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中西部地区的人口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东部地区的京津地区。然而，自2011年以来，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已部分返回中西部地区，人口主要转移到了第一线城市和一些二线区域中心城市。

与国际经验相反，中国处于人口迁移的第二阶段。

1985-1995年：主要移居珠江三角洲，上海，江苏和北京

1985年至1990年，最大的省际净移民是广东，达到100.7万人。净移民人口超过100,000的其他省（市，区）有5个省：北京（540,000），上海（530,000），辽宁（250,000），天津（170,000），江苏（170,000）。

广东，北京和上海的跨省净移民总数占67.4％。

在城市一级，一线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的总体人口集聚速度放慢了，分化明显，但趋势没有改变。

人口迁移前景

中国正处于人口迁移的第二阶段。在未来的中国人口迁移格局中，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人口将继续聚集，城市和地区之间的人口集聚将大相径庭。

在东部地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天津等大城市可能会继续出现大量净移民。其他城市，特别是移民人口众多的中小城市，可能会减慢甚至停滞人口增长。

在中西部地区，重庆，郑州，武汉，成都，石家庄和长沙等区域中心城市的人口将迅速增长。

中国的城市化仍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城乡和地区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农村人口将继续大量进入城市；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很多，发展前景广阔，文化容忍度，教育和医疗服务及其他公共服务丰富的资源，吸引了农村居民和中小城市居民；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附近城市化的推进，东部地区的部分农民工可能会继续返回。首选是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由于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房价不是由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的，而是由经济的整体财富，贫富分化程度决定的。 ，富人的移民以及住房供应能力。因此，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房价与收入之比很难衡量其承受能力。同样，三线和四线城市的住房价格相对较低，但是当人口增长停滞甚至消失时，它们将面临长期的去库存压力。

除了人口迁移，货币供应过剩和城市经济活力等因素外，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房价还与居住用地的供应有关。当前的供应不足，房地产越来越多的货币和金融。在土地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和使用控制，使土地出让金最大化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土地融资为城市化融资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也推高了房价。如果不进行改革，城市化和高房价将变形，扩大收入差距，并绑架政策。

大城市与人口控制无关，而与改善城市规划和公共交通有关。我们可以从经合组织的城市功能区角度学习，并超越行政界限来解决现有问题。优化人口年龄结构，放弃总体人口控制目标，维持相对开放的人口迁移政策，并吸引该地区以外的年轻人，特别是高素质的年轻人。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促进工作和住房的平衡，严格控制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促进新城市中新人口的聚集，并积极在新城市中部署相应的产业，包括将中心城市的某些功能和质量转移到新城市，尤其是新城市的关键公共服务资源上。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大力增加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密度，促进轨道交通系统的多元化发展，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现行径向轨道交通系统转变为圆形的“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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