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总问父亲，人家都有爷爷，咱家为什么没有爷爷？父亲总是沉默不语。2000年，父亲弥留之际，把他常年锁着的小木箱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枚方形狮钮紫铜印章，对我说：“我走了以后，把这枚印章跟我一块下葬。”那枚铜印章上刻着“张宝庆”三字，形制古朴，包浆温润，是件老物件。我问父亲，这印章挺特别，为什么要埋了？父亲说：“这是你爷爷的，你爷爷是土匪。因为这个身份，我在历次运动里没少挨整，我不想留给你们，免得将来惹罗乱。”

我爷爷是土匪——这就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的爷爷信息。

父亲去世后，我没有按他的意愿把印章随葬。一人有罪、株连九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爷爷是不是土匪，对我们这一代早已没有影响。我把印章收了起来，那是我和素未谋面的爷爷之间唯一的联系。

可有时候我还是会想：爷爷真是土匪吗？他真的打家劫舍、作恶多端吗？

二十多年过去了。2026年6月的一天，我有幸跟虎林的地域文化研究者张正全先生及几位老师共进晚餐。席间聊起各自家世，我说我父亲叫张云经，几位老师顿时面露惊诧。张正全老师问我：“你知道你爷爷的情况吗？”我说：“不知道，我爸说他是解放前的土匪。”张正全老师说：“不对，你爷爷是抗日英雄。”

我很惊讶。

接着，几位老师讲起了我爷爷的故事。

清末民初，虎林放荒，山东、辽宁人大量涌入，或买地、或租种、或当雇农。落户于仙鹤窝（今永平村）的尹家，和落户于莲花山（今团结村）的董家，经过多年辛勤耕耘，家业渐丰。尹家的儿子娶了董家二女儿董桂芝，1925年生下一个儿子。1933年，日寇入侵，虎林沦陷。不甘做亡国奴的百姓纷纷组织山林队，武装抗日。尹家的儿子也拿了岳父董家的枪，化名张锡田（给儿子改名张云经），聚集了四十人，报号“常占”，拉起了一支山林队。

这支队伍很快引起了我党抗日武装的关注。我方主动接触“常占”，晓以民族大义，劝其走团结抗日的道路。

1935年6月，李学福（李葆满）率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联合山林队共九十余人，攻打黑嘴子。在距黑嘴子十余里处与三十余名日军和一百二十名伪军遭遇，激战一天，毙伤敌人十三人。游击队牺牲一人、伤二人，山林队牺牲二人、伤九人。这些山林队中就有“五洋”“君子人”和“常占”。

当月，反日游击队朴振宇率第二中队三十余人，联合上述山林队百余人在虎林黑嘴子一带与日伪军作战。日伪军追赶至莲花山，朴振宇率队沉着应战，激战五个多小时后从水洼中突围。次日拂晓，敌人再追，游击队采取打打停停的战术，缠斗两天，毙伤敌二十余人，成功甩掉追兵。

同年9月，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第四团。11月17日，四团在大别拉炕召集“长兴”“长占”“民生”“宝山”等六个山林队头领会商，各队均愿接受四团领导，联合作战，并有部分山林队加入四团。

1936年3月，第四团扩编为第四军第二师。师长郑鲁岩率部协同上述山林队，在虎林黑嘴子、倒木沟、大荒山等地多次与日伪军交战，歼敌一百余人，缴枪三十余支，打毁重机枪三挺。

同年11月，第二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1937年春，七军党委召开反日山林队首领联席会议，收编八个山林队四百五十余人，成立新编第三师。三师在虎林后岗、黑瞎子沟、独木河头道卡子、大顶子、独木河西木营等地多次与日伪军作战，在突袭独木河西木营运输队时，击溃伪军一个连，毙伤十九人，缴获战马百余匹和大量物资。

1940年11月，因日伪坚壁清野、归屯并户，抗联生存艰难，被迫转入苏联。张锡田没有随队过江。此后虎林文史资料再无他的记载——他是在山林中继续与日伪作战，还是秘密蛰伏，不得而知。但有一处细节可以佐证：虎林文史资料中有一篇《乔匪覆灭记》，提到土匪赵景轩（赵豁牙子）原为“常占”的“把式”（警卫），却始终没有提及张锡田，说明他早已与那些人为伍。

日伪投降后，虎林开展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初期出现过激行为，凡参加过山林队的，不论是否抗日，一律划为“土匪”批斗。张锡田出于对形势的恐惧，在一个冬日越过乌苏里江逃往苏联，从此下落不明。

听完几位老师的讲述，我了解了爷爷的经历，以及他在虎林被殖民时期留下的那浓重一笔。可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爷爷或许确实当过“土匪”，但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不甘做亡国奴，更不屑做走狗，而是舍生取义，聚啸山林，高举抗日大旗，并多次与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联合作战——说他是抗日英雄，也不为过吧？

我又问起印章上"张宝庆"的刻字，几位老师也说不准，只说待日后再查。我点点头，没再追问。有些答案，或许本就不急于一时。（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