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师的故事，说起来总夹杂几分复杂的滋味。上世纪的某些乡村，课桌腿瘸了，黑板粉碎了，人却始终没缺一位“老师”。在八十年代离开童年的那拨人里，谁没有见过那种土屋黑瓦里的民办教师？
廖根的名字，不在史书里。他1959年末那会出生。在江西赣中那个冷清的小村里，长成的小伙子，经历了十几年，遇上高考戛然而止。不能再读了，队里不需要“知识分子”，家里需要农人帮衬。这么说吧，他本来以为会在水田边一直老到白发。
谁能想到，命运转了个弯。当年
漆支书来找廖根的时候，他正背着竹筐喂鸭子——鸭子咯咯叫，廖根还没弄明白为啥来了个干部。生产队缺老师，乡中心校没够人手。选来选去，村里识字的就廖根。干脆就让他去代课。
他没怎么踌躇，也没反反复复。说是喜欢吧，不如说，那种讲台上的感觉，配上学生们新奇的目光，有点让人不想放手。廖根就这么穿上了灰色棉布衣，进了村小学。
刚进学校的时候，廖根分到了五年级。他的字很稳，作文也写得通透。带语文组的老师本来就不多。学校教导主任目光一擦，就这么拍板了。
当年乡村的课堂，没有花哨。板凳硬得不能再硬，课本薄得像广告纸，能拿粉笔写两个字就是好老师了。廖根对这些琐碎的事情没多计较。他早上天还没明就已经在门口等学生，晚上只要一个孩子有问题就陪着一起改作业。说耐心其实是笨吧——别人催着下班，他偏要再讲几句。
学生们喜欢他，倒也不光是他上课风趣。有一回，学校里出了意外。小明摔倒，腿破了个口子。廖根背着人一路送到镇医院，回来污泥沾满裤脚。事后小明家长拎了只老母鸡来，廖根死活不收。乡下的事，有时候就看这一点点信任。
校长对他很满意。每年的评比，廖根都在名单上。教导主任还曾就他的课例去县里做过交流。不过，那些表扬过去也没落啥好处。工资每月三十几元，年底分米分油，基本上只够糊口。他在意这种表扬吗？有一回，他自己也说不清。但他有时候会咕哝：“有饭吃不就挺好吗？”
问题还是出在家庭上了。八十年代，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正狠抓。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廖根和媳妇接连生了两个女儿。那时候的村里人，普遍还是想要“香火”，就算嘴上不说，心底里不少都盼着再添个儿子。
廖根应不应该冒着风险生第三胎？这是个棘手事，也有人劝他：别冒险！但他还是动了念头。实话说，他本不是那种执拗的人，可那股家族门楣的念想，不知是哪一晚钻进了心里。媳妇含糊答应，他装作没听懂，却又不阻拦。
第三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那会禁生育抓得紧，廖根不敢让人知道。就把孩子寄养在南昌表妹家，算作捡来的外甥。日子就这么一边煎熬，一边继续。村里老太太们的嘴，藏不住多少秘密。这点事，转了好几道弯，还是进了老师、村干部和计生办的耳朵。
有一天，校长叫他去办公室。廖根还以为要准备比赛教学的材料。校长倒茶递水，怪殷勤。气氛静得连秒针滴答都能听见。校长开始还绕弯子，后来直接了当：“廖老师，上面知道你家超生了个孩子，是男孩，对吗？”廖根愣住，说不上是懊丧还是惊惧。紧接着停职令就下来了：“回去吧，工作先暂停。”
他回了家，只能继续放鸭。队里人心照不宣，谁都没再问，也没人安慰。丢了工作的廖根，身边只剩一只鸭群陪着。他想过上诉，但家人劝，算了吧，小命要紧。
奇怪的是，十年八年过去了，村里人却渐渐把他忘了曾经是“放鸭县长”。只记得，“廖老师以前教过我们家娃”。逢着名号还是“老师”，这些没变。
九十年代初，民办教师有一阵合并或者转正。凡是合格的、有文凭的，有机会考编。有的还借着关系留在教书岗位。廖根因为“超生”，资格被一票否决。
计划生育那阵风卷得乡村天翻地覆。有人家因一胎重罚，有人偷偷“
借腹”。曾有数据显示，江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民办教师，因生育问题被辞退约三分之一。全国上下类似的线索，也不难查到。
有趣的是，廖根倒没咋在亲戚面前抱怨自己倒霉。只见得他在后来写起了祭文。村里死了老人，总要找廖老师念追悼。他花几个小时，写得长长的纸卷，嘴里发抖，却念得有声有色。说得轻松，一段人生走过来，身份已经悄悄变了。
有人说，这就是命吧。也有人讲，村干部其实比他还不舒服。计生、教育两头都不讨好。但不管怎么说，廖根原本只是想要一个儿子。这一切却掀翻了他安稳的生活轨道。
或许民办教师那代人命运注定就多变。他们原本是为了孩子才站上讲台。结果被时代卷住，又被时代抛下。谁能说，这种牺牲理应得到回报？
其实事情也没那么绝对。廖根如果不“超生”，可能就安安稳稳教到退休。可又说不定，别的缘由会把他拉下台。
但也有悖论。因为他放弃了教师这条路，却换得了儿子有一个名字。要不是这件事，儿子恐怕只是远房亲戚。又或者，假如计划生育放得再宽点，他是不是还有可能“戴罪立功”再回讲台？让人说不清楚。
民办教师和“计划生育”交缠在一起，像一口井，往下望黑不隆咚。再回头看那些年乡村教育，廖根其实给学生种下了希望，也让自家负了担子。有人同情，有人说他不值。
可从现实出发，计划生育、教师缺编、家族观念，全裹进这条小小的人生轨道，你说让他选简单吗？从哪头拆都拆不通。
他现在还在村里。有天靠在祠堂门口念着自写的悼词，窗外小孩喊着“廖老师”。听得出来，他挺乐意。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还是还在教人。
有的人，如他，得了孩子，失了职业。村里却还记得，他那会儿认真教书、写字很美。老廖笑着，偶尔摇摇头，不说话的时候，倒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世上偏就有这样的事，得与失颠倒着，也没一句道理好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