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郊农民市民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市民化的标志性变化是户籍身份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然而，事实上，大量郊区农民并不期待市民化，甚至对户籍“农转非”的地位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城郊农民失去土地后，对农业户籍身份表现出强烈的依恋，阻碍了其市民化进程。因此，有必要探究城郊农民户籍依恋背后的原因，以促进城郊农民从农民向新市民的转变。

&农民土地依附与安全伦理

&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生活和生活的一部分，是农民世代生存和繁衍的基础。因为它与农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土地往往承载着农民生活的希望和精神寄托，从而产生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亿万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各行各业。他们被分为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土地的依恋也逐渐减弱。虽然土地不是他们谋生的唯一途径，但大多数农民并不愿意离开土地。他们不想因为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收入的增加而放弃土地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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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70年代，学术界在农民经济行为研究中提出了“道德经济”和“理性小农”的观点。以波普金为代表的“理性小农户”的观点，农民的行为逻辑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以斯科特为代表的“道德经济”理论认为，农民的行为选择遵循“安全第一”和“生存伦理”的原则。农民往往把生存安全放在行为选择的首位。因此，在选择提高收入、规避风险时，他们会优先规避风险。因此，农民安全伦理应运而生。如果触犯了农民生存安全的底线，就会被农民视为不道德、不公平，从而引发农民的反抗。

&许多研究者认为，当前土地依附的中国农民拒绝放弃土地所有权源于“生存伦理”，以满足安全，而不是经济理性最大化的利益。农民对失去土地的抵抗来自于缺乏安全感。在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农民不能享受公民的待遇和保障，土地成为农民自我保护的重要基础。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土地只能提供最低水平的生活需要，但土地具有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功能，是农民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农民不愿失去土地，主要是因为对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就会失去基本的生命安全，他们的生存安全将面临重大威胁。

&城郊农民生存风险与“户籍依恋”

&征地拆迁后，城郊农民的生活保障主要来自征地拆迁补偿和集体经济保障。许多村集体在征地后保留部分土地发展集体经济，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解决失地农民安全问题的好办法。集体经济承担着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责任，有效弥补了政府供给不足，使郊区农民享受到住房、养老、教育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支持，在村级就业等方面，集体经济的安全保障也为郊区农民提供了生存和心理保障。

&取得集体安全的前提是城郊农民有村集体成员，证明其身份的基础是具有农业户籍身份。如果失去了农业户籍，即使能够证明自己的村庄身份，也会因为没有农业户籍而降低村庄集体福利水平，失去土地保障后，郊区农民的生命安全脆弱程度较高。集体安全成为取代土地安全的最后手段，使城郊农民获得生命安全感。在无法保留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保留农用地户籍成为城郊农民安全伦理的最终要求。

&大多数郊区农民不愿“农转非”的主要原因

&从目前来看，郊区农民选择“农业非农业化”的首要考虑是福利政策因素，这是寻求生命安全的首要伦理要求。“农转非”后，大多数郊区农民对获得城市福利保障缺乏信心，而以“农保”为基础的农村集体保障给农民带来了更大的生活保障感，这是大多数郊区农民不愿“农转非”的主要原因。

&此外，农业户籍的身份也能给郊区农民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这通常与郊区农民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和村组集体资产管理有关，是农业户籍特有的利益关联。在许多集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集体分红已经成为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同时，集体分配的住房不仅满足了郊区农民的居住需求，而且带来了租金收入。与城市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人迹罕至相比，郊区农民获得的集体住房既能保证一代又一代人安居乐业，又能获得租赁收入，对郊区农民的生存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心城区的扩大，郊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然而，大多数郊区农民并不向往中心城区更高的生活质量，很少从招生、就业、发展空间等方面考虑“农转非”可能带来的好处，这进一步说明，大多数郊区农民最关心的是生存而不是发展。可见，农民市民化意愿与他们的生命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他们可能面临生存风险，但又没有外部支持和内部抵御风险的能力，这直接影响到农民市民化意愿的选择。维护农业户籍的身份是郊区农民追求生命安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