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沿海城市的工厂机器轰鸣，街头的个体户摆起了小摊，人们攥紧了拳头，铆足了劲奔着好日子去。
可悲的是，就在这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里，竟还有人被台湾特务机关的空头支票迷了心窍，甘当潜伏的走狗，干着背叛祖国的勾当。
这是何等的愚蠢，鬼迷心窍！
要知道，国民党政权早已被人民彻底抛弃，台湾特务在1980年代的祖国大陆再想渗透，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但是就有这样的蠢人，以为靠着台湾特务几句“高官厚禄”、“海外定居”的谎言，就能踩着国家的利益，实现他们的非分之想。
这背后，是荒唐可笑，更是人性弱点的极致暴露——贪婪无度、虚荣浅薄、自私懦弱，让这些蠢人在金钱的诱惑下，一步步沦为台湾特务的爪牙，最终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天津的姜炳琨，就是这样一个被贪欲吞噬、最终自食恶果的典型。
时年48岁的姜炳琨，籍贯山东威海，1955年参加工作，因略懂账目核算被分配到天津和平区粮食局体育馆粮油管理站担任后勤干事，端着公家的铁饭碗，每月领取行政24级标准工资58.5元，这在当时属于中等收入水平，足以支撑一家三口的温饱。
但姜炳琨自幼贪图享乐，看着身边有人借着“跑单帮”长途带货、倒卖紧俏商品赚得盆满钵满，再想到自己守着“死工资”，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买不起，久而久之，心里的嫉妒与贪念便如野草般疯长。
在不安分的日子里，他总在酒后向同事抱怨“怀才不遇”，总想着能一步登天过上“穿的确良、戴进口表、住洋楼”的荣华富贵日子，而这份不切实际的奢望，最后让
他走上了背叛祖国的不归路。
1981年6月，借着国家开放“直系亲属海外探亲”的政策，姜炳琨以探望定居日本东京的兄长姜秉玉为由，向单位提交了探亲申请，经和平区粮食局党委审批后，拿到了为期三个月的出境证明。
他本想着能从兄长那里谋得一条出国赚钱的门路，却没想到，一脚踏进了台湾特务布下的陷阱。
姜秉玉当时在东京新宿区经营一家小型侨胞贸易公司，实则早已被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大陆工作会”东京站发展为外围联络人，而姜炳琨的探亲行程，从一开始就被台湾特务机关全程掌握了。
抵达东京后的第三天，姜秉玉以“介绍生意伙伴”为由，将姜炳琨带到新宿区歌舞伎町附近一家隐蔽的日料馆——“菊水亭”。
包间内，除了姜秉玉，还坐着两个中年男人，一个是身着灰色西装、戴金丝眼镜的李发枝，另一个是留着平头、眼神阴鸷的王继贤。
姜秉玉介绍时只说“赵先生”、“王先生”，却没透露真实身份。
事实上，李发枝是台湾“大陆工作会”东京站站长，化名“赵志远”，早年毕业于台湾“陆军军官学校”，曾在金门岛负责特务训练。
王继贤则是东京站资深特务，代号“老K”，长期潜伏在侨胞圈中物色策反对象。
可笑的是，还没等李发枝展开所谓的“心战”策反，姜炳琨便主动袒露了自己想在日本定居、渴求富贵生活的心愿，甚至抱怨“大陆赚钱难、日子苦”，那份不加掩饰的贪婪，让李发枝喜出望外。
两人一拍即合，姜炳琨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答应加入特务组织，唯一的条件，便是让对方保证自己能在日本长期居留，且每月能拿到不低于500美元的“薪资”。
李发枝当即封官许愿，口头授予姜炳琨“少将军衔”，正式任命其为“大陆工作会天津工作站站长”，赐化名“王平”，还签下一份手写的“承诺书”：“兹任命王平同志为天津工作站站长，任期两年，期满后安排日本长期居留，并发给安家费5万美元，赴台参加双十节庆典。”
不仅如此，李发枝还承诺通过姜秉玉每月给姜炳琨寄100元人民币补贴，发展一名中等文化（高中及以上）的特务成员奖励2000元，高等文化（大学及以上）则奖励3000元，收集到“重要军事情报”另发重奖——在那个普通工人月薪不过三四十元的年代，3000元相当于一个人七年的工资，这样的巨款，彻底冲昏了姜炳琨的头脑。
就在会面的第二天，李发枝和王继贤带着姜炳琨来到东京都千代田区某商务宾馆的六楼房间，这里是“大陆工作会”东京站的临时训练点。
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姜炳琨在李发枝的授意下，亲手填写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加入志愿书》，内容包括个人履历、社会关系、可发展对象名单等，随后对着墙上悬挂的“青天白日旗”宣誓：“效忠党国，潜伏大陆，收集情报，颠覆共党政权，如有二心，天诛地灭”，王继贤用当时特务标准装备135型胶卷相机拍下了宣誓过程，作为“投名状”寄往台湾总部。
接下来的半个月，姜炳琨接受了系统的特务基础训练：意识形态灌输环节，李发枝给了他三本反动小册子——《共党政权崩溃论》、《大陆渗透策略》、《潜伏工作手册》，要求他熟记核心观点；密写技术训练环节，李发枝教他用米汤、明矾水作密写药水，写在《人民文学》杂志的内页空白处，晾干后无任何痕迹，需用碘酒涂抹或火烤才能显影；联络暗语则分为“经费联络”、“情报联络”、“紧急联络”三类，“家兄安好，盼寄龙井”代表需要活动经费，“近日天凉，需添毛衣”代表情报已发出，“家中母病，速寄良药”则代表身份暴露需紧急撤离；此外还有“反审讯技巧”，李发枝教他“避重就轻、编造身份、拒不认账”的应对策略，甚至让他模拟被审讯的场景，反复演练直到“对答如流”。
训练中还有一出荒唐的插曲，李发枝让姜炳琨以“天津工作站”的名义，抄写了三封落款分别为1982、1983、1984年9月20日的“双十节贺信”，内容无非是“汇报潜伏成果、恳请上峰嘉奖”，交给李发枝留作每年向台湾“大陆工作会”总部邀赏的“政绩”——事实上，此时姜炳琨尚未返回大陆，所谓“潜伏成果”全是空中楼阁。
训练末期，姜炳琨按照李发枝的要求，写下了自己身边12名“可发展对象”的名单，包括表侄岳钦尧、老友沈梦信、同事孟燕琨等，挨个编上代号，标注各自的“弱点”（如“岳钦尧想出国”“沈梦信儿子需手术费”），交给李发枝存档。
此时的姜炳琨，早已将国家利益抛之脑后，眼里只有金钱和所谓的“荣华富贵”，而他心中，早已盘算着将姘头王洁发展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王洁，1945年生于江苏苏州，18岁随父母迁居上海，落户卢湾区顺昌路一处老式石库门里弄，成年后进入上海天马服装厂工作，担任车间出纳，负责登记布料进出账和职工工资发放。
36岁的她已婚，丈夫是上海机床厂的普通钳工，两人育有一女，家庭虽不算富裕，但也安稳度日。
可王洁自幼爱慕虚荣，总嫌弃丈夫木讷、赚钱少，不满于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私下里常与异性暧昧不清，这也为她后来与姜炳琨勾结埋下了伏笔。
1979年，姜炳琨因粮油供应业务往来频繁往返上海，在天马服装厂附近的供销社采购紧俏布料时与王洁相识，两人一个贪图美色、一个觊觎钱财，很快便突破道德底线，发展成秘密情人关系。
姜炳琨经常从天津带些花生、红枣等土特产送给王洁，偶尔还会拿出几块侨汇券炫耀，让渴望过上富足生活的王洁对他愈发依赖，甚至萌生了“跟着他能赚大钱”的念头。
1981年11月12日，姜炳琨带着李发枝提供的1.2万港元活动经费、一台改装过的半导体收音机、10瓶米汤密写药水、2瓶显影碘酒，以及一张东京飞上海的CA922次航班机票，以潜伏特务的身份，踏上了返回大陆的旅程。
在上海虹桥机场，他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翘首以盼的王洁，她穿着一件新买的碎花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姜炳琨快步上前，从黑色提包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纸盒，里面是一块价值500港元的精工5号女士手表，还有一瓶资生堂面霜。
王洁接过礼物，指尖触到精致的金属表壳，脸上瞬间乐开了花，连声道谢。
在机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姜炳琨向王洁和盘托出自己加入台湾特务组织的事情，吹嘘自己当了“少将站长”，以后能赚大钱、定居日本。
他诱惑道：“你跟着我干，我任命你为上海妇运组负责人，每月给你50元补贴，比你在工厂工资还高，以后咱们一起去日本享福。”
王洁本就贪图享乐，又对现状不满，听到“日本定居”“高额补贴”，早已心动不已，她没有丝毫犹豫，当即拍着胸脯答应：“我听你的，上海这边我熟，工厂里、邻居中不少人都想出国，我能帮你发展成员、收集情报。”
姜炳琨大喜过望，当场授予王洁代号“02”，教会她基础的密写方法——用米汤写在工作服的衬里，晾干后不易被发现，还约定了联络方式：每月10日在上海人民广场的喷水池旁接头，王洁将收集到的“情报”交给姜炳琨，姜炳琨则给她发放补贴和活动经费。
王洁回到工厂后，立刻开始“工作”。
她利用出纳身份，经常偷听职工聊天，将大家抱怨工资低、议论物价上涨等家常话，添油加醋写成“工人思想波动剧烈”的情报；她还留意工厂的生产情况，将布料进货量、产品出货量等数据记录下来，编造“上海天马服装厂产能下滑，工人消极怠工”的虚假信息。
为了骗取奖励，她谎称自己发展了两名工厂同事加入，向姜炳琨索要3000元“发展奖励”，实则那些同事只是被她以“介绍出国工作”为由骗取了一些个人信息。
她传递情报的方式也颇为隐蔽，有时将密写好的工作服交给往返津沪的货车司机，有时趁去天津探亲的名义，亲自将情报交给姜炳琨。
1981年12月，王洁还按照姜炳琨的要求，在上海卢湾区的石库门里弄里物色秘密联络点，最终选定邻居家闲置的小阁楼，每次姜炳琨来上海，两人便在阁楼里接头，交换情报和经费。
再说回姜炳琨。
1981年11月15日，姜炳琨返回天津，立刻开始着手搭建他的“天津工作站”。
他利用自己粮食局干部的身份作掩护——粮油管理站负责辖区内机关、学校、居民区的粮油供应，便于接触不同群体，也容易获取出入各类场所的便利，凭借着多年的人脉和金钱诱惑，在身边的人里大肆发展特务成员，而他选中的人，无一不是和他一样贪利、自私之辈。
表侄岳钦尧，时年35岁，是天津九十中学的历史教师，因长期泡病假、沉迷赌博被学校通报批评，一心想着能出国“换个环境”。
姜炳琨找到他时，直接甩出500元“定金”，承诺“发展一名学生加入给你1000元，年底送你去香港中转出国”，岳钦尧当即答应，被任命为“学运组”负责人，代号“08”，负责收集天津各中学的“学生动态”。
岳钦尧的妻子段贞，在天津某街道办工作，得知丈夫加入后不仅没有反对，反而主动要求“帮忙”，成为学运组副手，代号“24”，负责整理情报、传递信件。
多年老友沈梦信，时年42岁，是天津机床厂的技术员，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急需3000元手术费却无力承担。
姜炳琨抓住他这个软肋，送上2000元“救急款”，许诺“后续再给1000元，只要你帮我收集工厂的生产情况”，沈梦信走投无路之下答应加入，成为“工运组”负责人，代号“01”，负责打探天津工业企业的“产值数据”“设备更新情况”。
老单位同事孟燕琨，时年40岁，在粮油管理站担任出纳，因贪图小利多次挪用公款，被姜炳琨发现后非但没有举报，反而“雪中送炭”给了300元帮她填补缺口。
孟燕琨感恩戴德，拉着丈夫刘铸年一起加入——刘铸年是天津运输公司的货车司机，经常跑京津唐专线，便于传递情报，被任命为“交通组”负责人，孟燕琨则担任“妇运组”负责人，负责联络女成员、保管特务工具。
就连自己的侄女姜培萍也被姜炳琨拉了进来，姜培萍时年28岁，在天津和平区劝业场附近经营一家小裁缝铺，姜炳琨以“帮你扩大店铺”为由，让她将裁缝铺后院的小房间作为秘密接头点，存放密写药水、联络本等物品，负责接待外地来津的特务联络人。
就这样，一个以姜炳琨为核心，覆盖京津沪三地，由7名乌合之众组成的特务网络，在天津的老胡同里悄悄搭建起来。
从1981年12月到1983年3月，姜炳琨、王洁等人按照李发枝教的方法，先后开展了21次情报传递活动：姜炳琨将编造的“情报”用米汤写在《红旗》杂志、《天津日报》的内页，比如“天津某中学学生因考试压力大发生罢课”、“天津机床厂产值下滑30%”、“北京某机关正在开展内部整风”等虚假信息；王洁则将自己收集的工厂 流言蜚语、邻里闲谈整理成“情报”，藏在工作服衬里或女儿的玩具娃娃里，通过刘铸年的货车或亲自赴津传递。
他们要么托往返中日的侨胞带给李发枝，要么坐火车到北京前门邮局、唐山火车站邮局寄出——这些邮局当时涉外信件较多，姜炳琨以为能躲避检查。
为了骗取更多经费，两人还在密信中夸大其词，声称“已发展15名成员，建立3个联络点，掌握天津军工企业位置”，先后从台湾特务机关骗取了1万美元的经费和奖励。
有了钱的姜炳琨和王洁，彻底暴露了贪婪本性。
姜炳琨花180元买了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手腕上戴着价值500港元的精工5号手表，成了粮油站第一个戴进口表的人；他隔三差五便带着女人去天津的起士林西餐厅，点红菜汤、煎牛排、奶油布丁，一顿饭花掉10多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天的工资。
王洁也不甘落后，用分到的经费买了的确良衬衫、尼龙袜子、上海牌手表等当时的紧俏商品，还偷偷给女儿买了进口糖果和玩具，在邻居面前大肆炫耀。
她甚至辞掉了天马服装厂的工作，专职从事特务活动，靠着姜炳琨发放的补贴和骗取的“奖励”，过上了她梦寐以求的“富足生活”。
姜炳琨和王洁的种种异常举动，早就被街坊邻居和单位同事看在眼里。
粮油站的老职工张大爷，发现姜炳琨经常在下班后偷偷摸摸去侄女的裁缝铺，且每次都带着黑色提包，进去后便拉上窗帘。
上海卢湾区顺昌路的居民，多次看到王洁与陌生男人来往，且出手阔绰，与之前节俭的形象判若两人，还曾在她家门口捡到一张写有奇怪文字的纸条。
天津九十中学的教导主任，也向粮油站反映“岳钦尧最近突然有钱了，还总打听学生的思想动态，行为反常”。
在那个全民反特意识极高的年代，这些异常自然逃不过群众的眼睛。
1982年4月7日，粮油站的老党员李师傅，将自己观察到的姜炳琨“花钱大手大脚、与可疑人员来往、酒后胡言乱语”等情况，写成详细的检举材料，交给了天津市和平区公安分局反特科——这份材料，成为侦破此案的关键线索。
接到检举后，和平区公安分局高度重视，依据《国家安全机关组织条例》 相关规定，成立了“407专案小组”（以立案日期4月7日命名），由反特科科长张振海担任组长，抽调6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2名技术鉴定员组成专案组。
专案组采取“秘密监控、外围排查、技术取证”的策略，在姜炳琨工作的粮油站对面租下一间民房，架设62式军用望远镜和半导体监听设备，24小时对其进行盯梢；侦查员乔装成修鞋匠、卖水果的小贩，在姜炳琨居住的和平区多伦道胡同口蹲守，记录他的每一次出行、每一次接头。
技术鉴定员则通过邮政系统，对姜炳琨寄出的信件进行秘密检查——1982年8月，北京前门邮局的邮件检查人员，在一封寄往日本东京的信件中发现异常，信件内容是普通家信，但内页用碘酒涂抹后显现出密写文字，当即移交专案组，经鉴定确为姜炳琨所写，这成为首个铁证。
在长达一年的秘密监控中，专案组不仅摸清了姜炳琨的活动规律，也掌握了王洁在上海的特务行为：她每月10日都会准时出现在上海人民广场喷水池旁，与刘铸年或姜炳琨接头；她曾多次向邻居打探“上海有没有军工企业”“外国人常去哪些地方”等敏感问题；1982年10月，她还托人从广州购买了一台二手海鸥DF-1相机，声称“旅游拍照”，实则用于拍摄上海的街道建筑，交给姜炳琨当作“情报”。
专案组还发现，这个特务组织内部矛盾重重，岳钦尧因姜炳琨承诺的2000元奖励只给了500元，两人在姜培萍家大吵一架，岳钦尧扬言“要退出，不然就举报你”；沈梦信因害怕事情败露，多次找姜炳琨要求退出，被姜炳琨以“我手里有你挪用公款的证据”相威胁；王洁也因姜炳琨克扣她的“发展奖励”，在上海接头时与他争执，抱怨“你说话不算数，我冒着风险干活，却拿不到应得的钱”。
1983年4月，在掌握了全部犯罪证据后，天津市公安局决定收网，制定了“三地同步、凌晨行动”的抓捕方案，从人员分工到路线规划，从搜证细节到审讯准备，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推敲，确保万无一失。
1983年4月17日凌晨3时27分，津浦铁路天津站的站台灯在渤海湾的寒雾中泛着冷冽的橘黄色光晕，铁轨上还残留着夜间霜气凝结的水珠，站台两侧的垃圾桶旁，几个“候车旅客”正低头整理行李，实则是天津市公安局“407专案小组”的侦查员，他们的目光死死锁定在第7节硬卧车厢的车门处，呼吸都放得极轻。
从长春驶来的182次特快列车刚碾过道岔停稳，车厢连接处的铁门“哐当”一声拉开，一股混杂着烟味、汗味的热气涌了出来，侦查员们瞬间绷紧了神经，手指悄悄摸向腰间的54式手枪和手铐。
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率先踏出车门，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拎着一个磨破了边角的黑色人造革提包，左手下意识地摸了摸中山装的内袋——那里藏着一张写有“家兄安好，盼寄龙井”联络暗语的纸条，是他准备向台湾特务机关索要经费的凭证。
他就是自封为“台湾大陆工作会天津工作站少将站长”的姜炳琨，此次去长春，本想发展一名火车司机加入特务组织，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专案组的掌控之中。
姜炳琨刚走下两级台阶，还没来得及看清站台的景象，两道黑影便从两侧猛地扑了上来，一左一右死死扣住他的胳膊，“姜炳琨，你被捕了！”
一声厉喝刺破凌晨的寂静，震得站台顶棚的霜屑簌簌掉落。
姜炳琨瞬间慌了神，拼命挣扎，嘴里大喊“你们抓错人了，我是去长春探亲的”，可他的挣扎在两名身强力壮的侦查员面前，不过是徒劳。
冰凉的手铐“咔嚓”一声锁上他的手腕，那金属的寒意，瞬间让他从叛国的黄粱梦中惊醒，脸上的得意与嚣张荡然无存，只剩下惊慌与绝望。
侦查员当场打开他的人造革提包，里面的东西一览无余：三封用米汤密写的信件，信封上写着日本东京的地址；一沓崭新的侨汇券，共计200元；还有一本皱巴巴的特务联络本，上面记着岳钦尧、沈梦信等人的代号和接头时间。
铁证如山，姜炳琨再也无力辩解，耷拉着脑袋，被侦查员押着走向停在站台旁的北京212吉普车。
几乎在同一时间，天津站出站口的另一侧，另一组侦查员正死死盯着出站闸机。
凌晨3时40分，闸机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穿着的确良衣服、烫着波浪卷的女人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时不时抬头张望。
这个女人正是姜炳琨的姘头、“上海妇运会负责人”王洁。
她此次从上海坐146次列车来天津，是为了领取姜炳琨承诺的3000元“发展奖励”，还特意带了自己收集的“上海工厂情报”，想在姜炳琨面前邀功。
王洁刚走出闸机，还没来得及寻找姜炳琨的身影，几名侦查员便围了上来，“王洁，你涉嫌参与特务活动，跟我们走一趟！”
王洁吓得脸色惨白。
侦查员当场对她进行搜身，从她的上衣口袋里，搜出了一瓶用玻璃小瓶装着的米汤密写药水，还有一张写着上海联络点地址的纸条，王洁瘫软在地，哭哭啼啼地喊着“我是被姜炳琨骗的，我不是故意的”，可再多的辩解，也掩盖不了她叛国助纣的罪行。
与此同时，天津、上海两地的同步抓捕行动也在紧张进行。
在天津九十中学家属院，侦查员敲开岳钦尧的家门时，他正坐在书桌前，翻看姜炳琨给他的反动小册子《共党政权崩溃论》，桌上还放着一叠写满“学生思想动态”的密写纸，看到侦查员出示的逮捕证，岳钦尧瞬间面如死灰，手里的小册子掉落在地，被侦查员当场收缴。
他的妻子段贞正坐在床边整理情报，见状想把密信塞进枕头下，也被侦查员及时制止，两人被一并戴上手铐，押上警车。
在天津机床厂的职工宿舍，沈梦信刚下班回家，手里还攥着一张写有“机床厂产值下滑”的虚假情报，准备交给姜炳琨，侦查员破门而入，当场将其控制，从他的公文包里，搜出了姜炳琨给他的2000元“救急款”字据，以及他收集的工厂生产数据。
孟燕琨和刘铸年的家中，侦查员搜出了大量密写工具和特务经费，刘铸年正准备开货车去唐山传递情报，刚发动汽车就被守在楼下的侦查员拦下，货车轮胎的夹层里，还藏着一封未寄出的密信。
在上海卢湾区顺昌路的石库门里弄，侦查员突袭了王洁的家，从她的衣柜顶层，搜出了一台二手海鸥DF-1相机，里面的胶卷已经拍满，全是上海的街道、工厂照片，是她准备交给姜炳琨的“情报”；从她的梳妆台抽屉里，搜出了姜炳琨给她的800元特务经费，还有一堆进口化妆品、的确良衬衫，都是她用叛国所得购买的。
在天津和平区劝业场附近的姜培萍裁缝铺，侦查员掀开缝纫机的台面，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夹层，里面藏着1万美元现金、10瓶密写药水、5瓶显影碘酒，还有一本记录着特务组织所有成员信息的联络本，姜培萍看着这些罪证，当场瘫坐在缝纫机旁，交代了自己为姜炳琨保管特务工具、提供联络点的全部罪行。
短短三个小时，这场跨越京津沪三地的抓捕行动圆满结束，以姜炳琨为首的7名特务成员无一漏网，所有特务工具、经费、密信都被当场收缴，这个由台湾特务机关扶持、姜炳琨一手搭建的“天津工作站”，被彻底荡平。
当警车的鸣笛声划破天津、上海的凌晨夜空，当这些叛国之徒被押进看守所，无数群众拍手称快，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任何背叛祖国的行为，都逃不过人民的眼睛，都躲不过法律的制裁。
抓捕行动结束后，专案组立刻将姜炳琨、王洁等人押往天津市公安局预审处，于4月17日当天展开突击审讯。
在第一预审室里，面对专案组组长张振海和预审员李建国的讯问，姜炳琨起初还试图抵赖，声称“自己只是和朋友做外贸生意，那些密信是生意往来的暗语”，可当侦查员将密信显影后的鉴定报告、特务联络本、经费收据等铁证摆在他面前时，他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
侦查员张振海：姜炳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
姜炳琨：（低头，沉默片刻）我……我知道，我加入了台湾的特务组织，当了他们的站长。
侦查员张振海：把你加入特务组织的经过，以及发展成员、传递情报的全部事实，一五一十交代清楚。
姜炳琨：1981年6月，我去日本探亲，我哥姜秉玉把我介绍给了李发枝，他是台湾“大陆工作会”东京站的站长，化名赵志远。他给我许了很多好处，说让我当天津工作站站长，给我少将军衔，每月500美元工资，还答应帮我办日本长期居留，给5万美元安家费。我当时鬼迷心窍，就答应了。
侦查员李建国：你在日本接受了哪些训练？
姜炳琨：他们教我密写技术，用米汤、明矾水写情报，还教我联络暗语，比如“家兄安好，盼寄龙井”就是要经费。还教我怎么躲避检查，怎么发展成员，怎么应对审讯。
侦查员张振海：你发展了哪些特务成员？
姜炳琨：我发展了王洁，让她当上海妇运组负责人；还有我表侄岳钦尧，当学运组组长；沈梦信，工运组组长；孟燕琨、刘铸年夫妇，交通组和妇运组；还有我侄女姜培萍，帮我保管工具、提供联络点。一共7个人。
侦查员李建国：你传递了多少情报？都是什么内容？
姜炳琨：从1981年12月到1983年3月，一共传了21次。都是我编的，比如天津机床厂产值下滑、学生罢课、机关整风之类的，都是假的，就是为了骗他们的经费。我一共骗了1万美元，还有1.2万港元的活动经费。
侦查员张振海：你知道你的行为给国家造成了什么危害吗？
姜炳琨：（痛哭）我知道，我错了，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我被金钱冲昏了头脑，我认罪，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与此同时，在另一间预审室里，王洁面对预审员王敏和侦查员赵刚的讯问，哭哭啼啼地辩称自己是被姜炳琨胁迫，可当侦查员拿出她收集的虚假情报、密写药水以及与姜炳琨的接头记录时，她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侦查员王敏：王洁，你对自己参与特务活动的行为，有什么要说的？
王洁：（抽泣）我是被姜炳琨骗的，他说他是少将站长，能带我去日本，给我钱花。我一时贪慕虚荣，就跟着他干了。我收集的情报都是工厂里的闲话，都是假的，我没有想过要危害国家。
侦查员赵刚：你发展了哪些成员？传递了多少情报？
王洁：我没有发展真正的成员，就是骗姜炳琨说发展了两个，想多拿点奖励。我一共传了8次情报，都是写在工作服衬里的，通过刘铸年的货车或者亲自送到天津。
侦查员王敏：你知道姜炳琨的真实身份吗？
王洁：我后来知道他是台湾特务，但我已经陷进去了，他手里有我的把柄，我不敢退出。我现在很后悔，我愿意认罪，希望政府能从轻处理。
岳钦尧、沈梦信等人被捕后，也纷纷交代了自己被姜炳琨利诱、胁迫加入特务组织的经过，整个特务网络的犯罪事实被彻底查清。
案件侦破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天津、上海的大街小巷，群众反应强烈，纷纷表达对叛国特务的痛恨和对公安机关的支持。
在天津和平区多伦道胡同，姜炳琨的邻居们围在一起议论纷纷：“真没想到，平时看着挺老实的一个人，竟然是特务！”
“太可恨了，拿着国家的工资，干着背叛国家的事，就该枪毙！”一位退休老工人激动地说：“我们老百姓最恨的就是叛徒，国家培养了他，他却为了钱出卖国家，这种人就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在上海卢湾区顺昌路，王洁的邻居们更是义愤填膺：“她平时穿得花枝招展，出手阔绰，我就觉得不对劲，原来钱都是这么来的！”
“为了一点钱，连国家都不要了，真是丢我们上海人的脸！”一位中年妇女说：“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发现可疑人员及时举报，绝不能让特务有可乘之机！”
在天津九十中学，师生们得知岳钦尧是特务后，都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岳老师平时就不务正业，经常请假，没想到他竟然是特务！”
“他身为教师，不仅不教书育人，还背叛国家，真是不配当老师！”
在天津机床厂，工人们得知沈梦信参与特务活动后，纷纷表示要与他划清界限：“沈梦信平时就爱占小便宜，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
“我们工人阶级最讲爱国，他这种叛徒，我们绝不原谅！”
姜炳琨特务案的侦破，也迅速引起了全国媒体的高度关注。1983年4月18日，《天津日报》在头版刊发报道《严惩叛国特务 维护国家安全 我市公安机关破获重大特务案》，详细披露了案件侦破过程，指出姜炳琨利用职务之便发展特务网络、骗取经费的罪行，同时提醒市民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4月19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贪婪叛国终伏法 正义之剑斩恶魔 上海配合天津破获特大特务案》，聚焦王洁在上海的特务活动，彰显了沪津两地公安机关协同作战的强大能力。
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严惩叛国行为 筑牢国家安全防线》，指出姜炳琨案再次敲响警钟，境外敌对势力从未放弃渗透破坏，国家安全面临新挑战。文章强调，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石，公安机关要加大打击力度，广大群众要积极参与反特斗争，形成全民合力，让特务渗透无处遁形。
1983年7月，全国“严打”斗争正式启动，对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的犯罪行为采取“从严、从重、从快”的打击方针。
7月15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一审判庭对姜炳琨特务案进行公开审理，法庭内座无虚席，数百名群众旁听了庭审。公诉人宣读了姜炳琨、王洁等人的犯罪事实，出示了密写工具、密信原件、经费往来凭证、同伙供词等17类共83件证据，铁证如山。
姜炳琨当庭认罪，对自己的叛国罪行供认不讳；王洁也放弃了辩解，在最后陈述中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
法院经审理查明，姜炳琨身为国家公职人员，背叛祖国，加入台湾特务组织，在大陆建立特务网络，多次向台湾特务机关传递情报，危害国家安全，其行为已构成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特务罪（原文：“进行下列间谍或者资敌行为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二）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且罪行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王洁积极参与特务组织，收集、传递情报，发展成员，其行为同样构成特务罪，情节严重。
1983年8月2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姜炳琨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洁因积极参与特务活动，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岳钦尧、沈梦信、孟燕琨、刘铸年参与特务组织，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姜培萍因情节较轻，且主动交代特务组织活动情况，有立功表现，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一审判决后，姜炳琨等人未提出上诉，判决生效。
1983年9月15日，姜炳琨在天津第一监狱被依法执行死刑，一声枪响，结束了他贪利叛国的罪恶一生。
王洁则被送往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在漫长的铁窗生涯中，她为自己的贪慕虚荣和背叛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曾经的富贵梦彻底化为泡影。
这起案件的侦破，被收录进《1983年全国重大刑事案件侦破汇编》，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反特斗争的典型案例，它向国内外特务势力发出了强烈警告：国门虽开，但国家安全的防线从未松懈，在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和全民反特的天罗地网下，任何背叛祖国的行径，
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时至今日，回望这起发生在40年前的特务案，依旧能给我们以深刻警示：贪婪是人性的陷阱，虚荣是堕落的温床，而背叛祖国，则是永远无法饶恕的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