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入驻

首页 > 最新资讯

71年那个夜晚,队长把返城名额给我,条件是陪他女儿“聊聊”

最新资讯
  • 2025-11-26
  • 浏览

摘要:很多年后,我再也没回过那个叫红旗沟的村子,但李娟的模样,却像刻在骨头上的疤,总在午夜梦回时隐隐作痛。那张返城的调令,我用了半辈子的时间去偿还它的人情债,不是还给给了我名额的李德贵队长,而是还给我自己那...

很多年后,我再也没回过那个叫红旗沟的村子,但李娟的模样,却像刻在骨头上的疤,总在午夜梦回时隐隐作痛。那张返城的调令,我用了半辈子的时间去偿还它的人情债,不是还给给了我名额的李德贵队长,而是还给我自己那颗备受煎熬的良心。

我用了整整五年,才等到那个改变命运的夜晚。五年,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我把青春和汗水,连同对城市的所有念想,一并搅拌进了红旗沟那片贫瘠的黄土地里。

直到1971年那个秋天的夜晚,一切都改变了。我清晰地记得,那晚的月亮,像一块被掰碎的冷硬的馍,惨白的光稀稀拉拉地洒在光秃秃的田埂上。

第1章 泥土里的星光

秋收的疲惫像一层厚厚的泥浆,糊满了我们知青点的每一个人。我们十几个来自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被时间的风霜磨去了最初的棱角和激情,只剩下对工分和口粮的斤斤计较,以及在煤油灯下,对家信里每一个字句的反复咀嚼。我叫陈明,来自上海,来红旗沟五年了,手上的老茧比我过去二十年读过的书还厚。

那天的晚饭是雷打不动的玉米糊糊,稀得能照出人影,里面飘着几根蔫巴巴的咸菜。同屋的王凯一边喝糊糊,一边用筷子敲着碗沿,长吁短叹:“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娘来信说,我表弟都进厂当工人了,每个月三十多块钱工资,顿顿能吃上白面馒头。”

他的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中了屋里所有人的痛处。一阵压抑的沉默,只有呼噜呼噜喝糊糊的声音。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我妈身体不好,常年要吃药,妹妹陈静还在上学,全家就靠我爸那点微薄的工资撑着。我每个月寄回去的几块钱,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可对于那个家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我做梦都想回去,回到那个有梧桐树和柏油马路的城市,回到我爹娘身边。

“陈明,发什么呆呢?糊糊都凉了。”王凯推了我一把。

我回过神,苦笑着摇摇头,将碗里最后一点糊糊喝得干干净净。就在这时,知青点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一股冷风卷了进来。门口站着的是大队书记,也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李德贵。

李德贵是个五十出头的男人,皮肤被太阳晒得像老树皮,一双眼睛却总是精光四射,仿佛能看透人心。他平时不苟言笑,在村里极有威严,我们这些知青见了他,都有点怵。

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放下了碗筷,紧张地看着他。

李德贵的目光在屋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声音沙哑而有力:“陈明,你出来一下。”

我的心猛地一跳,不知道是福是祸。在众人探究的目光中,我跟着李德贵走到了院子里。秋夜的风很凉,吹在身上,让我混沌的脑袋清醒了几分。

李德贵从口袋里摸出一包“大前门”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我受宠若惊,连忙摆手:“队长,我不会。”

他也不勉强,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在清冷的月光下缭绕。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找错人了。

“陈明啊,”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缓和了许多,“你来咱们红旗沟,有五年了吧?”

“是,队长,五年零三个月了。”我恭敬地回答,每个数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嗯。”他又吸了口烟,烟头的火星明灭不定,“家里情况,都还好?”

我心里一酸,低声说:“我妈身体不好,一直想回去看看。”

李德贵点了点头,仿佛早就知道这一切。他把抽了半截的烟在鞋底上捻灭,小心地收回烟盒里,然后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今年,公社给咱们大队分下来一个返城名额。”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什么东西重重砸了一下。返城名额!这四个字,是我们这些知青在梦里都会念叨的词。它意味着离开这片土地,意味着未来,意味着新生。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血液在血管里疯狂地奔涌,心脏擂鼓般地敲打着胸膛。

“队长……”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这个名额……”

李德贵抬起手,打断了我的话。他的表情在月光下显得有些纳税多少可以落户上海,undefined复杂,那双精明的眼睛里,似乎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犹豫和挣扎。

“按表现,按资历,这个名额给你,别人说不出什么闲话。你肯干,有文化,平时也从不惹事。”他缓缓说道,每一句话都像一块石头,砸在我的心湖上,激起层层涟漪。

狂喜瞬间淹没了我。我几乎要跳起来,语无伦次地向他道谢:“谢谢队长!谢谢队长!我……我一定不会忘记您的……”

“先别急着谢。”李德贵的声音再次将我拉回现实,他的语气变得有些奇怪,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这个名额,我给你。但是,我有个条件。”

我的心又悬了起来。我知道,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在这个年代,一个返城名额的分量,足以让任何人压上沉重的筹码。

“队长,您说,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办!”我急切地表态,生怕他反悔。

李德贵又沉默了,他转过身,背对着我,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峦轮廓。夜风吹动着他宽大的衣角,他的背影显得有些萧瑟。

“也不是什么大事。”他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声音低得像在自言自语,“就是……我家里那个闺女,李娟,你见过的。”

我当然见过。李娟是队长的独生女,比我小两岁,大概二十一二的样子。但她在村里,却像个透明人。我很少见她出门,偶尔在队长家院子里瞥见一眼,她也总是低着头,匆匆躲进屋里。村里人也很少提起她,仿佛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我只知道她身体不好,具体什么病,没人说得清。

“我见过,娟子妹妹。”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她……这孩子,有点内向,不爱跟人说话。”李德贵的语气里透着一股深深的无奈和苦涩,“我想让你……有空的时候,去家里坐坐,陪她……聊聊。”

“聊聊?”我愣住了。

“对,就是聊聊。”他转过身,重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恳求,“你是有文化的人,读过书,懂得多。跟她聊聊城里的事,聊聊书上的事,什么都行。开导开导她。”

这个条件,听起来简单得有些不可思议。陪一个女孩聊天,就能换一个返城名额?我心里充满了困惑,但巨大的诱惑压倒了一切疑虑。或许,队长只是单纯地爱女心切,想找个有文化的人给女儿解解闷。

“就这么简单?”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李德贵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他避开我的目光,含糊地“嗯”了一声,然后加重了语气:“你只要答应,这个名额就是你的。明天我就把你的材料报上去。”

我再也没有任何犹豫,所有的理智都被“返城”两个字烧成了灰烬。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声音因为激动而嘶哑:“我答应!队长,我答应您!”

“好。”李德贵仿佛松了一口气,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很重,“那……今晚就过去吧。她……晚上一般不睡。”

我的心一紧,今晚?这么快?

看着我脸上的错愕,李德贵解释道:“早点去,让她早点熟悉熟悉你。这事儿,就咱们俩知道,别声张。”

说完,他便转身,迈着沉重的步子,消失在了夜色中。

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冷风吹着,却感觉不到丝毫寒意,全身的血液都是滚烫的。我捏了捏自己的脸,疼痛感告诉我这不是梦。我要回家了!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疯狂地叫嚣着。

回到屋里,王凯他们立刻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队长找我什么事。我记着李德贵的叮嘱,只含糊地说队里要办黑板报,让我负责写点东西。他们半信半疑,但也没再多问。

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翻来覆去,再也无法入睡。窗外,那轮残月不知何时躲进了云层。我满脑子都是父母和妹妹的脸,是上海的街道,是工厂的汽笛声。至于那个叫李娟的女孩,那个需要我去“聊聊”的女孩,在巨大的喜悦面前,她的形象被压缩成了一个模糊而遥远的影子,轻得几乎没有分量。

我不知道,那个夜晚,我走向李德贵家的那条小路,通往的并不仅仅是回家的希望,更是一个让我用一生去背负的秘密和愧疚。

第2章 那扇紧闭的门

李德贵家住在村东头,一个单独的院落,青砖瓦房,在红旗沟一水的土坯房里显得格外气派。这足以说明他作为生产队长的地位和能力。我怀着一种近乎朝圣般的忐忑心情,走近了那扇紧闭的木门。

院子里亮着灯,昏黄的光从窗户纸里透出来,将一个模糊的人影投在上面。我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谁啊?”是李德贵的声音。

“队长,是我,陈明。”

门“吱呀”一声开了,李德贵站在门口,身上还穿着白天的衣服。他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侧身让我进去。

“来了,进来坐。”

我走进院子,一股淡淡的草药味扑面而来。院子收拾得很干净,墙角堆着整齐的柴火。堂屋的门帘被掀开,一个中年妇女探出头来,是队长的老婆,我们都叫她李婶。李婶的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里却带着一丝审视和探究,看得我有些不自在。

“他婶,给陈知青倒碗水。”李德贵吩咐道。

李婶应了一声,转身进了屋。

“走,去东屋。”李德贵领着我,走向了东边那间亮着灯的屋子。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我知道,李娟就在里面。那个关系到我能否返城的女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李德贵推开东屋的门,一股更浓的草药味和一种久不见光的沉闷气息混杂在一起,让我忍不住皱了皱眉。屋子不大,收拾得倒是很整洁。一张木板床靠墙放着,上面铺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被子。一张小小的书桌摆在窗下,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灯旁摊着一本书。

一个女孩正坐在桌前,背对着我们,听到开门声,她的肩膀明显地瑟缩了一下,却没有回头。

“娟儿,”李德贵的声音放得很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温柔,“你看谁来了。这是咱们知青点的陈明,上海来的大学生。”

女孩还是没有动。

屋子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尴尬而凝重。我局促地站在门口,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李德贵走过去,拍了拍女孩的肩膀。

“陈知青来看你了,跟你打个招呼。”

在父亲的催促下,女孩终于缓缓地转过身来。煤油灯昏黄的光照在她的脸上,我看清了她的模样。

李娟长得很清秀,甚至可以说是漂亮。瓜子脸,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在灯光下投下一小片阴影。只是她的脸色异常苍白,没有一丝血色,嘴唇也泛着白。那双大眼睛里,没有年轻人应有的神采,而是一种深深的戒备、怯懦,还有一丝不易察作用的倔强。她就那样看着我,像一只受惊的小鹿,眼神里充满了对陌生人的不信任。

“你好,我叫陈明。”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挤出一个自认为友善的微笑。

她没有回答,只是飞快地瞥了我一眼,又迅速地垂下了眼帘,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

李德贵脸上有些挂不住,他干咳了一声,打着圆场:“这孩子,就是怕生。陈明,你坐,坐。”

屋里只有一张凳子,就在书桌前,李娟坐着。我犹豫了一下,李德贵已经从堂屋搬了另一条长板凳过来,放在了离书桌不远的地方。

“坐吧,别客气。”

我坐了下来,感觉浑身僵硬。李德贵也坐下了,就坐在我和他女儿之间,像一个监工。李婶端了一碗热水进来,放在我面前的地上,然后又默默地退了出去,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陈明啊,你是读过书的人,见识广。”李德贵点燃了话头,试图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跟娟儿说说城里的事儿吧。她长这么大,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

我能说什么呢?说上海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说南京路上的繁华?在这样一间封闭、压抑的小屋里,对一个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女孩说这些,会不会显得太过残忍和炫耀?

我斟酌着词句,尽量用平实的语言,讲了一些我小时候的趣事,比如弄堂里的小伙伴,夏天的棒冰,还有第一次看电影的经历。我讲得很卖力,几乎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说书先生。李德贵在一旁不时地点头,附和几句,而李娟,自始至终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

我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在听。煤油灯的火苗“噼啪”地跳动着,把我们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壁上,拉得又细又长,张牙舞爪。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口干舌燥,渐渐地也说不下去了。屋子里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和无力。这哪里是“聊聊”,这分明是一场单方面的、毫无回应的独角戏。

我偷偷地打量着李娟。她穿着一件蓝色的确良上衣,洗得很旧了。她的手很白,手指纤长,放在膝盖上,微微蜷缩着。我注意到,她坐的姿势有些奇怪,身体的重心似乎都偏向一边。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李娟忽然动了一下。她抬起头,目光越过我,看向她父亲,用一种几不可闻的声音说:“爹,我累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说话。她的声音很轻,很柔,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疏离感。

李德贵愣了一下,随即脸上堆起笑容,对我说:“你看,这孩子……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陈明,辛苦你了。”

我如蒙大赦,立刻站了起来:“不辛苦,不辛苦。队长,那我先回去了。”

“我送送你。”

我跟着李德贵走出东屋,他小心地把门带上。走到院子里,他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脸上的疲惫和无奈再也掩饰不住。

“队长,娟子妹妹她……”我不知道该怎么问。

“唉,让你见笑了。”李德贵从口袋里又摸出那包“大前门”,递给我一支,这次我没有拒绝,接了过来。他帮我点上,自己也点了一支。

辛辣的烟味呛得我咳嗽起来。

“这孩子,从小身体就不好,落下点毛病,腿脚不太利索。”李德贵的声音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沉重,“所以性子也怪,不爱见人,更不爱说话。这么多年,就没个朋友。我是想着,你是个文化人,心细,也许能跟她说上话。”

腿脚不太利索。我终于明白了她那奇怪的坐姿。原来,她是个残疾人。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同情,怜悯,还有一丝被欺骗的感觉。李德贵并没有告诉我全部的真相。他只是说她内向,身体不好。如果我早知道她有残疾,我还会答应得那么痛快吗?我不敢深想。

“我……我会尽力的。”我含糊地应着,心里却乱成一团。

“那就好,那就好。”李德告似乎很满意我的态度,“以后,你就每天晚上都过来坐坐,陪她说说话。不用太久,半个钟头就行。慢慢来,不着急。”

每天晚上?我的心沉了下去。这听起来更像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不是一次随意的聊天。

“行了,夜深了,快回去歇着吧。明天还要上工呢。”李德贵拍了拍我的肩膀,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捏着那支只抽了一口的香烟,默默地往知青点走。月光重新从云层里钻了出来,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回头看了一眼李德贵家的院子,东屋的灯还亮着。那扇紧闭的门,像一个巨大的秘密,吸引着我,也让我感到恐惧。

我忽然意识到,这个返城名ê额,或许比我想象的要烫手得多。它不仅仅是一张回家的车票,它的背面,还沉甸甸地附着着一个女孩沉默的青春,和一个父亲深沉的、不为人知的期盼。而我,已经在这份沉重的交易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第3章 闲言碎语的风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是在红旗沟这样一个小小的村庄里。尽管我和李德贵都对此事守口如瓶,但一些蛛丝马迹还是很快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每天晚饭后,都会准时出现在李德贵家的院子里。这个举动,在知青点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要知道,我们这些“城里娃”,平时跟队长除了工作上的交集,私下里几乎没什么往来。我一个普通知青,突然成了队长家的座上宾,这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

“陈明,你最近跟队长走得很近啊。”王凯第一个发现了端倪。他斜靠在土炕上,一边剔着牙,一边用一种玩味的眼神看着我,“怎么着?攀上高枝了?”

“别胡说。”我一边整理着床铺,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队长让我帮他写点材料,村里要搞宣传。”

这个借口我自己都觉得蹩脚。写材料需要每天晚上都去吗?

王凯“嗤”地笑了一声,显然不信:“写材料?我看是给你开小灶吧。说,队长是不是许了你什么好处?”

“能有什么好处,顶多给记两个工分。”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心里发虚。

王凯坐直了身子,凑过来,压低了声音:“陈明,咱俩一个屋住了几年,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肯定有事瞒着我们。我可听说了,今年公社有返城名额下来,你这么殷勤,是不是为了这个?”

他的话像一把尖刀,直接戳中了我的心事。我脸色一白,强作镇定地说:“你听谁说的?捕风捉影的事儿。有名额也轮不到我啊,比我资历老的有好几个呢。”

“那可不一定。”王凯的眼神变得有些嫉妒和不甘,“这年头,光埋头苦干有啥用?得会来事儿才行。你行啊陈明,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没想到是个明白人。”

他的话里带着刺,让我很不舒服。我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便拿起脸盆,说了句“我出去洗把脸”,就匆匆逃离了那间充满猜忌的屋子。

闲言碎语像风一样,很快就从知青点刮到了整个生产队。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过去,我是那个埋头干活、不爱说话的上海知青;现在,我成了“队长面前的红人”、“会钻营的小子”。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总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那些曾经和我称兄道弟的知青,也渐渐和我疏远了,王凯更是处处跟我别着劲儿,说话阴阳怪气。

我被孤立了。这种感觉,比繁重的体力劳动更让我难受。我像一个背负着秘密的独行者,在人群中踽踽独行。白天,我忍受着众人的白眼和非议,拼命地干活,想用汗水来麻痹自己;晚上,我则要走进那间压抑的小屋,面对那个沉默如谜的女孩,履行我的“承诺”。

和李娟的“聊天”,没有丝毫进展。

每天晚上,我都像在完成一项任务。走进那间屋子,坐在那条长板凳上,然后开始我的独白。我把能想到的、适合讲的话题都讲遍了。从唐诗宋词到革命故事,从城市风光到我在学校的见闻。而李娟,永远是那个姿势,低着头,沉默着,仿佛我的存在只是一团空气。

李德贵和李婶不再像第一晚那样“监工”了,他们把我领进屋就退出去,把空间留给我们俩。但这反而让我更加不自在。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在那个年代,是件足以引人遐想的事情。我能感觉到,门外,肯定有两双耳朵在紧张地倾听着屋里的动静。

有时候,我说得口干舌燥,停下来喝口水,屋子里便只剩下煤油灯燃烧的“毕剥”声和我们两人一轻一重的呼吸声。那种寂静,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我紧紧包裹,让我喘不过气。

我开始仔细观察她。她的手边总是放着一本书,但很少翻动。更多的时候,她是在发呆,目光没有焦点地落在桌面上。我发现她的手指很巧,能用麦秆编出各种惟妙惟肖的小动物:小狗、小猫、小兔子。那些小东西就摆在她的窗台上,是这间沉闷屋子里唯一的亮色。

有一次,我试着从这个话题切入:“你编的这些小东西,真好看。”

她的身体僵了一下,攥着麦秆的手指停住了。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沉默,没想到,她居然极轻微地点了点头。

这个微小的动作,却让我欣喜若狂。这是我们交流这么多天以来,她给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回应。

“能……能教教我吗?”我趁热打铁。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惊讶和不解,仿佛我的要求是多么不可思议。然后,她又迅速地垂下眼帘,摇了摇头。

希望的火苗,瞬间被浇灭了。

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不知道该如何走进她的世界,那扇门似乎对我关得死死的。我开始怀疑,李德贵让我来“开导”她,是不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这种内外交困的处境,让我备受煎熬。一方面,是返城的巨大诱惑在支撑着我;另一方面,是良心上的不安和精神上的折磨。我常常在深夜里问自己:陈明,你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为了一个回家的机会,出卖自己的时间和尊严,去讨好一个根本不愿理睬你的女孩,这算什么?

我甚至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只要一想到母亲苍老的脸和妹妹期盼的眼神,这个念头就又被我强行压了下去。我不能放弃,我没有退路。

就在我快要被这种压力压垮的时候,一封家信的到来,彻底击溃了我最后的犹豫。信是妹妹陈静写的,她说,妈妈的病又加重了,咳得很厉害,晚上都睡不着觉。爸爸为了凑医药费,下班后还去码头上扛麻袋,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信的最后,妹妹用稚嫩的笔迹写道:“哥,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我和妈妈都好想你。”

我攥着那张薄薄的信纸,手抖得厉害。信纸上,有几处模糊的印记,我知道,那是妹妹的眼泪。我的眼泪也忍不住掉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好想你”那三个字上。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挣扎、犹豫,都变得微不足道。我必须回去!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回到他们身边!

我擦干眼泪,把信纸小心地叠好,揣进贴身的口袋里。我站起身,看了一眼窗外漆黑的夜。我做出了决定,从明天起,我不仅要继续去李娟家,我还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开口说话,让她接纳我。

这不再仅仅是一场交易,这是我为家人、为自己争取未来的唯一战场。我,只能赢,不能输。

第4章 一碗红糖鸡蛋

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再次走进了李娟的房间。但这一次,我的心态完全不同了。我不再把这看作是一项令人烦躁的任务,而是当成了一场必须攻克的战役。我告诉自己,我面对的不是一个孤僻的女孩,而是一座需要用耐心和真诚去融化的冰山。

我不再滔滔不绝地讲述那些离她遥远的世界,而是开始聊一些红旗沟的事情。我讲今天在田里看到了什么有趣的虫子,讲王大娘家的那只老母鸡又领着一群小鸡仔出来散步,讲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又黄了多少。这些都是她熟悉的环境,我希望能够以此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然而,她依旧沉默。

我并不气馁。我开始尝试做一些别的事情。我看到她屋里的水缸空了,就主动拿起水桶,去院子里的水井给她把水挑满。看到她窗前的煤油灯罩蒙了一层黑灰,就找来布条,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我做这些事的时候,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做。

起初,她对我这些举动充满了警惕,像一只随时准备逃跑的刺猬。但渐渐地,她似乎习惯了我的存在。虽然她还是不说话,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我一进屋就全身紧绷。有时候,我擦桌子擦到她身边时,她也只是默默地把手边的东西挪开一点,给我腾出地方。

这是一个微小的进步,却给了我巨大的鼓励。

转机发生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夜晚。

那天收工时,天就阴沉沉的。晚饭刚过,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秋雨带着寒意,整个世界都变得湿漉漉的。知青点的屋顶有些漏雨,滴滴答答的,搅得人心烦。王凯他们聚在一起打扑克,屋里烟雾缭绕,吵吵闹闹。

我穿上唯一的雨具——一件破旧的蓑衣,准备出门。

“下这么大雨还去啊?”王凯抬起头,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陈明,你可真是风雨无阻。队长的思想工作,就这么重要?”

我懒得理他,拉开门走了出去。雨水很快就打湿了我的裤脚,冰undefined冷的雨水顺着脖子流进衣服里,让我打了个寒颤。通往李德贵家的那条泥路,在雨中变得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半个鞋子都陷了进去。

当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出现在李娟家门口时,我几乎成了一个泥人。

开门的是李婶。她看到我这副狼狈的模样,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惊讶,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动容。

“这……这么大的雨,你咋还来了?”

“没事,李婶,我答应了队长,每天都来的。”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笑了笑。

李德贵不在家,似乎是去大队部开会了。李婶把我让进屋,找了条干毛巾给我,又让我把湿透的鞋子脱下来,放在灶台边烤着。

我走进东屋,李娟正坐在灯下看书。听到动静,她抬起头,看到我浑身湿透的样子,那双总是波澜不惊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明显的惊讶。

我像往常一样,坐在那条长板凳上,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一边开始找话题。

“这雨下得真大,地里的花生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淹了。”

她没有说话,但这一次,她没有立刻低下头,而是看着我,目光落在我还在滴水的头发上。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站了起来。这个举动让我有些意外。我看着她,只见她一瘸一拐地走向门口。我这才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她走路的样子。她的左腿比右腿要短一些,也细一些,走起路来,整个身体都在向左边倾斜,每一步都显得很吃力。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总是不出门,为什么总是低着头。在这个闭塞的村庄里,这样的身体残疾,会招来多少同情、怜悯,甚至是异样的目光。那种无形的压力,足以摧毁一个年轻女孩所有的自信和骄傲。

她走到门口,对在堂屋忙活的李婶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很快,李婶就端着一个碗走了进来。

一股香甜的气味飘进了我的鼻子。那是一个白瓷碗,碗里盛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水,里面卧着一个白嫩的荷包蛋,上面还撒着红糖。

红糖鸡蛋!

在那个年代,这绝对是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才有的待遇。鸡蛋和红糖都是稀罕物,平时谁家舍得这么吃?

“孩子,快,趁热喝了,暖暖身子,别着凉了。”李婶把碗递到我面前,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温和。

我愣住了,连忙摆手:“李婶,这可使不得,太贵重了。”

“让你喝你就喝,哪来那么多话。”李婶把碗硬塞到我手里,脸上带着不容拒绝的表情,“是娟儿让我给你煮的。”

我的手一抖,差点把碗掉在地上。我猛地抬起头,看向李娟。她已经回到了座位上,依旧低着头,但我能看到,她的耳根,在昏黄的灯光下,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红色。

是她……让她妈妈给我煮的?

一股暖流瞬间涌遍了我的全身,驱散了所有的寒意。这不仅仅是一碗红糖鸡蛋,这是我这么多天的努力,第一次得到的回应。是她沉默的外壳下,透露出的第一丝善意和接纳。

我端着那碗热汤,眼眶有些发热。我想起了远在上海的母亲。在我小时候,每次我生病或者考试考得好,妈妈就会给我煮一碗红糖鸡蛋,她总说,这是最好的奖励。那熟悉的香甜味道,瞬间勾起了我对家、对母亲最深切的思念。

我忽然想起妹妹信里说的,妈妈病重,爸爸去码头扛活。他们现在,能吃上一口热饭吗?能有一个鸡蛋补充营养吗?我在这里,喝着别人女儿为我煮的红糖鸡蛋,心里却像被刀割一样疼。

回去!我一定要回去!这个念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我不再推辞,用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那碗汤。红糖的甜,鸡蛋的香,混杂着我内心酸涩的滋味,让我几乎要落下泪来。我吃得很慢,很珍惜,仿佛在品尝着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

那一晚,我们之间依旧没有语言的交流。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悄然改变了。那碗红糖鸡蛋,像一把钥匙,在我 和李娟之间那扇紧锁的大门上,撬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

从那以后,她对我的态度明显柔和了许多。虽然还是不说话,但她不再刻意回避我的目光。有时候我讲到有趣的地方,会看到她的嘴角,偷偷地向上弯起一个微小的弧度。她开始在我来的时候,提前把煤油灯擦得更亮一些,把我坐的长板凳也擦得干干净净。

这些细微的变化,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开始相信,只要我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让她对我敞开心扉。而那个返城名额,也似乎离我越来越近了。我沉浸在这种虚幻的希望中,却没有意识到,命运早已在暗中,为这份“馈赠”,标注好了我无法承受的价格。

第5章 她藏起来的画

日子在一天天的“聊天”和全村人异样的目光中滑过。我渐渐习惯了这种双重生活,甚至在与李娟的无声相处中,找到了一种奇特的平静。我发现她其实是个内心非常丰富的女孩,只是用沉默和孤僻把自己包裹了起来。

她喜欢看书,桌上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书是《红楼梦》。她还喜欢画画,虽然没有纸笔,但她会用烧黑的木炭条,在碎瓦片或者平整的石板上画画。她画山,画水,画天上的云,画院子里那只打盹的老猫。她的画没有章法,却充满了灵气和一种淡淡的忧伤。

我常常看着她画画,一看就是半个钟头。她画画的时候,是她最放松的时候,那双总是怯懦的眼睛里,会闪烁出专注而明亮的光芒。那时候的她,和平时判若两人。

我开始给她带一些我们知青点订阅的旧报纸和杂志,报纸的背面是空白的,可以用来画画。她第一次收到这份礼物时,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惊讶,有感激,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她没有说谢谢,但从那天起,她开始用那些报纸画画。

我们的关系,就在这种无声的馈赠与接纳中,缓慢地升温。李德贵和李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李婶见到我时,脸上开始有了笑容,总会塞给我一些煮熟的红薯或者玉米。李德贵则在一次碰面时,意味深长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陈明,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

这话里的暗示,让我心头火热。

然而,我对于李娟的过去,对于她腿疾的由来,依然一无所知。村里人对此讳莫如深,李德贵夫妇也从未主动提起。这像一个谜,一直盘踞在我心头。

解开这个谜团的,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张伯。

那天,我因为在地里干活时用力过猛,闪了腰,疼得直不起来。王凯他们把我扶到张伯的卫生所。张伯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医术很好,也很健谈。他给我又是又是推拿,一番折腾下来,我的腰果然松快了不少。

闲聊时,张伯问起我最近的情况:“小陈啊,听说你跟李队长家走得很近?”

我心里一紧,知道这事儿瞒不过村里任何人。我只能含糊地点点头:“嗯,队长让我帮点忙。”

张伯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李队长……也是个苦命人啊。还有他家那闺女,娟子,唉,可惜了。”

我心中一动,试探着问道:“张伯,娟子妹妹的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张伯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审慎。他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考虑要不要告诉我。也许是我的表情看起来足够真诚,他最终还是开了口。

“这事儿,村里知道的人不多了。娟子那孩子,不是天生就这样的。”他的声音低沉下来,把我带回了遥远的过去。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娟子才七八岁,聪明伶俐,跟个小喜鹊一样,整天在村里跑来跑去。那年夏天,村里闹小儿麻痹症,就是我们说的‘惊风’。好几个孩子都染上了,娟子也没躲过去。”

张伯的脸上露出惋惜的神情:“当时医疗条件差,等送到县医院,已经晚了。高烧烧了好几天,命是保住了,但左腿……就那么废了。从那以后,那孩子就变了。再也不出门,不跟人说话,把自己关在屋里。村里有些不懂事的孩子,背后笑话她,叫她‘李瘸子’。唉,孩子的心,多脆弱啊,就这么给伤了。”

我的心像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又闷又疼。我眼前浮现出李娟那双总是躲闪的眼睛,那副总是低着头的模样。原来在那副沉默的外表下,隐藏着这样一道血淋淋的伤疤。那些嘲笑和歧视,像一把把刀子,在她本就脆弱的心上,刻下了一道又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

“李队长和他婆娘,为了这闺女,心都操碎了。”张伯继续说道,“到处求医问药,家底都掏空了,也没见好转。眼看着娟子一天天大了,到了该嫁人的年纪,可这情况……谁敢要啊?附近村的,都知道她家的情况。条件好点的人家,看不上她;条件差的,李队长又怕闺女过去受苦。这事儿就这么一直拖着。”

张伯看着我,目光变得深邃起来:“小陈,你是个聪明人,应该明白李队长的心思。他把你叫到家里去,不光是让你陪娟子‘聊聊’那么简单吧?”

张伯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一直以来刻意回避的真相。

是啊,我怎么会不明白?一个父亲,眼看着女儿因为残疾而嫁不出去,内心是何等的焦虑和痛苦。他把我这个“有文化”、“品行好”的上海知青叫到家里,给我许下返城名额这样天大的好处,他的目的,难道真的只是给女儿找个聊天解闷的人吗?

他是在为女儿的下半辈子,找一个依靠!他看中了我,想把我招为女婿!

这个认知,像一盆冰水,从头到脚将我浇了个透心凉。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我付出时间和耐心,换取回家的机会。可现在我才明白,李德贵想要的,是我的一辈子!

我瞬间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慌。我从未想过要娶一个农村的、还有残疾的女孩为妻。我的未来,应该是在上海,在工厂,娶一个城里的姑娘,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李娟很好,我很同情她,甚至有些喜欢她那份与世无争的安静。但这都不是爱情,更不足以让我放弃我的整个未来,留在这个贫穷的山村。

可是,返城的名额……母亲的病……

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我一直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我不点破,就可以一直模糊下去,直到我拿到调令,离开这里。可现在,张伯的话,将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让我不得不直面这个残酷的现实。

从卫生所出来,我失魂落魄地走在田埂上。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远处的村庄升起了袅袅炊烟。我却感觉不到丝毫温暖,只觉得一阵阵发冷。

晚上,我还是去了李娟家。当我再次走进那间熟悉的屋子,看着灯下那个安静的侧影时,我的心情变得无比复杂。我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心安理得地坐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像个骗子,一个卑劣的感情骗子。我享受着他们家的善意,接受着那碗红糖鸡蛋带来的温暖,心里却盘算着如何拿到好处后抽身而退。

那天晚上,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常,她停下手中的画笔,抬起头,第一次主动地、长时间地看着我。她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困惑和担忧。

“你怎么了?”

她竟然开口对我说话了!这是她第一次主动问我问题。她的声音很轻,但很清晰。

我猛地一震,抬起头,对上她的目光。在这一刻,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依赖和信任。这丝信任,像一根滚烫的针,深深地刺痛了我的良心。

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该怎么回答她?告诉她,我今天知道了你父亲的真正意图,我感到害怕和恐慌,我不想娶你?

我做不到。我无法对一个刚刚对我敞开一丝心扉的女孩,说出如此残忍的话。

最终,我只能狼狈地摇了摇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没事,就是……有点累了。”

她没有再追问,只是默默地从床头的一个小木盒里,拿出几张画。不是画在报纸上的,而是画在一种很粗糙的黄麻纸上。她把画递给我。

我接过来,借着灯光一看,瞬间呆住了。

那上面画的,不是山水,不是花鸟,而是我。

一张画上,是我在挑水的样子,背影被汗水浸湿;一张画上,是我在擦灯罩的样子,侧脸专注而认真;还有一张,是我那天淋着雨,喝着红糖鸡蛋汤的样子,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

她竟然一直都在偷偷地画我!在她沉默的世界里,她用她的画笔,记录下了我的一举一动。每一笔,都带着一个女孩最细腻、最纯真的情感。

我拿着那些画,手抖得厉害。我感觉那薄薄的几张纸,有千斤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终于明白,我所以为的“攻克战役”,我所以为的“融化冰山”,在我沾沾自喜的时候,那个被我当作“目标”的女孩,早已把她的真心,一点一点地,交付了出来。

而我,从始至终,都只是在演戏。

巨大的愧疚和自我厌恶,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把画轻轻地放在桌上,仓皇地站起身,语无伦次地说:“我……我想起来还有点事,我先回去了。”

说完,我逃也似的冲出了那间屋子,甚至没敢再看李娟一眼。我怕再多看一秒,我就会被她那双清澈的眼睛,灼烧得体无完肤。

第6章 夜晚的真相

我逃回了知青点,把自己重重地摔在冰冷的土炕上,用被子蒙住了头。李娟画的那些画,像烙印一样,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的愧疚感达到了顶点。我是一个骗子,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我利用了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孩的感情,去换取我自己的前程。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天平的两端,一边是回城的希望,是父母殷切的期盼;另一边,是一个女孩沉甸甸的真心和她父亲的托付。无论我选择哪一边,都意味着对另一边的背叛和伤害。

第二天,我破天荒地没有去上工,我跟队长请了病假。我需要时间,需要一个人静一静,想清楚这一切。我在屋子里枯坐了一整天,饭也没吃。王凯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鄙夷和幸灾乐祸,他们大概以为我是在队长那里失了宠。

到了晚上,我没有去李娟家。这是我这么多天来,第一次“失约”。我不知道李娟会怎么想,也不知道李德贵会不会因此收回他的承诺。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既希望他们不要来找我,又隐隐期盼着能有一个人来打破这个僵局。

快到深夜的时候,知青点的门被敲响了。

来的人是李德贵。他一个人来的,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焦虑。他一进屋,看到我躺在炕上,立刻走过来,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

“陈明,你咋了?听他们说你病了,严重不?”他的语气里,充满了真切的关心。

我坐起身,摇了摇头:“没事,队长,就是有点头疼,歇歇就好了。”

李德贵在我炕边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道:“你……今晚没过去,娟子等了你一晚上。饭都没吃。”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疼得厉害。我能想象出,李娟坐在灯下,从期盼到失望的整个过程。

“队长,对不起。”我低着头,声音嘶哑。

李德贵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双精明的眼睛仿佛能洞穿一切。他叹了口气,说:“陈明,你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聪明人。有些话,我一直没跟你挑明,是觉得时机不到。但现在看来,不能再瞒着你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

“娟子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心病,就是她。我跟她娘,总有老去的一天,到时候,谁来照顾她?我这个当爹的,死了都闭不上眼啊。”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在这一刻,露出了他最脆弱的一面。

“我观察了你很久。你跟别的知青不一样。你踏实,肯干,心眼好,还有文化。我就想着,要是……要是你能跟娟子成了家,留下来,我这张老脸,就是豁出去,也得给你们俩弄个好前程。让你在村里当个老师,或者去公社当个干部,都行。我李德贵的家底,以后也都是你们的。”

他终于把一切都摊牌了。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优厚,他几乎是把他的所有,都押在了我的身上。

“可是,队长……”我艰难地开口,“我的家在上海,我父母他们……”

“我懂。”李德贵打断了我,“我知道让你一个上海娃,一辈子待在我们这穷山沟里,是委屈你了。所以,我才拿那个返城名额跟你说事。”

他看着我,眼神变得无比诚恳,甚至带着一丝哀求:“陈明,我的想法是,你先跟娟子把关系定下来。这个名额,我还是给你。你先回城,去看你爹娘,去安排家里的事。等你在城里安顿好了,有了工作,再回来接娟子。到时候,她就是城里人了,你们俩在上海过日子,我跟她娘,也就放心了。”

他的计划,听起来天衣无缝,充满了为我考虑的“善意”。他甚至愿意让女儿跟我回上海。

但我心里清楚,这根本不可能。一个农村户口的残疾女孩,想在上海落户,在那个年代,比登天还难。更何况,我父母能接受一个这样的儿媳妇吗?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或许,连李德贵自己,也知道这希望渺茫。他只是在赌,赌我的人品,赌我对李娟的感情。

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他眼神里那份沉重的父爱,我一句拒绝的话都说不出来。我如果现在拒绝,不仅仅是失去返城的机会,更是将这位父亲最后的希望,彻底击碎。

“队长,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我只能用这样的话来拖延。

李德贵点了点头,站起身:“好,你想想。我不逼你。但是陈明,娟子那孩子,是真把你放在心上了。你别伤了她。”

他走了,留下满屋的烟味和我一颗更加混乱的心。

我再也无法逃避了。我必须做出选择。

我穿上衣服,走出了知青点。我没有回屋,而是鬼使神差地,又一次走向了李德娟家。院子里静悄悄的,但东屋的灯,还亮着。

我站在窗外,透过窗纸的缝隙,看到李娟还坐在桌前。她没有看书,也没有画画,只是静静地坐着,手里拿着我送给她的那些报纸,一张一张地抚摸着。她的身影,在灯光下,显得那么单薄,那么孤单。

我的心,在那一刻,被一种巨大的怜惜和不忍攫住了。

我推开了院门,走了进去。听到脚步声,东屋的门开了,李娟站在门口。她看到是我,眼神里先是闪过一丝惊喜,随即又黯淡下去,带着一丝委屈和不安。

“你……来了。”她低声说。

“嗯。”我走到她面前,看着她那双清澈的眼睛,鼓起了我所有的勇气。

“李娟,”我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聊聊吧。”

这一次,是真的“聊聊”。

我们坐在那间小屋里,煤油灯的火苗静静地跳动着。我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了她。我的家庭,我病重的母亲,我返城的渴望,以及我最初接近她的目的。我没有丝毫隐瞒,把自己最自私、最不堪的一面,都剖开来,放在了她的面前。

我说,我像个骗子,利用了她的善良。我说,我很抱歉,我给不了她父亲想要的承诺。

我以为她会哭,会愤怒,会骂我。但她没有。她只是静静地听着,脸色越来越白,攥着衣角的手,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

等我说完,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我像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不敢看她的眼睛。

过了很久很久,我才听到她用一种极轻、却无比清晰的声音说:“我都知道。”

我猛地抬起头,震惊地看着她。

“我……不傻。”她的眼眶红了,但眼泪却倔强地没有掉下来,“从你第一天来,我就知道,是我爹让你来的。我知道,他想用那个名额,给我换个丈夫。”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嘲和深深的悲哀。

“村里人都躲着我,背后笑话我。只有你,肯坐下来,跟我说话,给我带画画的纸,把我当成一个正常人。”她看着我,眼泪终于滑落下来,“陈明,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只是……太想回家了。”

她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我以为我在欺骗她,原来,她什么都懂。她看透了这场交易的本质,却依然对我敞开了心扉,依然为我煮那碗红糖鸡蛋,依然在深夜里,偷偷地画下我的样子。

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走进她封闭的世界,愿意俯下身,看看她内心风景的人。哪怕,我最初的目的并不单纯。

“那个名额,你拿着吧。”她吸了吸鼻子,用手背抹去眼泪,脸上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你快点回家,去看看你娘。别再回来了。”

别再回来了。

这五个字,像刀子一样,割得我心口生疼。我知道,这是她用尽全身力气,给我的最后的成全,也是对我最残忍的割舍。她斩断了父亲所有的念想,也斩断了自己心里那份刚刚萌芽的情愫,只为了让我能够安心地离开。

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夺眶而出。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大男人,在她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那个夜晚的真相,不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交易,也不是一个父亲的强迫,而是一个女孩,用她最纯粹的善良和最决绝的牺牲,给了我一个沉重得让我无法呼吸的成全。

第77章 站台上的告别

和李娟谈开之后,我心里那块巨大的石头,并没有完全落下,反而换了一种方式,更沉重地压着我。愧疚、感激、心疼,种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让我寝食难安。

第二天,李德贵找到我时,脸色很不好看。他把我叫到村头的老槐树下,劈头盖脸地就问:“你跟娟子说啥了?”

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知道他肯定一夜没睡。我没有隐瞒,把我对李娟说的话,以及李娟的决定,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李德贵听完,一屁股坐在了树下的石墩上,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他点了支烟,手抖得厉害,连着划了好几次火柴才点着。他猛吸了几口,然后把头埋在双臂之间,肩膀微微地耸动着。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我知道,我亲手打碎了一个父亲为女儿编织的最后一个梦。

过了很久,他才抬起头,眼睛通红。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恳求和算计,只剩下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奈。

“你走吧。”他沙哑着嗓子说,“材料,我今天就给你报上去。批下来就走,走得越远越好。”

“队长……”

“别叫我队长了。”他摆了摆手,“我李德贵这辈子,没求过人。为了娟子,我这张老脸都不要了,结果……唉,是她没这个福分。这事儿,不怪你。你是个好娃,你跟她说了实话,没骗她,比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强。”

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原谅,却更像是一把刀,在我心上又割了一道口子。

返城调令批下来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不到一个星期,那张盖着鲜红印章的、我梦寐以求的纸,就送到了我的手上。

知青点彻底炸开了锅。嫉妒、猜测、不甘,各种各样的情绪在空气中弥漫。王凯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饭碗重重地摔在地上,指着我的鼻子骂:“陈明,你真有本事!说,你到底给队长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没有跟他争辩。在所有人看来,我就是一个靠着不正当手段抢走名额的卑鄙小人。我无法解释,也不想解释。这个名额背后的故事,将永远成为我一个人的秘密。

我开始收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几件破旧的衣服,几本翻烂了的书,还有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我这五年来所有的家当。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最后一次去了李娟家。

李德贵和李婶都在。饭桌上,摆了四个菜,甚至还有一小瓶白酒。这在平时,是过年才有的待遇。饭桌上的气氛很沉闷,谁也不说话。李德贵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闷酒,李婶则不停地给我夹菜,眼睛红红的。

李娟也坐在桌边,她低着头,一口一口地扒着碗里的白米饭,吃得很慢。

饭后,李德贵把我叫到院子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拿着。”

我打开一看,是二十块钱和一些粮票。钱被叠得整整齐齐,带着体温。

“队长,这我不能要!”我连忙推辞。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让你拿着就拿着!”李德贵的语气不容置疑,“路上用。回了城,找工作,安家,哪哪都要钱。别跟我犟。”他顿了顿,又说,“以后……逢年过节,给娟子……写封信吧。就当,我求你了。”

我的眼眶一热,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走进东屋,跟李娟告别。她正坐在灯下,手里拿着一根麦秆,却什么也没编。

“我……明天就走了。”我说。

她“嗯”了一声,没有抬头。

“你……多保重。”千言万语,到了嘴边,只剩下这句苍白的话。

她还是没有说话。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我知道,我该走了。再待下去,只会增加彼此的痛苦。

我转过身,向门口走去。就在我的手要碰到门帘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她的声音。

“陈明。”

我停住脚步,回过头。

她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把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是一个用麦秆编的小人,穿着上海知青常穿的蓝色衣服,眉眼之间,竟然有几分像我。

“这个,送给你。”她说完,就迅速地转过身,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地颤抖。

我紧紧地攥着那个麦秆小人,感觉它的每一根秸秆,都刺进了我的手心。我张了张嘴,想说声“谢谢”,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逃也似的离开了那个院子。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背着行李,走向了十几里地外的公社汽车站。我没有让任何人送我。

汽车站很简陋,就是一个小土坡。我站在那里,等待着开往县城的班车。晨雾很浓,四周白茫茫的一片。

就在汽车的引擎声由远及近时,我看到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这边走来。

是李娟。

她穿着那件蓝色的确良上衣,手里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走得很慢,很吃力。她的头发被晨露打湿了,几缕贴在苍白的脸颊上。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我知道,从她家到这里,十几里的山路,她一个腿脚不便的女孩,要走多久?她是什么时候出的门?

她走到我面前,停了下来,喘着粗气,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递给我。

“路上……吃。”

我打开一看,是几个还冒着热气的煮鸡蛋。

汽车来了,在旁边停下,司机不耐烦地按着喇叭。

“上车了!快点!”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她的眼睛,在清晨的薄雾中,像两汪清澈的泉水,映出了我狼狈的身影。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但彼此都明白,这一别,或许就是一生。

我上了车,隔着布满灰尘的车窗,看着她站在原地,瘦弱的身影在晨雾中显得那么孤单。

汽车开动了,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汹涌而出。我把脸埋在手里,任由泪水打湿那几个还带着她体温的鸡蛋。

站台上的告别,没有拥抱,没有嘱托,只有几个热鸡蛋,和一个渐行渐远的身影。但这份沉默的、沉甸甸的情谊,却压在了我的心上,从此,再也没有拿下来过。

第8章 岁月的回响

回到上海的过程,充满了颠簸和辗转,但我的心,却比来时更加沉重。那张薄薄的调令,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揣在怀里,灼烧着我的皮肤,也灼烧着我的灵魂。

当我终于站在那条熟悉的弄堂口,看到斑驳的墙壁和头顶交错的电线时,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五年,我终于回来了。

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母亲正在咳嗽,看到我,她浑浊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难以置信的光彩。她冲过来抱住我,苍老的手在我身上不停地摸索,仿佛要确认这不是一场梦。父亲站在一旁,眼眶通红,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妹妹陈静则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

我回来了,回到了这个思夜想的家。

之后的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在父亲老战友的帮助下,我进了一家工厂当了技术员。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母亲买了最好的药,给妹妹买了新书包,给家里添置了许多东西。生活在一点点变好,家人的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

我成了亲戚朋友眼中的骄傲,是那个“从农村回来的有出息的孩子”。他们羡慕我的机遇,却无人知晓我为了这份机遇,在遥远的红旗沟,留下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那个故事,被我小心翼翼地藏在了心底最深的角落。

我遵守了对李德贵的承诺,每个月都会给李娟写一封信。信里,我聊我的工作,聊上海的变化,聊家里的情况。我把信写得尽量轻松有趣,就像在履行一个兄长的责任。我从不提我们之间的过去,也从不问她过得好不好。我害怕,害怕触碰到那个会让我心痛的伤口。

李娟也回信。她的信很短,字迹清秀,总是寥寥数语。她说,村里一切都好,爹娘身体都好,让我安心工作,照顾好家人。她的信,客气而疏离,仿佛我们之间,只剩下最平淡的问候。

我们就这样,用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维持着这种脆弱的联系。

几年后,我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林晓。她也是上海人,在一家小学当老师,温柔、善良。我们结婚,生子,过上了最平凡也最安稳的日子。

在我结婚前,我给李娟写了一封信,告诉了她这个消息。那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封信,每一个字都像有千斤重。

她的回信,隔了很久才到。信里只有一句话:祝你幸福。

再后来,从她的信中,我得知她也结婚了。对方是邻村的一个民办教师,也是个读书人,腿脚有些不便,但人很老实,对她很好。李德贵为了这门亲事,几乎拿出了半辈子的积蓄。

收到这封信时,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仿佛终于落了地。我为她感到高兴,由衷地高兴。

从那以后,我们的通信渐渐少了,从一个月一封,到几个月一封,再到一年一封。最后,在岁月的洪流中,我们彻底断了联系。

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从一个青涩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人,又渐渐走向老年。我的儿子也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我的人生,看似圆满顺遂。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我的心里,永远有一个缺口。那个叫红旗沟的地方,那个叫李娟的女孩,是我一生都无法绕开的记忆。

我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一直锁着一个小木盒。盒子里,放着几张泛黄的画,画上是我年轻时的样子;还有一个用麦秆编的小人,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变得干枯脆弱。

妻子林晓知道这个盒子的存在,但她从来没有问过里面是什么。她只是在我偶尔对着盒子发呆时,会默默地给我披上一件衣服。

有时候,午夜梦回,我还会回到1971年那个夜晚。我会看到李德贵队长在月光下递给我一支烟,听到李娟在灯下轻声说“我都知道”,闻到那碗红糖鸡蛋的香甜气息。梦醒时,枕边总是一片冰凉。

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答应李德贵的条件,我的人生会是怎样?也许我会在红旗沟待上十年,甚至更久,直到政策松动才能返城。也许我会错过最好的年华,无法给父母更好的生活。

我又想,如果我当初勇敢一点,选择留下,我的人生又会是怎样?也许我会成为一个乡村教师,和李娟一起,在那个贫瘠但淳朴的村庄里,过着清贫但安宁的生活。

但人生没有如果。

71年那个夜晚,我做出了选择。我得到了我想要的返城名额,却也永远地失去了一些比前程更宝贵的东西。那是一份纯粹的、不计回报的真心,是一颗在黑暗中为我点亮的、善良的灵魂。

岁月流转,很多事情都已模糊。但那个在晨雾中,拄着树枝,为我送行的瘦弱身影,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清晰。她是我青春岁月里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也是我这平凡的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凄美的一束光。

在线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