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了一个儿子，还想再生一个女儿，儿女双全一直是安徽合肥少妇白洁最大的心愿。去年，39岁的她终于等来国家的二孩政策，尽管取掉了节育环，但一年多了还是怀不上。医院检查报告显示，输卵管通而不畅，子宫前壁有两个直径3厘米和2厘米的囊肿。少妇白洁在上海一家大医院做了微创手术，最终幸运地怀了胎。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我国高龄孕妇的比例，1995年为0.9%，2005年为4%，为10%。数据显示，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怀不上孩子了。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

国家卫计委科研所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耿琳琳说，人的生育年龄和生育率呈负相关性，年龄越大,生育能力越低，再加上妇女的卵细胞逐渐老化，以及环境污染、电磁波辐射、化学品的影响，在未绝经期之前的10年内，妇女的卵泡质量会出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增加，生育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到45岁以后，将近90%的妇女没有生育能力了，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

北京大培学通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鹿群表示，年龄在生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年龄决定了卵子细胞的质量和数量。生育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一方面是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另一方面是影响生育能力的疾病增加，流产率升高。

相比卵子，精子更脆弱。近年来，男性不育增高趋势比女性不孕还要明显。工作压力大，影响身体内分泌激素分泌，导致精子数量减少、精子运动能力降低和精子形态异常。男性中无精症、少精症、弱精症病人明显增加，生精细胞严重损害，精子质量下降，从而降低男性的生育能力。相关统计表明，男性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降至目前的2000万到4000万个。

曾经做过剖宫产的母亲再次生育，面临着疤痕子宫的风险。疤痕愈合不了，到了晚期随着胎儿的增大，有可能发生子宫破裂，甚至危及生命。耿琳琳提醒，怀孕的妈妈，要特别注意早孕期排除子宫疤痕妊娠。建议40岁以上女性一定要先咨询医生，防止并发症。

人类生育力下降，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报告，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约1500万对。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介绍，怀孕的妇女流产率高达15%，复发性流产约占1/3。即使能怀上，保住了，生下来的孩子有5.6%的出生缺陷率，是发达国家的2倍。

耿琳琳分析，高龄不但能使生育能力降低，而且生育的畸形儿童明显增加。高龄生育的妇女卵子老化，造成基因突变的情况增多，更容易生出基因缺陷的患儿。如果孕妇的实际年龄大于34岁，胎儿畸形率会达到8%—15%。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如心血管畸形、唇腭裂等，发病率也会随着母亲生育年龄增加而上升。

冷冻胚胎留种子

38岁以上再做生育力保存的成功率非常低，活产率小于1%，建议在35岁以前做生育力保存



末，在长春市吉大二院，一名产妇剖腹产生下一个7斤4两的男婴，母子平安。让人惊奇的是，这名产妇已有64岁。产妇因失独在闭经10年后，再次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怀孕。如此高龄还能成功怀孕，几率极小。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程序简化，越来越多的高龄产妇选择再拼一把，冻精冻卵、试管婴儿成为热门话题。王丽娜说，辅助生育技术解决了不孕症患者的问题，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福音。王丽娜刚开始在生殖门诊时，经常有病人来问：大夫，我上你们这儿做试管，什么时候能把孩子抱回去？他们以为是在试管里把孩子养大，不用生，到10个月把孩子抱回去就可以。

最近，北京石景山区居民成丽霞顺利地生下二胎。这个新生儿是她女儿的同胞胎，只是晚出生了10年。成丽霞当年为生孩子发愁，最终选择了在北医三院做试管婴儿。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进行培养形成胚胎，取卵后3—5天把胚胎或囊胚移植到子宫。移植第四天验尿，如果怀孕了，30天进行B超检测，后续进行产科产检。当时还有剩余的胚胎，进行冷冻以备下次移植。放开二孩政策后，成丽霞到医院询问冷冻胚胎能否解冻，让她再生一个孩子。王丽娜说，冷冻胚胎成功率很高，同时打破了人们对生育的传统观念。

王丽娜介绍，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早产率、妊娠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比自然妊娠高，多胎比例明显升高。多胎会导致孩子出生体重的下降，做辅助生育还有一些并发症。

肿瘤患者经过放化疗后，生育能力会受到毁灭性打击，生育率非常低。王丽娜提醒，这类人群可以提前冷冻胚胎留下种子。研究发现，38岁以上再做生育力保存，成功率是非常低的，活产率小于1%，因此建议在35岁以前做生育力保存。

代孕是否可放开

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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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但是，这些方法的疗效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一般性的药物治疗怀孕率为10%—15%，做试管婴儿的怀孕率为40%—50%，人工授精的怀孕率为15%—20%。

如果自己没法生二孩，另一条路就是代孕，但我国严格禁止代孕。2001年，原卫生部曾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作为一种相对新兴的事物，代孕确实涉及一系列伦理问题，也对社会管理带来挑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代孕过程中，即便精子和卵子都属于委托夫妻，孩子由另一个女性身体生产，也可能让某些人产生亲子关系错乱的感觉。在怀胎和分娩过程中，代孕者可能对胎儿产生母子情结，在孩子出生后不愿放弃，造成归属权的争夺。

王丽娜说，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能允许的就是志愿代孕，代孕母亲基本上属于无偿的行为。王丽娜呼吁，如今肿瘤发病率这么高，有的病人可能在30岁甚至更早把子宫切了，这么年轻就永远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确实令人惋惜。她建议适当放开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业代孕。

北京大学医培学通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对于失独家庭来说，夫妻双方处在精子、卵子尚可用的情况下，却已没有生殖能力了。代孕能解决失独家庭的生育问题。

对于代孕，耿琳琳感触特别深。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家庭都失去了孩子，他们特别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但由于年龄因素，没办法再生育了。她呼吁，加强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适当放开代孕。

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学副教授尹秀云认为，代孕技术的应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上的，一个道德上的。即便法律不允许，也不能把代孕悬置起来，完全不考虑。

王一方说，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



适当放开代孕准入的讨论，本该收获掌声 代孕是否合法，计生法未明确作出规定。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计生法修正案草案。与此前的草案相比，表决稿删除了禁止代孕相关条款。

当时就有人提出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是否意味着代孕已经合法？但迄今为止官方口径仍是反对代孕，依据是2001年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代孕面临诸多法律难题、伦理学冲突（比如人体器官能否商业化），确实很难达成共识。但一禁了之是最糟糕的鸵鸟政策，因为它无视了不孕不育夫妻和失独家庭的生育权，以及地下代孕市场的混乱（今日话题已经多有论述，参见《女大学生代孕：生育黑市下的产物》《百万包生男：剥削式代孕恶果》）。问题就摆在那里，不面对它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从这一层面上说，适当放开代孕准入的讨论，本该收获掌声。

但在鼓励生育的背景下，适当放开代孕的提议遭到群嘲也在意料之中

在鼓励生育的大背景下，适当放开代孕的提议会引发群嘲，其实也不令人意外。

全面二孩放开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如人们想象中乐观，全面二孩生育远低预期的说法频频见诸报端。12月，全国妇联调查报告显示：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3.3%，即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虽然适当放开代孕准入只是某个医生的一家之言，能否进入法律、公共政策层面探讨还有待观察，但在不少人看来，这是为了鼓励生育，不惜抬出祭出最具争议的措施，而不考虑一些本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比如：1.一方面鼓励生育，另一方面对单身女性的生育限制却毫无松动痕迹。在中国，生育权是跟婚姻绑架在一起的，不结婚生孩子面临很多制度障碍。比如单亲妈妈无法享受生育保险。要想给孩子上户口，必须提交亲子鉴定和缴纳社会抚养费。而对于暂时没有婚育打算却又害怕错过最佳生育年龄的女性来说，中国也无法提供冷冻卵子的服务。在国内，能接受卵子冷冻服务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患恶性肿瘤的妇女，另一类是有不孕症的妇女。如果健康女性想冷冻卵子，只能去国外了。徐静蕾曾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在美国悄悄冷冻了9颗卵子，她称冷冻卵子就像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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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励生育，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鼓励不孕不育夫妇，一定要通过医疗手段生出自己的孩子来。对不能生育的家庭来说，他们本来还有另外一个选项——收养。但对普通中国家庭来说，领养条件极其苛刻，合法收养一个孩子几近不可能。这变相激发了部分人群通过买卖收养儿童的需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李春雷，在对近年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案例进行统计整理时发现，被拐卖的儿童年龄基本都在6岁以下，且买拐人的目的主要以收养为主。

3.男性不育增高趋势比女性不孕还要明显的情况下，提出放开代孕准入，极易被视为是对女性的剥削。早在单独二孩政策实行时，就有女性表达过对可能面临逼生、就业歧视和地位倒退的忧虑，更有极端的女性意见认为：计划生育将一大批女性从令人绝望的生育深渊中拯救出来。这种观点虽然反人性，但也事出有因——女性的生育成本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和考量。

公众更担心的是，无论是限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个体都无法享有生育自由

从限制生育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再到鼓励生育，这几年风向变化得太快。为鼓励生育，不仅《人民日报》提议为高龄母亲适度放开代孕，就连在春晚上，鼓励生育的口号也呼之欲出。

二十几年前，春晚的舞台上，还有《超生游击队》对农村家庭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丑化。到了的春晚，小品《真情永驻》的末尾，主持人建议丧失生育能力的夫妻做一个试管婴儿，丈夫的表态是不是争取，而是必须！要就要俩，双卡双待！。大年初一央视一套的《欢乐中国人》栏目，包括安徽十姐妹、深圳四胞胎轮番上台，其中含义不言自明。

鼓励生育是基于现实的人口危机。中国社科院此前发布的《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但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水平深刻且持久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要想从只生一个好再度转换到传统的多子多福，需要多长的时间，谁也不知道。

站在人口老龄化危机和劳动力短缺的角度，官方和人口学家鼓励生育更多是一种宏观考量，也无可厚非，这是各国政府同样头疼的问题。但鼓励生育不能太心急，否则就会忽视生育归根到底是个人的自由，政府可以为人们创造生育的便利，但不应变成一种社会总体气氛的裹挟甚至强制。

无论是逼生孩子还是逼人多生孩子，都是在侵害生育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