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周秦崛起中的部落迁徙与人口汇聚
陕西的人口历史，始于周人与秦人逐水而居的历程。《诗经·公刘》记载，商代晚期，周人首领公刘率领部落，背负干粮、手持弓箭，从豳地（今陕西彬州一带）启程，沿着漆水、沮水前行，最终在“豳居”（今旬邑、长武）定居，“乃埸乃疆，乃积乃仓”，由此开启了周人的农耕文明。到了古公亶父时期，为躲避戎狄侵扰，周人再度迁徙。《诗经·绵》描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 他们沿着渭水西岸，来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在此建立了周王朝的雏形。
秦人的迁徙更具传奇色彩。《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之先祖是颛顼后裔，因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西垂”（今甘肃礼县一带）。西周时期，秦人世世代代为周王室养马。直至秦襄公时，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始国”于秦（今陕西陇县一带）。此后，秦人不断向东发展，先后将都城迁至汧邑（今陇县）、平阳（今宝鸡陈仓）、雍城（今凤翔），最终在秦孝公时定都咸阳，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定都咸阳后，为增强实力，秦国推行“徕民政策”。《商君书·徕民》提到“徕三晋之民”（韩、赵、魏），吸引了数十万人口流入，开垦荒地，为统一大业奠定基础。
秦汉：帝国核心的人口聚散秦朝统一后，秦始皇“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约60万人流入咸阳及周边地区。秦末战乱，“关中饥馑，人相食”（《史记·项羽本纪》），人口流失严重，汉初关中人口“不过什三”（《汉书·地理志》）。西汉建立后，刘邦迁徙齐、楚大族（昭、屈、景、怀、田氏）10万口进入关中（《汉书·高帝纪》），汉武帝“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书·武帝纪》），数万人流入茂陵邑（今兴平）。西汉末年王莽之乱，“城郭皆空，白骨蔽野”（《后汉书·冯异传》），人口再次大量流失。秦汉时期，关中人口的聚散与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流入的是财富与精英，流出的是战乱与苦难。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后的人口大逃亡董卓专权时，强迫汉献帝迁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三国志·董卓传》）。随后郭汜、李傕混战，“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掳掠，人民饥困，二年间相食略尽”（《三国志·董卓传》）。约百万人口流出，流向益州（今四川、重庆）、荆州（今湖北、湖南）。《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关中从帝国核心沦为战乱之地，人口流出标志着其地位的衰落。
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人口更迭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争夺关中地区。前赵刘曜定都长安，“徙氐、羌二十余万口于长安”（《晋书·刘曜载记》）；后秦姚兴“徙河西豪右万余户于长安”（《晋书·姚兴载记》）；西魏宇文泰“平侯莫陈悦，徙其部落于关中”（《周书·文帝纪》）。鲜卑、氐等族人口流入，使关中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形成新的面貌。虽战乱频繁，但人口流入维持了关中的政治地位，使其成为北朝的核心区域。
隋唐：长安的人口高峰与战乱流失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徙并州军民万户于长安”（《隋书·高祖纪》）。隋炀帝时，长安“户八十万，口四百万”（《隋书·地理志》），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唐朝初年，唐太宗“徙山东豪杰及奴婢十万口于关中”（《旧唐书·太宗纪》）。安史之乱爆发后，“长安城中，户口殆尽，百曹荒废”（《旧唐书·郭子仪传》），约200万人流向江南（今江苏、浙江）、剑南（今四川）。《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衣冠南走”，长安的人口高峰一去不复返。隋唐时期，长安人口的变化见证了王朝的兴衰，人口流出标志着经济重心的南移。
五代十国：战乱中的人口迁徙五代时期，关中成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争夺的地区，战乱频繁。后梁朱温定都开封，关中部分人口流出；后唐李存勖定都洛阳，关中人口继续外流；后晋石敬
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关中成为边防前沿，人口流失严重。《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记载“关中饥馑，民多流亡”，估计数十万人口流向河南、山西等地。关中人口持续减少，政治地位逐渐下降。
宋朝时，关中是西北边防要地，抵御西夏入侵。《宋史·地理志》记载，元丰年间（1078 - 1085）陕西路“户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六百七十三，口五百五十八万四千六百一十一”。北宋末年，金兵南侵，“陕西士民扶老携幼渡河南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约百万人口流出，流向河南、四川。元朝建立后，陕西成为行省治所，蒙古、色目人（西域、中亚）迁入。《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陕西行省“户八十一万八千九百八十九，口三百三十九万八千七百八十三”，人口逐渐恢复。
明清：移民与战乱的人口变迁明朝初年，朱元璋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民众到陕西。《洪洞大槐树移民志》记载约50万人口流入，落户区域为关中、陕北平原，开垦荒地，恢复经济。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爆发，“陕西大饥，民相食”（《明史·李自成传》），约百万人口流向河南、湖北。清朝初年， 康熙推行“摊丁入亩”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陕西人口逐渐得以恢复。据《清实录·康熙朝实录》记载，康熙末年“户二百余万，口千万以上”；至乾隆末年，人口达到“户三百余万，口一千五百万”（《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清朝末年，陕甘回民起义（1862 - 1873）致使“死亡人口约三百万”（《陕甘总督左宗棠奏稿》），约百万人口流向甘肃、新疆。
近代以来：军阀混战与抗战引发的人口流动民国时期（1912 - 1949），军阀混战不断，陕西人口从1000万减至800万，约200万人口流出，流向河南、山西、四川等地。抗日战争时期（1937 - 1945），陕西作为大后方，约100万人口流入，这些人口来自河南、山西、山东，落脚区域为西安、宝鸡、汉中，促进了当地工业发展。
新中国：三线建设与改革开放带来的人口变化1950 - 1970年，三线建设时期，陕西成为重点地区，约200万人口流入，他们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四川，落脚区域为西安、咸阳、宝鸡的三线企业（如西飞、宝鸡石油机械厂），推动了工业现代化进程。
1980 - 2000年，改革开放后，约100万人口流出，流向广东、浙江、江苏，从事制造业、服务业。
2000年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约200万人口流入，来自河南、山西、四川、甘肃，落脚区域为西安、咸阳、宝鸡，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据《2024年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记载，2024年陕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620万人，其中外出务工480万人，主要前往珠三角（广州、深圳）、长三角（上海、杭州）及京津冀（北京、天津）等地。
人口的流动是历史潮流的必然趋势。从先秦到现代，陕西的人口迁徙从未停歇：先秦时期的部落融合、秦汉时期的帝国聚散、隋唐时期的繁华衰落、近代的战乱导致的人口流动，每一次迁徙都推动了文明的融合。
引用资料
《诗经·大雅·公刘》
《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秦本纪》
《商君书·徕民》
《汉书·高帝纪》
《汉书·武帝纪》
《汉书·地理志》
《三国志·董卓传》
《后汉书·刘焉传》
《晋书·刘曜载记》
《晋书·姚兴载记》
《周书·文帝纪》
《隋书·高祖纪》
《隋书·地理志》
《旧唐
书·太宗纪》
《旧唐书·郭子仪传》
《新唐书·食货志》
《宋史·地理志》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元史·地理志》
《明史·食货志》
《洪洞大槐树移民志》
《明史·李自成传》
《清实录·康熙朝实录》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陕甘总督左宗棠奏稿》
《中国人口史·民国卷》
《陕西省志·人口志》
《中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
《中国人口普查资料》（20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