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秋天，上海龙华派出所门口，陈明生攥着刚盖好的离婚章，王秀兰把两本离婚证塞进人造革提包，俩人谁都没哭——眼泪早在黑龙江嫩江农场流干了。他们结婚第十年，政策说“知青返沪只能带一个孩子”，偏偏他们有两个儿子。老二才四岁，留在东北就是黑户，带回来就得让老大变黑户。离婚，成了唯一解法。那天傍晚，他们把老二抱到窗口，跟民警说孩子归女方。章一落，王秀兰的户口迁回上海，陈明生带着老大继续当“东北人”。夫妻变邻居，一墙之隔，见面得先敲门，怕别人说“假离婚”。 最难的是春节。上海家里炖了腌笃鲜，得盛一碗偷偷端给隔壁“前夫”。老大在东北学了一口大碴子味，回上海管亲妈叫“阿姨”。老二在上海念小学，家长会只能舅舅去，老师一直以为孩子没爸爸。熬到1996年，政策松了口子：知青配偶可投靠落户。那天王秀兰在菜市场听到消息，菜篮子一扔就往家跑，陈明生正蹲门口修鞋，她喘着气说“能复婚了”。老头愣了半天，手里锥子扎在指头上才回过神。重新领证那天，他们还是去了龙华派出所，办事员正好是当年给他们办离婚的小年轻，现在已谢顶。钢印一压，十年空白被盖了过去。回家路上，王秀兰突然问：“咱俩这算不算二婚？”陈明生咧嘴：“算续弦，弦没断过。”如今俩老的退休金加起来六千三，老二在上海成了家，老大落户后开了间东北饺子馆。每逢周末，一大家子挤在四十平老房里包饺子，皮子边要捏十八个褶——这是当年在东北跟老乡学的，象征“苦尽甘来”。 电视里总在说“户籍制度改革”，他们听不懂，只知道门口那棵香樟树比儿子年纪还大，树还在，家就还在。制度曾让他们把结婚证撕开，又亲手把缺口缝上。可缝完一看，补丁比布还显眼——那是整整一代人青春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