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城镇化发展也将转向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并重。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成为城镇化的最重要任务。



那么近年来，我国的户籍城镇化率进程是怎么样的呢?各地区的户籍城镇化又存在哪些差异?《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通过对近年来各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走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比较，力图呈现出各地城镇化进程的一些差异特点和发展潜力所在。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缓慢



近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下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9.9%，两者之间存在着16.2个百分点的差距。



不仅如此，与2010年数据相比，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尽管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如火如荼，但真正反映城镇化质量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升的幅度仍小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根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居住城镇的人口接近6.66亿人，城镇化率达到49.68%，全国已有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到，这一数据达到了56.1%，5年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6.42个百分点。



在户籍城镇化率方面，根据《报告》，2010年这一数据是34.17%，到，这一数据达到了39.9%，5年间提升了5.73个百分点，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幅度低了0.7个百分点。



报告分析，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不快，一方面是由于跨省、跨地区转移人口尚未出台统一的政策安排，外来人口特别是跨省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缓慢。一些人口流入较多、农民工落户意愿较强的地区还没有制定具体的户籍改革方案;一些地方对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方面重视不够;一些地方制定具体落户条件时对本地人宽、对外来人口严。部分地区虽然降低了落户和外来人口享有公共服务的门槛，但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仍然存在& 玻璃门&的现象。另一方面，农村相关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农民对进城落户担忧仍然存在，落户的积极性不高。



《报告》指出，新型城镇化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理顺人、地、钱之间的关系。目前涉及人的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相对较快，但涉及地和钱的改革进展相对滞后。人口转移与土地、资金要素保障不匹配，导致地方缺乏动力承担市民化成本，城镇化合理用地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户籍人口城镇化需要钱，相应的教育、医疗、养老以及保障房等所有的公共产品供给都要投入很多。地方政府在缺钱的情况下，对城市建设更为热衷，而对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积极性不高。& 户口不是问题，户口后面的各种公共服务的供给，才是最大的问题。&



另一方面，无论是四大一线城市还是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都设置了较高的落户门槛。评论指出，这些门槛将庞大进城人口中的& 合格&部分切割走，筛掉了& 户籍城镇化&的主要对象。户籍城镇化的主要实现区间被压缩到了三四线城市和城乡结合部。



但是，与此相反，就业和多样化发展机会最多的地区，恰恰是户籍人口控制最严的地区，这些一二线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而放开户口准入、能最大程度消化& 户籍城镇化率&任务的地方，却是机会稀薄、吸引力弱化的地带，这些地方自身的城镇户籍人口还在外流，即便放开落户，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这也正是户籍城镇化提高缓慢的最大原因所在。



各省户籍人口城镇率：上海居首、贵州最低



具体到各省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存在较大差异。



关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新计算方法，有关部门还在深入研究。但近期来自贵州省统计局的一篇《对当前贵州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对比分析》，根据学术界常用方法，暂用户籍非农业人口代表户籍城镇人口，用非农业人口比重代表户籍城镇化率，披露了全国各省户籍人口的比率数据。



根据贵州省统计局发布的这篇文章显示，2014年，有16个省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上海达到了90.32%，而最低的贵州只有16.4%，两者之间相差约76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