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性文化”这个秩序当然可怕得很，因为任何个人的不轨都会被当成对全社会的破坏；但更可怕的是，谁真想破坏这个秩序也绝对办不到。毛泽东曾主张院校的裸体艺术课还要上，但这个“最高指示”却一直无人执行。江青到“文革”后期突然主张女性穿裙子并亲自设计，结果不但“和寡”而且“命短”。周恩来也一直提倡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而且从1974年3月一直讲到临终，这就连当今的西方政治领袖也不大可能做到，但是又何用之有？
那么，小人物就能“造起反”来吗？1968年某地有性病大流行，1970年北方出现青少年的性关系团伙（俗称“勾子”、“圈子”），1972年“手抄本”的性文学已经广泛流传，笔者亲自参与过某中等城市的行动，一次就抓了数十个“小姐”与“男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是“文革”的秩序实际上是拿95％以上的“革命群众”开刀，因此它其实也管不住那“一小撮”。不过反过来也一样，那5％闹得再凶，“革命群众”照样浑然不知，只会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无论笔者怎么描述，“文革”中的性荒谬可能都是“天书”。那我们就来看看统计数字。
“文化大革命”使得男性的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推迟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性，平均是在23.1岁的时候第一次性交的；可是到了“文革”初期，首次性交的平均年龄被推迟到24.4岁，推迟了1岁多，而且一直保持到“文革”后期。
“文化大革命”居然使得男性的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也推迟了。人人都知道，男性的自慰是一个非常隐私的活动，别人很难发现，更难以约束。同时，它又是一个高度精神化的活动，需要性幻想来刺激与辅助。可是在“文革”中，居然把半大小子们的自慰都给管住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性，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是18.1岁；“文革”中则推迟到平均18.9岁；可是1989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男性却提前到17.2岁。
为什么要搞“无性文化”？
搞“无性变化”原因在于彼时性与革命的理念相冲突：
革命者必须“一心一意干革命”，性却老让他（她）关心别的。
革命者必须“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性却妄图在人的生活中塞进别的什么愉悦。
革命者必须永远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性却总是耗费战士们的精力。
革命者必须最听话，性却常常给人带来想象的翅膀。
革命者必须最守纪律，性却老是鼓动人去犯忌。
革命者必须立场坚定，性却使他意志薄弱。
革命者必须“把一切献给党”，性却使他保留了一块心中的“自留地”。
总而言之，革命与性行为都是人类最富于激情的活动，因此，它们两个要么联手作战，使政治革命与性革命相辅相成，要么只能分庭抗礼，斗得你死我活。
性一旦被作为政治上的敌人，性文化就会变成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把性贬低到最无价值、最不应该知道的地步，似乎世间根本没有性这一回事；但另一方面，又从来也没有把性真的看成小事，反而认为它最危险、最强大。于是只有一个办法：把性的一切构件，从本来最不沾边的男女社会交往，直到其实最难管束的夫妻性生活，统统改造成螺丝钉，紧紧拧在自己这架超级机器上。然后，它就会以超过初始推动力百倍千倍的惯性，一往无前地狂奔。
从根本上来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性文化的发展变化，既不是生物力量在推动，也不是思想观念与道德取向在起作用，而是两种力量在形塑之：一个是统治阶级从道德楷模化来获得政治合法性，另外一个就是性与革命相互“争夺激情”。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性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可以被称为经历了一场性革命。判断性革命主要依据两个标志：一是这种变化是渐进的还是突然的急剧的变化；二是这种变化是发生在少数先锋人物还是普通的大众中。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创立唯物史观，清算了以往的主流哲学思想，实现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又运用唯物史观，发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剩余价值，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给人们了解社会全部结构和历史全过程一把金钥匙，实现了经济学上的伟大革命；在此基础上，革命导师对社会革命作了科学的构想，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的主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把革命简单等同于政治革命或者是阶级斗争，甚至就是暴力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没有把“革命”简单化、固定化，更不容许将“革命”妖魔化。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川流不息的
源泉，是社会日新月异的动因。革命理所当然是包括生产力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科技革命、军事革命乃至人的革命等诸多要素构成的有机体。由于生产力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永不满足的发展势头，因而否认或放弃革命、把任何一种社会关系或社会制度永恒化的企图，都是违背历史发展辩证法的，注定要落空。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所以最彻底、最坚决，正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不仅要消灭剥削阶级和私有制，而且要消灭阶级包括无产阶级本身。
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升华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伟大的实践激活了红色基因，造就了生生不息的革命文化。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上海石库门出发，用伟大的建党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引领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在火热的社会主义改
造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用伟大的“穷棒子”精神、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洪)救灾精神，引领和支撑中国人民“富起来”。这些精神是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丰富着革命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些人认为“革命结束了”，一些人提出“告别革命”，还有极少部分别有用心者趁机诅咒革命、否认革命。邓小平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今天，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总书记对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定位，向世界明确宣示了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在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构筑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谱写了中国文化实践的时代篇章。
新时代文化建构的关键环节
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的文化创造和文化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革命文化接受了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和精神引领作用，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实践基础和文化基础。马克思曾指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而革命阶级存在的前提则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因此，解放生产力，调整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阶级的相应社会关系就成为任何革命意识形态的绝对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和中国，任何“毕其功于
一役”的想法都有悖于共产党人的初心。当然，革命的文化理应而且必须与时代同进步、共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引起整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深刻革命，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过去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一样，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必须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必须拿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和斗争精神，将这场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是难以持久的。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新作为。新气象、新作为呼唤革命文化在革故鼎新中的积极作为。这不仅仅是文化继承，更是一种文化创新、一种文化建构。我们惟有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才能无愧这个伟大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