”
蒋菲放下书，轻声说：“我不喜欢那种场合。”
“不喜欢？”窦启的声音陡然拔高，“你以为现在还是在乡下？在城里，靠的就是关系！你爸那点老面子能管用多久？要不是我到处递烟请客，我在厂里能站稳脚跟？”
他身上浓烈的烟酒味和理直气壮的态度，让蒋菲感到一阵窒息。她看着他，这个名义上的丈夫，突然觉得无比陌生。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说的却是两种语言，想的是两个世界的事。
他们的儿子窦军出生后，这种隔阂愈发明显。蒋菲想教儿子背唐诗，窦启却觉得不如教他几句“江湖黑话”来得实用。蒋菲给儿子买钢琴，窦启大发雷霆，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硬是把钱拿去买了台彩电，呼朋引伴地回家看。
电视机里人声鼎沸，蒋菲抱着儿子在房间里，只觉得那喧嚣离自己无比遥远。她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她日思夜想的梧桐路下，却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这里不是她的家，只是一个更精致的牢笼。而打开笼子门的钥匙，握在那个她亲手选择的男人手里。
第三章：一碗没有放糖的粥
时间一晃，就是二十年。
上海在这二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拔地而起，霓虹闪烁不息。窦启也变了。他凭借着一股子不择手段的钻营劲头，加上岳父留下的一些人脉，从后勤科的小职员，一路爬到了分厂的副厂长。
他不再是那个初到上海时局促不安的农村青年了。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学会了打高尔夫，饭局上张口闭口都是“项目”和“资本”。他把乡下的父母接来，又嫌他们“土气”，在郊区买了套小房子安顿，很少回去。
而蒋菲，似乎被时间遗忘了。她依旧在档案室工作，每天整理着那些泛黄的图纸和文件，像整理自己褪色的人生。儿子窦军长大，考上了外地的大学，一年也回不来几次。偌大的房子里，常常只剩下她一个人，和无边的寂静。
她和窦启，早已经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夜不归宿是常事，偶尔回来，也是一身酒气地倒头就睡。他们之间，连争吵都懒得有了。
直到一九九八年的冬天，蒋菲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被送进了医院。
医生说情况很严重，需要立刻手术，费用高昂。蒋菲慌了神，她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千把块，家里的钱，一直都是窦启在管。她揣着惴惴不安的心，拨通了窦启的传呼机。
等了两个小时，窦启才回电话，语气很不耐烦：“又什么事？我这正陪领导吃饭呢！”
“爸……我爸他进医院了，脑溢血，要马上手术。”蒋菲的声音带着哭腔。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不带任何感情的问话：“哪个医院？要多少钱？”
蒋菲报了个数目，那几乎是他们家当时所有的存款。
窦启“啧”了一声，抱怨道：“怎么偏偏赶在这个时候？我最近有个项目正在关键期，正是用钱的时候。老头子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怎么说倒就倒了？”
那冰冷的、像是在计算一笔生意得失的语气，瞬间浇灭了蒋菲心中最后一丝期望。她握着电话，手脚冰凉：“窦启，那是我爸！”
“我知道是你爸，不也是我岳父吗？”窦启的声音透着烦躁，“行了行了，我晚点让司机把钱送过去。你先在那边盯着，别出什么岔子。”
说完，他便匆匆挂了电话，仿佛多说一秒都是浪费。
那天晚上，蒋菲在医院守了一夜。司机送来了钱，却没见到窦启的人影。她一个人跑上跑下，办手续，签字，看着父亲被推进手术室，心里的绝望像潮水一样将她淹没。
第二天清晨，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想给父亲熬点粥。打开家门，一股浓烈的香水味混合着宿醉的气息扑面而来。客厅的沙发上，随意丢着一件不属于她的女士外套。
蒋菲站在原地，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
她走进厨房，默默地淘米，开火。粥在锅里翻滚着，冒着白色的热气，像她翻滚的心。她想起父亲最爱喝放了糖的糯米粥，可她翻遍了整个厨房，也找不到一粒白糖。
原来，这个家，早就已经没有甜味了。她端着那碗没有放糖的白粥，眼泪一滴一滴地落进去，无声无息。
第四章：“你是我带回来的”
父亲的手术虽然成功了，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话也说不清楚。母亲本就身体不好，这一下更是垮了，终日以泪洗面。照顾两个老人的重担，几乎全压在了蒋菲一个人身上。
她向厂里请了长假，每天医院、家里两头跑。窦启只是在父亲出院那天露了个面，丢下一笔钱，便又消失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比如他的项目，他的应酬，还有那个留下外套的女人。
蒋菲的心，已经麻木了。她不再质问，也不再争吵。她只是沉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仿佛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
二零零五年，国企改制的浪潮席卷了整个纺织行业。蒋菲所在的工厂，也要进行大规模裁员。她所在的档案室，成了第一批被“优化”的对象。
拿到那纸薄薄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蒋菲并没有太大的意外。她已经快五十岁了，没有一技之长，离开这个待了近三十年的地方，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那天晚上，窦启难得地回家吃饭。他已经升任了公司的副总经理，意气风发。饭桌上，他谈起这次裁员，语气轻松得像在谈论天气。
“厂里那些老人，也该动一动了，抱着铁饭碗不放，企业怎么发展？”他夹了一筷子菜，看都没看蒋菲一眼。
蒋菲沉默了许久，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今天，我接到通知了。我也在名单上。”
窦启的筷子顿了一下，抬起头，眼神里掠过一丝惊讶，但迅速被一种理所当然的冷漠所取代。
“哦，是吗？”他淡淡地说，“也好。你这个年纪，也该歇歇了。家里也不缺你那点工资，正好在家专心照顾老人。”
他的轻描淡写，像一根针，狠狠扎进了蒋菲的心里。她看着眼前这个油头粉面、满身名牌的男人，那个当年在黄土地上对着她憨笑的青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你吧？”蒋菲的声音有些颤抖，“裁员的名单，是你定的吧？”
窦启放下筷子，用餐巾擦了擦嘴，脸上浮现出
一丝被冒犯的不悦：“蒋菲，你说话要注意分寸。这是公司的决定，我只是执行者。再说了，你的岗位本来就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裁你裁谁？”
“我们是夫妻……”
“夫妻？”窦启突然冷笑起来，他身体前倾，一字一句地，把最残忍的话语，像刀子一样捅向她，“蒋菲，你别忘了，当年要不是我点头，你现在还在陕北那个山沟沟里挖土呢！是我把你带回上海，让你过了三十年城里人的好日子。你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现在让你在家享享清福，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你是我带回来的！”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在蒋菲的脑海里炸开。
三十年的委曲求全，三十年的忍气吞声，在这一刻，被这句话击得粉碎。她一直以为，他们之间至少还有一点情分，至少还有儿子作为纽带。可原来，在他心里，她从来都不是妻子，只是一个被他“带回来”的战利品，一个可以随时丢弃的附属物。
她用婚姻换来的回城资格，到头来，成了捆在她身上最沉重的枷锁，成了他羞辱她最刻薄的理由。
蒋菲慢慢地站起身，她看着窦启那张因为得意而略显扭曲的脸，心中那片早已干涸的湖泊，忽然涌起了滔天巨浪。
“窦启，”她开口，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我们离婚吧。”
第五章：炉火边的新生
离婚的过程，比蒋菲想象中更迅速，也更冷酷。
窦启没有丝毫挽留。对他而言，这个不再年轻、没有工作、还拖着两个病人的妻子，早已是负资产。他痛快地答应了，条件是房子归他，存款分她一小部分，儿子归他抚养——尽管儿子已经成年，根本不需要他抚养。
蒋菲什么都没争。她只是回那个所谓的“家”，收拾了自己几件简单的衣物，带走了父母的照片，还有那只早已斑驳掉漆的绿色铁皮箱。
走出那栋住了二十多年的楼房时，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没有一丝暖意。她回头望了一眼，那扇紧闭的门，像一个巨大的句号，结束了她三十年的荒唐婚姻。
她带着父母，在城市一个老旧的角落租了一间狭小的房子。那点离婚分到的钱，在父母高昂的医药费面前，很快就捉襟见肘。她必须找到一份工作。
可是，一个五十岁的下岗女工，能做什么呢？她去应聘过超市收银员，别人嫌她年纪大，动作慢；她去应聘过家政，别人嫌她身体单薄，干不了重活。一次次的碰壁，让她几乎陷入绝望。
一个寒冷的傍晚，她走在回家的路上，闻到了一阵香甜的气味。街角，一个老师傅正守着一个大铁桶改造的烤炉卖烤红薯。昏黄的灯光下，炉火映着老师傅饱经风霜的脸，那温暖的香气，似乎能驱散冬夜的寒意。
一个念头，像一粒火种，突然在蒋菲的心里亮了起来。
她用仅剩的一点钱，盘下了老师傅的烤炉和摊位。老师傅见她一个女人不容易，把烤红薯的手艺倾囊相授。从如何挑选红薯，到如何控制火候，每一个细节，蒋菲都用心记下。
她的小摊，就在一个老小区的路
口支了起来。第一天出摊，她笨手笨脚，烤出来的红薯有的焦了，有的没熟透。她不好意思卖，就自己默默地吃掉。
夜深人静，她一个人守着炉火，寒风吹透了她单薄的衣衫。她看着眼前跳动的火焰，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她想不明白，自己的人生，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从一个满怀梦想的上海姑娘，到一个委身婚姻的知青，再到一个被抛弃的下岗女工，如今，成了一个在街边卖烤红薯的妇人。
可是，哭过之后，日子还要继续。她想起病床上依赖着她的父母，想起自己空空如也的口袋。她擦干眼泪，把剩下的红薯一个个翻面，眼神重新变得坚定。
她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把红薯烤得更好吃。她跑遍了周边的菜市场，只为找到最甜糯的红心薯。她一遍遍地试验火候，手上烫出了好几个泡。渐渐地，她的红薯摊有了名气。她烤的红薯，外皮焦香，内里软糯流蜜，热乎乎地捧在手里，能暖到心里去。
来买红薯的，大多是附近的街坊邻居。他们喊她“蒋阿姨”，夸她的红薯是“冬天里最好吃的东西”。每天，听着这些朴实的话语，看着客人满足的笑脸，蒋菲的心里，也渐渐被一种久违的踏实感所填满。
她不再去想那个叫窦启的男人，也不再去怨恨逝去的三十年。守着这个小小的炉火，靠着自己的双手，一分一角地挣钱，给父母买药，维持生计。虽然辛苦，但她的心，却是前所未有的安宁。
这炉火，是她的新生。
第六章：暖过冬雪的红薯
又是三年过去，已经是二零零八年的冬天。上海的雪，下得格外大。
蒋菲的红薯摊，依旧在那个街角。她穿得厚厚的，戴着帽子和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痕迹，但那双眼睛，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亮、平和。
雪花纷飞，街上的行人稀少。蒋菲搓着冻得通红的手，往炉子里又添了一块炭。热气蒸腾，红薯的香甜气息在寒冷的空气中弥漫开来。
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路边。车窗缓缓降下，露出一张保养得宜，却略显浮肿的男人的脸。
是窦启。
他似乎也老了一些，两鬓添了白霜，眼神里带着一种酒色过度的疲惫。他身边，坐着一个年轻妖娆的女人，正不耐烦地摆弄着手指上硕大的钻戒。
窦启的目光，穿过风雪，落在了那个小小的红薯摊上，落在了那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身上。他愣住了。他大概从未想过，会在这样的场景下，再见到他的前妻。
车里的女人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撇了撇嘴，语气尖酸：“哟，那不是你前妻吗？怎么混到在街边卖红薯了？真是可怜。”
窦启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有惊讶，有鄙夷，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他推开车门，走了下来。名贵的皮鞋踩在积雪上，发出咯吱的声响。
他走到摊前，居高临下地看着蒋菲，像是在看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
“蒋菲？”他试探地叫了一声。
蒋菲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没有惊讶，没有怨恨，就像看到一个普通的问路人。
“要个红薯吗？”她问。
窦启被她这平静的反应噎了一下。他想象过无数种重逢的可能，或许是她的哭诉，或许是她的咒骂，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句淡然的“要个红薯吗”。
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沓厚厚的人民币，递到她面前，语气里带着施舍般的优越感：“别卖了，这么冷的天，多辛苦。这些钱你拿着，算是我……我补偿你的。”
蒋菲没有去看那沓钱，她的目光，依旧停留在炉火上。她用铁钳夹出一个烤得恰到好处的红薯，用牛皮纸包好，递了过去。
“一个五块。”她说。
窦启举着钱的手，僵在了半空。他有些恼羞成怒：“你这是什么意思？还跟我赌气？我说了，这些钱都给你！”
蒋菲终于正眼看向他，她的眼神清澈而坦然，像雪后初晴的天空。
“窦总，我想你误会了。”她缓缓地说，“我不是在赌气。我靠自己的手艺挣钱，不偷不抢。我卖的红薯，干净，挣的钱，也干净。”
她顿了顿，嘴角甚至还带上了一丝极淡的微笑：“你的钱，我不需要。如果你不要这个红薯，我就给下一位客人了。”
窦启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看着眼前这个女人，穿着廉价的棉衣，满身烟火气，却挺直了脊梁。那份从容和尊严，是他从未在她身上见过的。三十年前，她为了回城，可以卑微地嫁给他。三十年后，她却可以坦然地拒绝他的“施舍”。
他最终还是狼狈地收回了钱，丢下一张五块的纸币，抓过那个滚烫的红薯，逃也似的钻回了车里。
黑色的奥迪车很快消失在风雪中，仿佛从未出现过。
蒋菲把那张五块钱的纸币，仔细地抚平，放进了钱盒里。她转过身，继续往炉子里添炭。炉火烧得更旺了，映红了她的脸颊。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满是烤红薯的香甜和冬雪的清冽。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才算真正地“回城”了。回到了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灵魂，靠自己双手挣得尊严和安宁的，家。
那只暖手的烤红薯，比三十年前那张回城的车票，要温暖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