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开打车软件的常用同行人列表。那个叫“小安”的名字就排在第二位。备注后面跟着一个小小的爱心符号。上周三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从公司到虹桥机场。上周五下午三点二十一分，从静安寺到浦东美术馆。昨天中午十二点零三分，从家里到瑞金医院。我的手指停在屏幕上。雨滴敲打着地铁站的玻璃顶棚，发出细密的声响。站厅里的灯光惨白，映得手机屏幕格外刺眼。我把手机锁屏。放进风衣口袋。列车进站的风掀起我的裙摆。我走进去，找了个靠门的位置坐下。车厢里人不多。空调的温度开得很低。我看着窗外迅速掠过的广告牌，那些鲜艳的颜色在雨水冲刷下变得模糊。像记忆里某些本该清晰的画面。到家时已经七点半。玄关的感应灯亮起。我弯腰换鞋，看见鞋柜里他的皮鞋整齐地摆着。厨房有声音。他系着围裙在煮面。“回来了？”他回头看我，手里还拿着漏勺，“马上就好。”我嗯了一声。把包挂在衣架上。走到客厅坐下。茶几上摊着几份文件。我拿起来看。是上海积分落户的申请表。我的那份已经填好。他的那份还空着。半年前。也是在这个客厅。我把我的积分名额给了陈安。那是我们高中同学。也是我的竹马。他当时在上海创业遇到瓶颈，急需落户解决孩子上学问题。“就半年。”我对他解释，“陈安那边情况特殊，孩子明年要上小学。”他当时没说话。只是点了根烟。烟雾在灯光下缓缓上升。“你决定就好。”现在半年过去了。我想给他办积分。却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名额转出去容易。转回来难。需要重新排队。需要重新审核。需要时间。而这些时间，我们好像都没有了。“面好了。”他把碗端到餐桌上。番茄鸡蛋面。热气腾腾的。我走过去坐下。拿起筷子。“今天去医院了？”我问。他夹面的手顿了一下。“什么？”“瑞金医院。”我说，“打车记录显示你中午去了。”他放下筷子。看着我。“你查我手机？”“没有。”我平静地说，“只是不小心看到了常用同行人。”餐厅的吊灯投下暖黄色的光。但他的脸色有些发白。“那是同事。”他说，“小安是我们部门新来的实习生，昨天中午胃疼，我送她去医院。”“实习生。”我重复这个词。“对。”“需要你亲自送去？”“当时大家都在开会，就我有空。”我点点头。继续吃面。番茄的酸味在舌尖蔓延。“积分的事。”他说，“我打听过了，可能要等明年。”“明年几月？”“说不准。”“那就是不确定。”他沉默。餐厅里只剩下筷子碰碗的声音。窗外的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像永远也停不下来。吃完饭。他去洗碗。我坐在沙发上继续看那些文件。积分落户的条件一条条列在那里。学历。社保。纳税。每一项我们都不差。只差一个名额。而那个名额，半年前被我亲手送出去了。手机震动。是陈安发来的消息。“嫂子，积分的事谢谢你了，小宇的入学手续办下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笑脸表情。我盯着那个表情看了很久。没有回复。浴室传来水声。他在洗澡。我起身走到书房。打开电脑。登录他的打车软件账号。密码是我们结婚纪念日。很容易就猜到了。行程记录一页页翻过去。过去三个月。他和“小安”共同出行十七次。其中八次在晚上九点以后。三次在周末。备注里的爱心符号格外刺眼。我关掉网页。坐在黑暗里。书房没有开灯。只有电脑屏幕的微光映着我的脸。我想起半年前的那个晚上。陈安来家里。提着两盒燕窝。还有一套儿童绘本。“嫂子，这次真的麻烦你了。”他搓着手，有些局促，“小宇明年就要上小学，没有户口只能回老家。”他的妻子站在旁边。怀里抱着孩子。那孩子很瘦，眼睛很大。怯生生地看着我。“没事。”我说，“反正我们暂时用不上。”他当时就坐在我旁边。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抽烟。一根接一根。烟雾缭绕。我看不清他的表情。现在想来。也许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裂痕。只是我没发现。浴室的水声停了。我走出书房。他擦着头发从浴室出来。看见我站在走廊里。愣了一下。“怎么不开灯？”“省电。”他笑了。“你什么时候在意过电费。”我没说话。走回卧室。他跟着进来。坐在床边擦头发。“积分的事。”他又提起，“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找人。”“找谁？”“公司HR那边有关系。”“需要送礼吗？”“可能要。”“送多少？”“还不清楚。”我拉开被子躺下。背对着他。“睡吧。”他关灯。房间里陷入黑暗。只有空调运转的微弱声响。过了很久。我听见他轻声说：“对不起。”我没回应。假装睡着了。第二天是周六。我醒得很早。天还没完全亮。灰色的光线从窗帘缝隙透进来。我侧过身。看着他熟睡的脸。结婚五年。这张脸已经熟悉到闭上眼睛都能描摹出轮廓。可这一刻。却觉得有些陌生。他睫毛很长。睡着的时候像孩子。可醒着的时候。眼睛里总藏着我看不懂的东西。我轻轻起身。去厨房做早餐。煎蛋。烤面包。热牛奶。这些动作已经重复过无数次。熟练到不需要思考。就像我们的婚姻。重复。熟练。不需要思考。他八点起床。穿着睡衣走到餐厅。“今天怎么起这么早？”“睡不着。”他坐下来吃早餐。手机放在手边。屏幕时不时亮起。有新消息。但他没有看。“今天有什么安排？”我问。“加班。”他说，“项目赶进度。”“周末也加班？”“嗯。”我点点头。继续喝牛奶。玻璃杯壁上凝着水珠。一颗颗滑下来。像眼泪。“你呢？”他问。“去图书馆查资料。”“写论文？”“对。”他吃完最后一口面包。起身去换衣服。我收拾碗筷。水龙头的水哗哗流着。冲刷着盘子上残留的油渍。他出门前。站在玄关穿鞋。“晚上可能回来晚。”“好。”门关上了。我站在厨房里。听着电梯下行的声音。然后走到窗边。看着他走出楼道。撑开伞。走进雨里。他没有去车库。而是走到小区门口。一辆白色的车停在那里。车窗摇下。露出一张年轻女孩的脸。他拉开车门坐进去。车子发动。消失在街角。我放下窗帘。回到客厅坐下。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妈妈打来的。“囡囡，这周末回来吃饭吗？”“可能回不去，要赶论文。”“又写论文。”妈妈叹气，“你都博士毕业多久了，还整天写论文。”“评职称需要。”“你爸炖了排骨汤，本来想叫你回来喝的。”“下周吧。”“好。”妈妈顿了顿，“对了，陈安昨天来家里了，送了一箱石榴，说是老家寄来的，特别甜。”“他去了家里？”“是啊，还带着老婆孩子，小家伙可乖了，一直叫我奶奶。”我握紧手机。指节发白。“妈。”“嗯？”“以后别收他东西。”“怎么了？”妈妈听出我语气不对，“你们吵架了？”“没有。”我深吸一口气，“只是觉得，总收人家东西不好。”“也是。”妈妈说，“那我下次注意。”挂断电话。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陈安。这个名字像一根刺。扎在记忆里。拔不掉。也消化不了。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住在同一条巷子。上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他成绩不好。但人很讲义气。小时候我被男生欺负。他总是第一个冲出来。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也要护在我前面。高中毕业。我考上复旦。他去广州打工。我们渐渐少了联系。直到三年前。他突然联系我。说想来上海创业。问我能不能帮忙。我帮了。介绍人脉。提供建议。甚至借给他启动资金。他感激涕零。说我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贵人。去年。他公司遇到危机。差点破产。我又帮他渡过难关。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单身。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他常来我家吃饭。说我做的红烧肉比他妈做的还好吃。后来我结婚了。他来得少了。但每次来。都会带些土特产。说嫂子辛苦了。要照顾好自己。我一直把他当弟弟。亲弟弟。所以半年前。当他红着眼睛说孩子上学的事时。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把我的积分名额让给他。我以为这是帮忙。是情义。现在想来。也许是愚蠢。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微信。他发来的。“中午要和客户吃饭，不回来了。”我回了一个字。“好。”然后打开电脑。开始查资料。论文的题目是《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机制研究》。很应景。我盯着屏幕上的文献。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在眼前跳动。却一个也看不进去。光标在空白处闪烁。像在嘲笑我的无能。我关掉文档。打开浏览器。输入“上海积分落户政策”。页面跳转。一条条细则罗列出来。我看得很仔细。像在解一道数学题。但越看心越沉。政策收紧。名额减少。排队时间延长。所有信息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他的积分。今年办不下来了。除非。有特殊渠道。或者。再等一年。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吊灯是结婚时买的。简约的北欧风格。他说他喜欢这种干净的设计。我说我也是。现在灯罩上积了一层灰。我很久没有擦过了。就像我们的婚姻。积了灰。却没人去擦。下午三点。雨停了。阳光从云层缝隙透出来。我换了衣服出门。没有去图书馆。而是去了瑞金医院。门诊大厅里人来人往。消毒水的味道很浓。我走到导诊台。“请问，昨天中午有没有一个年轻女孩来看胃病？”护士抬头看我。“您是她什么人？”“我是她姐姐。”我面不改色，“她手机丢了，联系不上，我担心她。”护士查了记录。“昨天中午确实有个二十出头的女孩来看急诊，急性胃炎。”“叫什么名字？”“安晓。”“一个人来的？”“有个男的陪着。”“长什么样？”护士警惕地看着我。“您到底是不是她姐姐？”“是。”我说，“只是确认一下。”护士犹豫了一下。“个子挺高，穿着西装，看上去三十多岁。”“谢谢。”我转身离开。走到医院门口。阳光很刺眼。我抬手遮住眼睛。安晓。小安。原来她叫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温柔。像偶像剧里的女主角。而我。是那个即将被抛弃的原配。俗套的剧情。却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我走到地铁站。坐上车。车厢里人很多。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抓着扶手。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城市。高楼。桥梁。广告牌。一切都在快速移动。只有我。静止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像被困住了。回到家时已经天黑。他还没回来。我打开灯。空荡荡的房间。只有我的影子投在墙上。孤独得像一座岛。我走进厨房。打开冰箱。里面塞满了食材。都是他买的。他说要学做饭。要照顾好我的胃。可最近三个月。他做饭的次数越来越少。总是加班。总是应酬。总是很累。我以为是真的。现在想来。也许只是借口。我拿出一盒鸡蛋。两个番茄。开始做番茄鸡蛋面。和昨晚他做的一样。切番茄的时候。刀滑了一下。割破了手指。血珠渗出来。滴在砧板上。鲜红的。像某种警示。我打开水龙头冲洗。冷水刺激着伤口。有点疼。但更多的是麻木。面煮好的时候。门开了。他走进来。手里提着一个纸袋。“给你带了蛋糕。”他说，“抹茶味的。”我端出面。放在餐桌上。“洗手吃饭。”他愣了一下。看着桌上的两碗面。“你还没吃？”“等你。”他放下纸袋。去洗手。回来坐下。拿起筷子。“今天加班怎么样？”我问。“还行。”他低头吃面，“就是客户比较难缠。”“哪个客户？”“做医疗器械的。”“叫什么名字？”他抬头看我。“怎么了？”“随便问问。”“姓王。”他说，“你不认识。”“哦。”我继续吃面。番茄还是酸的。但这次酸得有些发苦。“蛋糕是在哪家店买的？”我问。“公司楼下新开的。”“味道怎么样？”“还没尝。”“那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抹茶味？”他筷子顿住。“你以前说过。”“什么时候？”“不记得了。”我放下筷子。看着他。“你今天真的在加班吗？”“当然。”“和谁一起？”“同事。”“哪个同事？”“好几个。”他皱眉，“你今天怎么了？”“没怎么。”我说，“只是想知道，我丈夫每天和谁在一起。”他放下筷子。碗里的面还剩一半。“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我慢慢地说，“瑞金医院的护士说，昨天中午陪安晓去看病的男人，穿着西装，三十多岁。”他的脸色变了。“你调查我？”“没有。”我说，“只是碰巧知道。”餐厅里安静得可怕。只有时钟滴答的声音。像倒计时。“她是实习生。”他终于开口，“胃疼得厉害，我不能不管。”“所以你就陪她去医院？”“对。”“然后呢？”“什么然后？”“看完病之后呢？”“送她回家。”“她家在哪？”“浦东。”“然后你就回公司了？”“对。”“几点到的公司？”“下午两点。”“从浦东到医院，再到公司，两点能到？”他沉默了。手指在桌面上敲击。一下。两下。三下。“你到底想听什么？”他问。“真相。”“真相就是。”他说，“我送她回家，在她家坐了会儿，喝了杯水，然后回公司。”“坐了多久？”“半小时。”“只是坐着？”“不然呢？”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我曾经深爱过的眼睛。现在里面满是防御。和谎言。“上周三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我说，“你从公司到虹桥机场，接谁？”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摩擦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你查我打车记录？”“没有。”我说，“只是看到了常用同行人。”“那是公司的客户！”“客户备注叫小安？后面还带着爱心？”“那是她自己改的！”“她为什么能改你的备注？”“因为……”他卡住了。因为什么？因为亲密。因为特别。因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朋友。”他终于说。“什么样的朋友？”“普通朋友。”“普通朋友会半夜去机场接？”“她飞机晚点，打不到车。”“公司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找你？”“因为……”他又卡住了。因为信任。因为依赖。因为某种超越同事的关系。“因为我人好。”他说。我笑了。第一次。在这场对话里笑了。“人好。”我重复这个词，“是啊，你人真好。”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愤怒。有愧疚。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也许是解脱。“我们离婚吧。”他说。很轻。但很清晰。像一把刀。精准地刺进心脏。我没有惊讶。甚至没有难过。只是觉得。终于来了。像等待已久的判决。终于下达了。“因为她？”我问。“不全是。”“那因为什么？”“累。”他说，“我累了。”“累什么？”“这种生活。”他指着餐桌，指着客厅，指着这个房子，“每天重复，每天算计，每天小心翼翼。”“算计什么？”“积分，落户，买房，生孩子。”他一口气说完，“每件事都要计划，每件事都要权衡，我受够了。”“所以你就找了别人？”“不是找。”他说，“是遇到。”“有区别吗？”“有。”他说，“和她在一起，我不需要想这些。”“那你想什么？”“什么都不想。”他说，“只是活着。”我点点头。明白了。我不是输给了一个人。是输给了一种状态。一种轻松。一种不用负责的轻松。“她多大了？”我问。“二十四。”“年轻真好。”“不是年龄的问题。”“那是什么？”“是……”他抓了抓头发，“是感觉。”“什么感觉？”“被需要的感觉。”他说，“在她面前，我是强大的，是被依赖的。在你面前，我永远不够好。”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曾经盛满爱意的眼睛。现在只剩下疲惫和怨怼。“所以是我的错？”我问。“不是。”他说，“是我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因为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怎样？”“假装。”他说，“假装我们还相爱，假装这个家还能维持，假装一切都会好起来。”“难道不会吗？”“不会。”他摇头，“从你把积分名额给陈安开始，我就知道不会了。”我愣住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他苦笑，“在你心里，陈安永远比我重要。”“那是帮忙。”“帮到把自己家的名额都让出去？”他提高声音，“你知道我为了落户努力了多久吗？你知道我每天加班到深夜是为了什么吗？就是为了早点攒够积分，早点在上海有个真正的家！”“可陈安的孩子要上学……”“他的孩子要上学，我的孩子呢？”他打断我，“我们结婚五年了，你说要等落户再要孩子，我等了。你说要等评上副教授再要孩子，我也等了。现在呢？名额没了，孩子呢？还要等多久？”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原来积怨已深。深到我毫无察觉。“对不起。”我说。“不用。”他说，“已经晚了。”“我们可以重新排队。”“排队要多久？一年？两年？我等不起了。”“那你想怎样？”“离婚。”他说，“放过彼此。”餐厅的灯突然闪烁了一下。像在呼应这个荒谬的夜晚。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万家灯火。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家。或完整。或破碎。“好。”我说。他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答应得这么干脆。“你……同意了？”“不然呢？”我回头看他，“哭着求你留下来？”他沉默。“财产怎么分？”我问。“你定。”“房子归我，存款平分。”“好。”“车呢？”“你要就给你。”“我不要。”“那就卖掉，钱平分。”“好。”对话变得像商业谈判。冷静。理智。没有感情。“什么时候办手续？”我问。“下周。”“需要通知父母吗？”“我来通知。”“好。”我走回餐桌。端起那碗已经凉透的面。倒进垃圾桶。面条和番茄混在一起。像一团乱麻。“今晚你睡书房。”我说。他点点头。走进书房。关上门。我站在餐厅里。看着那扇紧闭的门。突然觉得。这个家。真大。大得能装下两个人的沉默。却装不下一个秘密。第二天是周日。我醒得很晚。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金色的光带。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声音。很安静。他应该已经出门了。我起身。走到客厅。茶几上放着一张纸条。“我去公司了，晚上不回来吃饭。”字迹潦草。像在逃离。我把纸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然后去洗漱。镜子里的女人脸色苍白。眼下有淡淡的黑眼圈。像一夜没睡。其实我睡了。还做了梦。梦见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租住在浦东的老房子里。房间很小。但很温馨。他每天早起给我做早餐。煎蛋总是煎得太老。但我每次都吃完。说好吃。那时候我们没钱。但有很多爱。现在有钱了。爱却没了。也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我洗完脸。敷了张面膜。然后坐在沙发上发呆。手机震动。是陈安。“嫂子，积分的事真的谢谢你了，小宇今天去学校报到，特别开心。”后面附了一张照片。小男孩背着新书包。笑得眼睛弯成月牙。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打字。“不用谢。”“对了，嫂子，我听说积分政策收紧了，哥的落户是不是受影响？”“有点。”“那怎么办？要不我把名额还回来？”“不用。”“可是……”“真的不用。”我打字很快，“你们好好过日子。”“嫂子你真好。”我没再回复。放下手机。看着天花板。眼泪突然就流下来了。没有声音。只是静静地流。流过脸颊。流进头发里。冰凉。像昨晚的雨。哭完之后。我洗了把脸。换了衣服出门。没有目的地。只是走走。周日的街道很热闹。情侣手牵手。一家人推着婴儿车。老人牵着狗。每个人都活得那么真实。只有我。像个旁观者。看着别人的生活。却过不好自己的。我走到一家咖啡馆。推门进去。点了杯美式。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人来人往。窗内音乐轻柔。我拿出手机。打开通讯录。翻到“妈妈”。犹豫了很久。还是没有拨出去。说什么呢？说我要离婚了？因为我把积分名额给了陈安，丈夫出轨了？太荒唐了。荒唐到我自己都不信。咖啡端上来。很苦。但我一饮而尽。像在惩罚自己。惩罚自己的愚蠢。惩罚自己的自以为是。惩罚自己以为可以掌控一切。却连自己的婚姻都掌控不了。离开咖啡馆。我去了律师事务所。咨询离婚事宜。律师是个中年女人。戴着金丝眼镜。很干练。“财产分割有争议吗？”“没有。”“孩子呢？”“没有孩子。”“那很简单。”她说，“协议离婚，一个月冷静期，然后办手续。”“需要准备什么材料？”“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协议书。”“协议书怎么写？”“我可以帮你起草。”“多少钱？”“两千。”“好。”我付了定金。约好下周来签协议。走出律师事务所。阳光刺眼。我抬手遮住眼睛。突然想起五年前。我们领证的那天。也是这样的阳光。他牵着我的手。说会一辈子对我好。我信了。现在想来。一辈子太长了。长到足以改变一切。回到家时已经是下午。我打开电脑。开始写离婚协议书。一条条列得很清楚。财产。债务。房产。车子。像在清算一笔生意。写到“感情破裂原因”时。我停住了。怎么写？“因女方将积分落户名额赠与第三人，导致夫妻感情产生裂痕，男方出轨？”太可笑了。我删掉。重新写。“因性格不合，感情破裂。”标准答案。但也是谎言。写完协议。我打印出来。放在茶几上。等他回来签字。然后我走进卧室。开始收拾东西。衣服。鞋子。化妆品。书。五年积攒下来的物品。装满了三个大箱子。还有一半装不下。我坐在地板上。看着那些东西。突然觉得。婚姻就像这个房间。装满了回忆。却装不下未来。晚上八点。他回来了。看见客厅里的箱子。愣了一下。“你要搬走？”“暂时。”我说，“协议在茶几上，你看看。”他走过去。拿起协议。一页页翻看。看得很仔细。像在审阅合同。“财产分割我没意见。”他说。“那就签字。”“等等。”他放下协议，“我想和你谈谈。”“谈什么？”“谈……”他顿了顿，“谈我们。”“还有必要吗？”“有。”他说，“至少，让我把话说完。”我看着他。点点头。“好。”我们在沙发上坐下。中间隔着一个抱枕。像隔着一条河。“我和安晓。”他开口，“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我们……没有发生关系。”我笑了。“精神出轨？”“也不是。”他抓了抓头发，“就是……很复杂。”“你说，我听着。”“她是我带的实习生。”他说，“刚毕业，什么都不懂，总是犯错。我教她，帮她，就像当年你教我一样。”“所以你在她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不。”他摇头，“她和你完全不一样。你坚强，独立，什么都自己扛。她脆弱，依赖，需要人保护。”“所以你保护她？”“一开始是同情。”他说，“后来……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一种习惯。”他说，“习惯她每天给我带早餐，习惯她问我问题，习惯她看着我笑。”“然后呢？”“然后我发现，我在她面前很轻松。”他说，“不需要装强大，不需要装完美，可以脆弱，可以犯错。”“在我面前就不行？”“你太优秀了。”他说，“优秀到让我自卑。”我愣住了。从来没想过。我的优秀。会成为婚姻的毒药。“所以我应该平庸一点？”我问。“不是。”他说，“是我的问题。我配不上你。”“配不上。”我重复这个词，“所以你就找了个配得上的？”“不是找。”他说，“是恰好遇到。”“然后呢？打算娶她？”“没有。”他说，“我没想过离婚，直到昨晚。”“为什么昨晚决定离婚？”“因为……”他苦笑，“因为你说‘好’。”“什么意思？”“如果你哭，如果你闹，如果你挽留，我可能还会犹豫。”他说，“但你说‘好’，那么冷静，那么干脆，我就知道，你也不爱我了。”我沉默。他说得对。我也不爱他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从他第一次撒谎。也许是从他第一次晚归。也许是从我把积分名额给陈安，他沉默抽烟的那个晚上。爱是慢慢死去的。像温水煮青蛙。等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协议书你签了吧。”我说。“再等等。”“等什么？”“等我想清楚。”“还需要想什么？”“想……”他看着我的眼睛，“想我们这五年，到底算什么。”算什么？算爱情。算婚姻。算一段失败的关系。“算经历。”我说。“只是经历？”“不然呢？”他低下头。肩膀垮下来。像突然被抽走了力气。“我以为我们会一辈子。”“我也以为。”“可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是啊。”“对不起。”他说。“我也对不起。”我说。我们同时道歉。然后同时沉默。像在默哀。为死去的爱情。“积分的事。”他突然说，“我会自己想办法。”“怎么想？”“公司有特殊人才通道，我申请试试。”“能通过吗？”“不确定。”“如果通不过呢？”“那就等。”“等多久？”“等到能等为止。”我点点头。“那安晓呢？”“我会和她说清楚。”“怎么说？”“实话实说。”“她会接受吗？”“不知道。”他说，“但这是我要面对的事。”“就像我要面对离婚？”“对。”我们相视一笑。苦笑。但至少。不再有怨恨。“今晚我睡沙发。”他说。“不用。”我说，“我睡书房。”“为什么？”“因为我想一个人静静。”“好。”我起身。走进书房。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缓缓滑坐在地上。眼泪又流下来了。但这次。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释然。原来放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是需要一点勇气。和一点时间。第二天一早。我拖着箱子离开。他站在门口送我。“需要我送吗？”“不用。”“去哪？”“酒店。”“住多久？”“找到房子就搬。”“钱够吗？”“够。”“有事给我打电话。”“好。”我走进电梯。门缓缓关上。他的脸消失在缝隙里。像一场电影的落幕。我住进了公司附近的酒店。标准间。一天四百八。贵。但值得。至少安静。至少不用面对回忆。上班第一天。同事问我为什么眼睛肿了。我说熬夜写论文。他们信了。因为我一向勤奋。一向自律。一向是个好员工。好妻子。好女儿。现在。我要学习做个“好前妻”。不纠缠。不诋毁。不后悔。中午吃饭时。陈安打来电话。“嫂子，我听说你们……”消息传得真快。“听谁说的？”“我妈。”他说，“你妈和我妈打电话，说你搬出来了。”“嗯。”“为什么？”“感情破裂。”“因为积分的事？”“不全是。”“那是为什么？”“陈安。”我说，“这是我的私事。”他沉默了。过了一会。“对不起。”“不用道歉。”“如果不是我……”“没有如果。”我打断他，“是我自己的选择。”“嫂子……”“以后别叫我嫂子了。”我说，“叫我名字就好。”“好。”他声音很低，“那你保重。”“你也是。”挂断电话。我看着餐盘里的饭菜。突然没了胃口。原来离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是两家人的事。是朋友圈的事。是整个社会关系网的事。每个人都会问为什么。每个人都会猜测。每个人都会评价。而我要做的。是屏蔽所有声音。只听从自己的内心。下午开会。我提交了新的研究计划。《离婚女性的社会支持系统研究》。导师看了我一眼。“个人兴趣？”“学术兴趣。”“好。”他说，“需要访谈对象的话，我可以介绍。”“谢谢。”会议结束后。导师叫住我。“你最近状态不好。”“有点累。”“不只是累。”他说，“你眼睛里没光了。”我摸了摸自己的脸。“这么明显？”“对我而言明显。”他说，“我带你五年了，了解你。”“那我该怎么办？”“做你想做的事。”他说，“不用考虑别人。”“包括离婚？”“包括一切。”我点点头。“谢谢老师。”“不用谢。”他拍拍我的肩，“记住，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其他角色。”我走出教学楼。夕阳西下。天空被染成橙红色。很美。像某种预示。预示结束。也预示开始。回到酒店。我打开电脑。开始写论文。访谈提纲。研究方法。文献综述。一个个字打出来。像在重建自己的世界。晚上十点。手机响了。是他。“睡了吗？”“还没。”“在干嘛？”“写论文。”“还是那么拼。”“习惯了。”“酒店住得惯吗？”“还行。”“我找到房子了。”“这么快？”“公司附近，一室一厅。”“挺好的。”“你……什么时候找房子？”“这周末。”“需要我帮忙吗？”“不用。”“好。”沉默。“还有事吗？”我问。“没有。”“那我挂了。”“等等。”“嗯？”“协议书我签了。”我握紧手机。“什么时候？”“今天下午。”“然后呢？”“交给律师了。”“好。”“冷静期一个月。”“我知道。”“这一个月……”他顿了顿，“我们还能见面吗？”“有必要吗？”“我想……至少吃顿饭。”“以什么身份？”“朋友。”我笑了。“我们做不了朋友。”“为什么？”“因为爱过。”他沉默了。“你说得对。”“所以，就这样吧。”我说，“一个月后，民政局见。”“好。”挂断电话。我盯着手机屏幕。直到它自动熄灭。像某种象征。象征结束。象征黑暗。象征一切归零。那一夜我睡得很沉。没有梦。像死过一次。又活过来。接下来的日子。我过得规律而平静。上班。写论文。找房子。看房子。签合同。搬家。一切按部就班。像执行一个项目。只是这个项目。叫做“重建生活”。新房子在徐汇。老小区。但很安静。一室一厅。朝南。阳光很好。我买了几盆绿植。一盆龟背竹。一盆绿萝。一盆多肉。放在阳台。看着它们。就觉得生活还有希望。搬家那天。陈安来帮忙。“你怎么知道我住这？”我问。“你妈说的。”他擦着汗，“她说你一个人，让我来看看。”“我很好。”“看得出来。”他环顾房间，“布置得不错。”“谢谢。”“需要帮忙就说。”“好。”他帮我组装书架。我整理书。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温暖的光斑。“你们真的没可能了？”他突然问。“嗯。”“可惜。”“不可惜。”我说，“至少试过了。”“你后悔吗？”“后悔什么？”“把积分名额给我。”我放下手里的书。看着他。“不后悔。”“为什么？”“因为那是当时的我，能做的最好的决定。”我说，“现在的我，可能会做不同的决定。但我不怪当时的自己。”他点点头。“你总是这么理智。”“不然呢？”我笑了，“哭天抢地？”“那不像你。”“是啊。”书架装好了。我把书一本本放上去。文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现在。我要在自己的世界里。重新开始。陈安离开后。我坐在新家的地板上。看着满屋子的箱子。突然觉得。离婚就像搬家。把旧的东西打包。搬到新的地方。然后一件件拆开。决定哪些留下。哪些扔掉。哪些珍藏。哪些遗忘。这个过程很累。但也很治愈。因为每一次选择。都是在重新定义自己。晚上。我点了外卖。坐在阳台上吃。看着楼下的万家灯火。突然想起那个问题：“我们这五年，到底算什么？”现在我有答案了。算成长。算经历。算人生的一段路。走过了。就够了。不必遗憾。不必回头。一个月很快过去。冷静期结束的前一天。他发来消息。“明天上午九点，民政局。”“好。”“需要我接你吗？”“不用。”“那明天见。”“明天见。”那一夜我失眠了。不是难过。不是后悔。只是……感慨。感慨时间的力量。感慨人心的易变。感慨命运的无常。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新的生活。期待新的自己。第二天一早。我化了淡妆。穿上得体的裙子。像去参加一个仪式。一个结束的仪式。也是一个开始的仪式。民政局门口。他已经在等了。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像我们领证那天。“来了。”他说。“嗯。”“吃早餐了吗？”“吃了。”“我买了咖啡。”他递给我一杯，“美式，不加糖。”“谢谢。”我们走进大厅。取号。等待。周围都是情侣。有来结婚的。笑容甜蜜。有来离婚的。表情冷漠。我们属于后者。但又不太一样。我们很平静。像来完成一件工作。“到我们了。”他说。我们走进房间。工作人员例行公事地问：“考虑清楚了吗？”“清楚了。”“财产分割有争议吗？”“没有。”“孩子呢？”“没有。”“好，签字吧。”我们接过笔。在文件上签下名字。他的字迹依旧潦草。我的字迹依旧工整。像两个世界的人。终于分道扬镳。“这是离婚证。”工作人员递过来两个红本本。和结婚证一样的颜色。但意义完全相反。我们接过。走出房间。走出大厅。站在阳光下。“结束了。”他说。“嗯。”“以后……”“以后各自安好。”“好。”我们相视一笑。这次不是苦笑。是释然的笑。“我送你？”他问。“不用。”“那……再见。”“再见。”他转身离开。我站在原地。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突然想起一首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是的。作别。作别过去。作别他。作别那个为爱痴狂的自己。我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离婚证的照片。发到朋友圈。配文：“新生活，开始。”然后收起手机。拦了辆出租车。“去哪？”司机问。“复旦大学。”“好嘞。”车子发动。驶向我的未来。那个没有他。但充满可能的未来。回到学校。我直接去了图书馆。借了几本新书。然后去咖啡馆。点了一杯抹茶拿铁。坐在老位置。打开电脑。开始写新的论文。《离婚后的自我重塑：基于上海高知女性的个案研究》。这一次。研究对象。是我自己。写着写着。手机震动。是妈妈。“囡囡，你朋友圈……”“妈，我离婚了。”“为什么？”“感情破裂。”“是不是因为陈安？”“不全是。”“那是为什么？”“妈。”我轻声说，“让我自己处理，好吗？”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好。”妈妈说，“只要你开心。”“我会的。”“周末回家吃饭？”“好。”挂断电话。我继续写论文。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键盘上。照在手指上。温暖。明亮。像新生。晚上。我收到一条短信。陌生号码。“我是安晓，可以见一面吗？”我看着那条短信。想了想。回复：“时间？地点？”“明天下午三点，瑞金医院旁边的咖啡馆。”“好。”第二天下午。我准时赴约。安晓已经在了。坐在靠窗的位置。穿着白色的连衣裙。长发披肩。很清纯。像校园里的女生。“你好。”她站起来，有些紧张。“你好。”我坐下。点了杯美式。“找我什么事？”“我……”她咬着嘴唇，“我想道歉。”“道什么歉？”“为……为我和他的事。”“不用。”我说，“你们的事，与我无关了。”“可是……”“没有可是。”我看着她，“你们都是成年人，有权选择自己的感情。”她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我以为你会恨我。”“恨？”我笑了，“恨太累了，我不想浪费精力。”“你……真坚强。”“不是坚强。”我说，“是清醒。”“清醒？”“对。”我说，“清醒地知道，什么该抓住，什么该放手。”她低头。搅动着咖啡。“我和他分手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他配不上你，也配不上我。”我挑眉。“他这么说？”“嗯。”她点头，“他说，他需要时间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然后呢？”“然后我说，我可以等。”她苦笑，“但他说，不要等，不值得。”“所以你来找我？”“我想知道。”她抬起头，看着我，“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他这么……矛盾。”我喝了口咖啡。很苦。但回味甘甜。“我就是我。”我说，“一个普通的女人，会犯错，会后悔，会跌倒，但也会爬起来。”“他爱你。”“曾经。”“现在呢？”“现在……”我想了想，“现在他谁都不爱，只爱自己。”“为什么？”“因为爱自己，最简单。”她沉默。过了很久。“我懂了。”“懂什么？”“懂为什么他忘不了你。”她说，“因为你太清楚了，清楚到让他无处可藏。”“也许吧。”“我会离开上海。”她说，“回老家。”“为什么？”“这里不属于我。”她看着窗外，“就像他不属于我一样。”“祝你顺利。”“谢谢。”她站起来，“再见。”“再见。”她离开后。我坐在咖啡馆里。看着窗外的人流。突然觉得。每个人都在寻找。寻找爱。寻找归属。寻找自己。但往往。在寻找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就像他。就像我。就像安晓。但没关系。迷失了。就停下来。找找方向。然后继续走。总会走到该去的地方。晚上回家。我收到他的消息。“安晓找你了？”“嗯。”“她说什么？”“说你们分手了。”“嗯。”“然后呢？”“然后她说要离开上海。”“我知道。”“你什么感觉？”“没感觉。”“真没感觉？”“真没。”我放下手机。去洗澡。热水冲在身上的时候。突然想起我们刚结婚时。一起洗澡。互相擦背。他说我的背很美。像蝴蝶的翅膀。现在。蝴蝶飞走了。翅膀也折断了。但没关系。蝴蝶还会重生。洗完澡。我裹着浴巾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身体。三十岁的身体。不再年轻。但依旧紧致。依旧有活力。我抚摸着自己的脸。对自己说：“你会好的。”“你会幸福的。”“你会遇到更好的人。”“如果没有。”“那就一个人。”“也很好。”然后我笑了。发自内心地笑。离婚一个月后。生活彻底步入正轨。我升了副教授。论文发表了。新书出版了。一切都在变好。除了偶尔的孤独。但孤独不可怕。可怕的是。在人群中孤独。而现在。我享受一个人的时光。看书。喝茶。听音乐。旅行。做一切想做的事。不用考虑别人。不用迁就别人。自由。真好啊。一个周末。我去参加学术会议。在会场。遇到了一个男人。同行。也是教授。四十岁。离异。没有孩子。我们聊得很投机。从学术到生活。从理想到现实。会议结束后。他约我吃饭。我答应了。餐厅很安静。灯光柔和。“听说你刚离婚？”他问。“嗯。”“感觉怎么样？”“像重生。”“我懂。”他笑，“我也是。”我们相视一笑。有种默契。“以后常联系？”他问。“好。”分开时。他送我回家。在楼下。他说：“下次一起看电影？”“好。”他离开后。我站在楼下。看着夜空。星星很亮。像在眨眼。像在祝福。我拿出手机。给他发消息。“我遇到一个人。”很快回复。“什么样的人？”“很好的人。”“那就好。”“你呢？”“我还在找。”“慢慢找。”“嗯。”“保重。”“你也是。”我收起手机。上楼。开门。开灯。温暖的光洒满房间。我走到阳台。看着楼下的街道。车辆川流不息。行人来来往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起承转合。我的故事。第一章结束了。第二章。刚刚开始。而这一次。我会写得更好。因为我知道。生活不是童话。但也不是悲剧。它只是一段旅程。有风雨。也有阳光。有离别。也有相逢。重要的是。走下去。一直走下去。走到属于自己的终点。那里。一定有光。（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