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起的时候，我正在核对这个月项目的报销单据。

一条新信息弹了出来，来自“沪籍事务办理进度查询”的官方号码。

内容很简短：“尊敬的申请人，您提交的‘上海市居住证积分’申请材料已受理，进入审核流程。审核周期约为20个工作日，请耐心等待。”

发送时间，五分钟前。

我放下手里的单据，拿起手机，指尖悬在屏幕上方，停顿了几秒。然后，我点开了微信，找到那个置顶的、备注是“周维”的对话框。聊天记录停留在昨天下午，他问我晚上想吃什么，我回了一个“随便”。

我打字：“积分申请提交了，刚收到受理短信。”

发送。

几乎是立刻，对话框顶端显示“对方正在输入…”，持续了十几秒，又停了。过了大概半分钟，他的回复跳出来：“好。辛苦了。”

三个字，一个句号。

我关掉屏幕，把手机反扣在桌面上。窗外的天色有些沉，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发出均匀的嗡嗡声。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显示，下午三点四十七分。

距离我发现那个“常用同行人”的App记录，已经过去整整两天。

那天也是这样的阴天，傍晚时分，雨要下不下的样子。我因为一个临时的会议耽搁，错过了平常坐的那班地铁。站台上人不多，空气里是地铁特有的、混合了尘土和机油的味道。我靠在冰凉的柱子上，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清理后台不常用的程序。

手指滑过屏幕，点进了某个地图导航App的使用记录。

“常用地点”、“常走路线”、“常用同行人”。

我的目光在最后一个分类上停住了。

排在首位的，当然是周维。后面跟着一串数字，是我们共同通勤、周末出行累积的里程和时间。这很正常。

我的手指向下滑动。

第二个名字跳进眼里。

“安霖”。

备注是“小安”。

同行次数：37次。

最近一次，是上周四晚上九点十七分，从“金茂大厦”到“浦东世纪公园附近某小区”，里程11.2公里，用时约28分钟。那天晚上，周维跟我说，公司项目组复盘，会晚点回来。

我的指尖有点凉。

我又往上翻了几次记录。时间分布没有规律，有时是工作日的深夜，有时是周末的下午。起点偶尔是周维的公司，偶尔是别的商务楼宇；终点则高度统一，总是那个“浦东世纪公园附近某小区”。

里程数都不算太远，十几二十公里。

但次数，37次。

地铁进站的轰鸣由远及近，带起的风扑在脸上。我收起手机，随着人流走进车厢。车厢里灯光很亮，映着玻璃窗上模糊的人影。我找了个角落站着，手拉着吊环，身体随着列车轻微晃动。

脑子里很空，又好像塞满了东西。

安霖。

这个名字，我有印象。大概半年前，周维似乎提过一两次，说是他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挺努力的一个小伙子，上海本地人，家里好像有点关系。周维当时是这么说的：“现在的小孩也不容易，看着光鲜，压力也大。”

仅此而已。

我没有追问。我们之间，很久没有那种事无巨细分享同事、朋友琐事的习惯了。婚姻进入第七年，很多话题会自动沉淀，不再浮上日常对话的表面。工作、房贷、两边老人的身体、什么时候要孩子……这些才是优先级更高、更需要“沟通”的内容。

至于他公司里新来了哪个实习生，实习生是男是女，家住哪里——这种信息，像水流过沙地，留下一点湿痕，很快就干了。

如果不是今天无意中看到这个“常用同行人”的记录。

如果不是那个刺眼的“37次”。

还有那个备注，“小安”。

周维给我的微信备注，是全名“林初夏”。我给他的，也是“周维”。我们都没有给对方起昵称的习惯。恋爱时好像有过，但结婚后，不知怎么就改回了本名。他说这样找起来方便，不会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昵称里迷路。我觉得有道理。

“小安”。

这个称呼本身，没什么。年长些的同事叫年轻的实习生“小张”、“小王”、“小李”，再正常不过。

可配上37次深夜或闲暇时段的“同行”，配上那个固定的小区地址。

配上我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却瞬间绷紧的直觉。

地铁到站，我随着人流走出车厢。刷卡出闸机，走上通往小区的那条熟悉的路。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晕染开一小片暖色。我走得很慢，比平时慢。

我在想，我该怎么开口。

直接问：“你那个实习生安霖，是男的还是女的？”

或者，更直接一点：“我看了你导航App的同行人记录，你和那个‘小安’一起走了37次，上周四晚上九点多还送她回家，怎么回事？”

“她”。

我心里已经用了这个代词。

尽管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安霖是女性。周维当初提到时用的是“小伙子”。但那个“小安”的备注，那种直觉性的、细微的不安，让我本能地做出了判断。

如果是男性同事，需要周维在非工作时间，频繁地“同行”送回家吗？

37次。

这个数字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指尖，不碰不觉得，一碰就传来清晰的痛感。

我走到楼下，抬头看了看。我们住十楼，客厅的窗户暗着，卧室的窗户亮着灯。周维已经回来了。

我按了电梯。

电梯镜面映出我的脸，没什么表情，只是眼底有些疲惫。我今天穿了一套藏青色的通勤西装裙，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低髻，一丝不乱。这是我惯常的样子，理性，整洁，有距离感。

电梯上行，数字跳动。

我在心里快速过了一遍可能的情况。

也许是我多心了。也许安霖真的是男性，只是性格内向，或者住在不太安全的地段，周维作为带他的前辈，多照顾一些。也许那些同行记录，有一部分是巧合，比如同时从公司出发，App自动记录成了同行。

也许。

“叮”的一声，电梯到了。

我走出电梯，站在家门口，从包里掏出钥匙。金属钥匙插入锁孔，转动，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门开了。

客厅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暖黄的光晕铺在浅灰色的地毯上。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低，在放一部我没什么印象的美剧。周维坐在沙发上，背对着门，手里拿着平板电脑，似乎在处理邮件。

他听到开门声，回过头。

“回来了？”他说，语气平常，“今天有点晚。”

“嗯，临时有点事。”我弯腰换鞋，把高跟鞋放进鞋柜，换上柔软的居家拖鞋。

我走到沙发边，放下包。

“你吃过了吗？”我问。

“还没，等你一起。”他放下平板，揉了揉眉心，“有点累，不太想动。叫外卖？”

“好。”我在沙发另一端坐下，和他隔着一个人的距离。

空气安静下来，只有电视里低低的英语对白声。我们都没说话。这种沉默在我们之间并不罕见，有时是疲惫后的休憩，有时是无话可说的空白。

今天，这沉默让我觉得有些稀薄，仿佛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我拿起手机，假装随意地翻看。

“对了，”我抬起头，看向他，“你之前是不是提过，你们公司新来个实习生，叫安霖？”

周维正在用手机翻外卖软件，闻言手指顿了一下，抬眼看向我。

“安霖？怎么突然问起他？”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眼神里掠过一丝很轻微的疑惑，或许还有一点别的什么，太快了，我没抓住。

“没什么，今天听我们部门一个同事偶然提到，好像是她家什么亲戚的孩子，也在你们那行。就想起你好像说过这个名字。”我语气平淡，像是在聊一件最无关紧要的闲事。

“哦。”周维点了点头，重新把目光放回手机屏幕，“是有这么个人。来半年了吧。挺机灵的一个小孩。”

“男孩女孩？”我问，拿起茶几上的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

“女孩。”周维说，手指在屏幕上滑动，“怎么？”

“没什么，随便问问。我那同事说是她侄子，我还以为是个男孩，可能记岔了。”我放下水杯，玻璃杯底碰到木质茶几面，发出一声轻响。

女孩。

我的猜测被证实了。

心里那块原本只是隐约不安的石头，咚的一声，落了地，砸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坑。

“她工作怎么样？能留下来吗？”我继续问，声音听不出什么异样。

“还行吧。上手挺快，人也勤快。”周维似乎找到了想吃的，把手机递过来，“看看这家？新开的潮汕牛肉火锅，评分不错。”

我接过手机，目光扫过花花绿绿的外卖界面，却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上周四晚上，你们项目组复盘，就是跟她一起？”我盯着手机屏幕，仿佛在选择菜品。

空气似乎凝滞了一瞬。

周维的声音从旁边传来，依旧平稳：“嗯，那天她也在。怎么了？”

“没什么。”我把手机递还给他，“你点吧，我都可以。上周四我本来想找你问点事，看你那么晚，就算了。”

“什么事？”他接过手机，随口问。

“忘了。”我说，“不是什么要紧事。”

对话到此为止。

他下单，付钱。然后拿起平板，继续处理邮件。我靠在沙发里，看着电视屏幕上来回晃动的人影，脑子里却反复回放着刚才那几句简短的问答。

他承认了。

承认安霖是女孩。

承认上周四晚上，他们在一起。

那么，导航记录里的那37次“同行”，至少有一次，是确凿的。

其他的36次呢？

外卖很快送到了。我们坐在餐桌旁，沉默地吃着。火锅的热气蒸腾上来，模糊了彼此的脸。牛肉鲜嫩，沙茶酱味道浓郁，但我吃在嘴里，有些尝不出滋味。

“最近工作很累？”我夹起一片青菜，问道。

“嗯，有个项目到了关键期，甲方又难缠。”周维叹了口气，“天天开会，反复修改方案，精力有点跟不上。”

“注意休息。”我说。

“你也是。”他看了我一眼，“你脸色有点不好。”

“可能没睡好。”我低头，把青菜送进嘴里。

这顿饭吃得很安静，只有餐具偶尔碰撞的轻微声响。往常我们也会这样安静地吃饭，但今天的安静，底下似乎涌动着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吃完饭，周维主动收拾了碗筷，放进洗碗机。我走到阳台，看着窗外城市的夜景。灯火璀璨，车流如织，这是一个庞大而繁忙的都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看似有序，内里却可能藏着无数的偏离与意外。

周维走了过来，站在我身边，也望着窗外。

“初夏，”他忽然开口，声音在夜晚的空气里显得有些低沉，“我们……是不是很久没好好聊过天了？”

我侧过脸看他。阳台没有开灯，远处楼宇的光映在他脸上，明暗交错。

“聊什么？”我问。

“随便什么都行。不像现在，除了吃饭睡觉工作，好像就没别的话说了。”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神在昏暗的光线里有些模糊。

“大概……是没什么新鲜事可说吧。”我转回头，继续看着窗外，“每天不都差不多。”

“也是。”他沉默了一下，“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得真快。一眨眼，结婚七年了。”

“嗯。”

“你还记得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吗？”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点回忆的意味，“住那个不到十平米的小隔间，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睡不着。每天早上挤地铁，像打仗一样。”

“记得。”我说。

怎么会不记得。那段日子很苦，但心里是满的，是有盼头的。我们挤在小小的房间里，规划着未来，讨论着攒够多少钱就可以租个更好一点的房子，什么时候可以真正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

后来，我们真的慢慢站住了脚。换了更大的出租屋，买了车，最后买了现在这套房子。虽然背上了沉重的房贷，但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可以称作“家”的地方。

再后来，我们开始考虑孩子的问题。

然后，就是一次次失望。

体检报告显示我们双方都没有明确的器质性问题，但就是怀不上。中药、西药、偏方，试了很多，我的身体变得对激素敏感，情绪也起伏不定。周维一开始很配合，也很焦虑，但时间久了，那种焦虑似乎慢慢转化成了疲惫，一种不愿多提的回避。

我们不再频繁讨论这个话题。它成了一个房间里看不见的灯泡，我们知道它在那里，坏了，但谁都不去碰，不去修，任由那片阴影存在着。

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之间的话，真正变少了。

有些话题太沉重，一开口就累。

而轻松的话题，又似乎被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磨得失去了色彩。

“时间过得是快。”我低声重复了一句。

“有时候我在想，”周维的声音更低了，几乎像是自言自语，“我们这么拼命留在上海，到底是为了什么。就为了这套房子，这份工作，每天忙得晕头转向，连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

我没接话。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就在眼前——这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也是无数像我们一样的外地年轻人选择的生活。留下，本身就是目的。

“累了就休息几天。”我说，“下个月你不是有年假？”

“再说吧。”他含糊地应了一声。

我们又站了一会儿，然后一前一后回了客厅。

晚上睡觉前，我靠在床头看书。周维洗完澡出来，擦着头发。

“对了，”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安霖那孩子，今天还问我，能不能帮她个忙。”

我的手指捏紧了书页。

“什么忙？”我的视线没有从书页上移开。

“她想考个证，需要找个业内的人写推荐信。问我方不方便。”周维坐到床边，“我觉得她平时工作确实认真，帮一把也没什么。就答应了。”

“哦。”我翻过一页书，纸张发出哗啦的轻响。

“推荐信而已，小事。”周维补充了一句，像是在解释。

“嗯。”我说。

他躺了下来，关了他那边的床头灯。房间里只剩下我这边一盏台灯的光亮。

我继续看着书，但视线里的字迹有些模糊，无法聚焦。

推荐信。

确实是小事。

放在任何正常的上下级关系里，都无可厚非。

但放在“37次同行”和“小安”这个备注的背景音下，这件“小事”，就像一滴水，落进了已经不再平静的湖面。

我没有再问什么。

问什么呢？问他为什么对一个小实习生这么照顾？问他为什么有37次同行记录？问他“小安”这个备注背后，是否有超出同事的熟稔？

没有证据。

除了那个导航记录，我没有任何证据。而那个记录，完全可以被解释为同事间的顺路、照顾、前辈对后辈的提携。

我可以发脾气，可以质问，可以把我的怀疑和不安统统倒出来。

然后呢？

大概率会演变成一场争吵。他会觉得我无理取闹，疑神疑鬼。我会更加愤怒于他的隐瞒和可能存在的逾越。争吵会耗尽我们本就所剩不多的耐心和温情，把那些模糊的、尚未被证实的猜忌，撕扯成明确的伤口。

而结果，很可能是不了了之。或者，更糟。

我合上书，关掉了台灯。

房间里陷入黑暗。我睁着眼睛，听着身边周维逐渐均匀的呼吸声。

黑暗中，感官变得清晰。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沐浴露味道，和我用的是同一款。能感觉到他身体的热度隔着一点距离传来。能听到窗外极其细微的、城市永不间断的低沉嗡鸣。

我们躺在同一张床上，中间隔着不到半米的距离。

却好像隔着一片寂静的深海。

第二天是周六。

周维一早就去了公司，说项目赶工。我醒来时，身边已经空了。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木地板上投下一道明亮的光带。

我躺在床上，没有立刻起来。

脑子里很清醒，昨晚那些纷乱的思绪，在晨光中沉淀下来，变得清晰而冰冷。

我需要知道更多。

不是靠猜测，不是靠直觉。我需要事实。

我起床，洗漱，吃简单的早餐。然后，我走到书房，打开了我的笔记本电脑。

我没有试图去查周维的手机或电脑。那是底线。一旦跨过，很多事情就无法回头了。而且，以周维的性格，如果真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也不会留下太明显的痕迹。

我打开了那个导航App的官网，尝试用周维常用的邮箱和密码组合登录。试了两次，失败了。我停下。这不是我该做的事。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安霖。

这个名字，像一个钥匙孔。我需要找到打开它的钥匙。

我拿起手机，点开微信。通讯录里人数不少，但真正能问的，几乎没有。我和周维的社交圈有重叠，但也不完全一致。他的同事，我认识一些，但都不算熟悉，更不可能去打听这种私密的事情。

我想起昨天我用来搪塞周维的借口——我的同事提到她的亲戚。

也许，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借口。

我部门里确实有一个上海本地的同事，张姐，为人热心，消息灵通。最重要的是，她有个侄女，好像就在周维他们那个行业，但不是同一家公司。

我斟酌了一下措辞，给张姐发了条微信：“张姐，周末打扰了。想跟你打听个人，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周维他们公司好像有个实习生叫安霖，表现挺不错的，我有个表妹今年毕业，也想往这个方向找实习，听说这个安霖是上海本地人，家里可能有点门路，所以想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借鉴的。不知道你侄女那边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消息发出去，我放下手机，心有些跳。

利用信息不对等去打听，并不光彩。但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最不直接撕破脸皮的方式。

张姐很快回复了：“小安啊？有点印象！等我问问我家那丫头。”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张姐的消息回过来了，是一段语音。我点开，外放。

“初夏啊，我问了。我家丫头说她知道这个人，不算特别熟，但见过几次。安霖，女孩，长得挺漂亮秀气的，家里条件应该不错，就住在浦东世纪公园那边。听说她进周维他们公司，家里是托了关系的。工作能力嘛，听说还行，挺会来事，嘴也甜。对了，丫头还说，好像听她们圈子里的八卦传，安霖跟她那个带她的上司，关系有点不一般。不过这种小道消息，当不得真，可能就是小姑娘能力强，上司多照顾了点。你让你表妹别想这些歪门邪道，还是得自己本事硬才行……”

语音到这里结束了。

我按灭了屏幕。

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电脑主机发出的轻微运行声。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书桌上，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浮动。

“关系有点不一般”。

“上司多照顾了点”。

张姐的话说得很委婉，甚至带着劝诫。但那些关键词，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

漂亮秀气。家里条件不错。住在世纪公园那边。托关系进的公司。

以及，最关键的——和带她的上司，关系不一般。

周维就是她的上司。

所有的碎片，似乎正在一点点拼凑起来。

一个年轻、漂亮、家境优渥、住在公司不远处的本地女孩。

一个工作压力大、婚姻生活沉闷、正在经历生育焦虑的中年男人。

37次同行。

亲昵的“小安”备注。

主动帮忙写推荐信。

还有，那些深夜和周末的同行记录。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沉进一片冰凉的湖底。那里没有光，只有冰冷的、暗流涌动的真相。

我坐在椅子上，很久没有动。

没有愤怒，没有悲伤，甚至没有那种尖锐的痛感。只是一种巨大的、空洞的疲惫，还有一丝荒诞的清醒。

原来是这样。

原来那些深夜的“加班”，那些偶尔的心不在焉，那些越来越少的交流，并不全是工作的压力，并不全是七年之痒的疲惫。

里面掺杂了别的色彩。

新鲜的，明亮的，带着崇拜和依赖的，属于另一个女人的色彩。

我忽然想起半年前，我拿到上海户口的那一天。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对于像我们这样外地来沪、学历尚可但并非顶尖人才的人来说，通过居住证积分落户，是一条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的路。我们攒积分，等了很久，终于轮到我。

我的积分够了，可以申请落户。但当时，周维的积分还差一点。主要是他中间换过一次工作，社保缴纳记录断过几个月，影响了连续性。

按照政策，配偶落户后，可以通过夫妻投靠的方式，为另一方办理随迁，或者等另一方积分攒够。随迁需要时间，而且当时我们的房子还没买，条件不算最优化。

就在那个时候，周维跟我提了一次，很随意地，像是闲聊。

他说，他手下那个实习生安霖，家里是上海本地人，好像对积分落户政策特别熟悉，闲聊时说起，像她这种本地应届生，落户名额有时候用不完，家里有门路的可以操作一下，把多余的名额“借”给急需的人，当然，不是白借。

我当时听了，没往心里去。觉得这种操作灰色地带太多，不靠谱，也没必要。我们按正规途径走，慢一点就慢一点，稳妥。

后来，我的户口顺利落下了。周维继续攒他的积分。

现在想来，那真的只是一次随口的闲聊吗？

安霖。

这个名字，在更早的时候，就以这样一种看似不经意的方式，嵌入了我们的生活。

而我当时毫无察觉。

中午，周维发来消息，说公司事情多，中午不回来吃了，晚上也可能晚点。

我回了一个“好”。

我一个人吃了午饭，把碗洗干净。然后，我换了一身衣服，出门了。

我没有目的，只是不想待在家里。那个空间，此刻让我感到窒息。

我坐地铁，到了浦东。出了地铁站，我打开手机导航，输入了那个我早已背熟的地址——世纪公园附近某小区。

导航显示，距离我一点二公里。

我跟着导航的指引，慢慢往前走。周六的午后，街上行人不多。阳光很好，路边的梧桐树叶子茂密，投下斑驳的光影。这个地段很好，环境清幽，小区看起来都颇为高档。

我走到那个小区门口。

是一个中档偏上的住宅区，门禁不算特别严格，但绿化和管理看起来都不错。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那扇自动伸缩门，看着偶尔进出的车辆和行人。

安霖就住在这里。

周维送她回来，37次。

他开车送她到楼下？还是只送到小区门口？他们会说些什么？在那些深夜或周末的车程里，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封闭的车厢空间，音乐或许低低地响着，窗外是流动的城市灯火。

他们会聊工作，聊生活，聊那些他不会跟我聊的烦恼和压力？

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会用怎样的眼神看着她的上司？崇拜？感激？还是掺杂了别的、更柔软的情愫？

周维呢？面对这样一个鲜活、可能还带着仰慕的年轻存在，他会不会觉得放松，觉得被需要，觉得从沉闷的婚姻和繁重的工作中，暂时探出头来，呼吸到一口不一样的空气？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直到腿有些发酸，直到太阳西斜，光线变得柔和。

我没有看到周维的车，也没有看到任何疑似安霖的年轻女孩。

我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蹩脚的侦探，或者一个可笑的旁观者，试图从一栋冰冷的建筑里，窥见一些我其实已经心知肚明的温度。

但我需要看到。

需要让那些猜测，在我眼前具象化。哪怕只是这个小区的大门，这条她每天走过的路。

这很愚蠢。我知道。

但有些痛，需要亲眼确认，才能落到实处。

我最终转身离开了。

坐地铁回家的路上，车厢里人很多，拥挤嘈杂。我被挤在中间，拉着吊环，身体随着列车摇晃。玻璃窗上倒映出无数张疲惫的、麻木的、陌生的脸。

其中一张，是我自己的。

苍白，平静，眼底深处藏着一点空洞的冷。

回到家，天已经快黑了。

周维还没回来。

我打开灯，暖黄的光瞬间充满客厅，却驱不散那股萦绕不去的清冷。我走到厨房，打开冰箱，里面食材不多。我拿出两个鸡蛋，一把小葱，还有昨晚剩下的米饭。

我决定炒个蛋炒饭。

打开燃气灶，蓝色的火苗窜起。锅里倒油，加热，打入鸡蛋，刺啦一声，香气弥漫开来。我用锅铲快速划散蛋液，然后倒入米饭，翻炒。葱花最后撒进去，简单的香气。

做饭的过程，让我奇异地平静下来。那些翻腾的思绪，在机械性的动作中暂时沉淀。

饭炒好了，我盛了两碗，放在餐桌上。

然后，我坐下来，等。

晚上八点多，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

周维回来了。他脸上带着明显的倦色，手里还拎着电脑包。

“回来了。”我说。

“嗯。”他换好鞋，把包放下，看到餐桌上的炒饭，“你还没吃？”

“等你一起。”

他洗了手，在我对面坐下。

我们默默地吃着炒饭。蛋炒饭炒得不错，粒粒分明，葱花提香。

“项目怎么样了？”我问。

“还得熬一阵。”他扒了一口饭，“下周三要交最终方案。”

“嗯。”

又是沉默。

快吃完的时候，我放下勺子，抽了张纸巾擦了擦嘴。

“周维。”我叫他。

他抬起头，看着我。

“我今天下午，去世纪公园那边走了走。”我说，语气平静，像在说今天的天气。

他的动作顿住了，拿着勺子的手悬在半空，眼神里闪过一丝猝不及防的错愕，然后迅速被一种复杂的情绪覆盖——警惕？疑惑？还是心虚？

“去那边……干什么？”他问，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没什么，随便逛逛。那边环境挺好的。”我看着他的眼睛，“我记得，你那个实习生安霖，好像就住那边？”

空气瞬间凝固了。

餐厅顶灯的灯光白晃晃的，照在他脸上，能看清他眼角细微的纹路，还有他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

他放下了勺子。

“你……怎么知道她住那边？”他问，声音有些干。

“猜的。”我说，“上次你不是说，顺路送她回家？世纪公园那边，离你们公司不算太远，但也谈不上多顺路。除非她住那里。”

周维看着我，眼神里有挣扎，有试图解释的急切，也有一种被逼到墙角的狼狈。

“初夏，你是不是……”他舔了舔有些干的嘴唇，“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了什么？还是……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你导航App里的‘常用同行人’记录了。”我直接说了出来，不再绕弯子，“你和‘小安’，37次。最近一次是上周四晚上九点多，从金茂大厦到世纪公园附近。”

我的声音不大，字句清晰，落在寂静的餐厅里，却像冰珠子，一颗颗砸在地上。

周维的脸色变了。从错愕，到恍然，再到一种灰败的苍白。他放在桌上的手，手指蜷缩了一下。

“你查我手机？”他的声音里带上了一点质问，但底气不足。

“没有。”我摇头，“那天我清理自己手机后台，点错了App，看到的。记录同步了。”

他沉默了。低下头，看着面前还剩一点的炒饭，半晌没说话。

餐厅里只剩下时钟秒针走动的嗒嗒声，格外清晰。

“那些记录……”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大部分……确实是送她回家。她一个女孩子，有时候加班晚，住得也不算特别近，我就……顺路送一下。她是实习生，我是她上司，照顾一下……也正常。”

“37次。”我重复这个数字，“每周平均超过一次。持续了半年。这照顾，是不是有点太频繁了？而且，不只是加班晚吧？周末也有。”

周维的肩膀垮了下去，他抬手搓了把脸。

“是，不只是加班。”他承认了，声音更低了，“有时候……是私下一起吃饭，或者……她遇到点工作上的难题，找我聊聊。聊完了，就送她回去。”

“私下吃饭？聊聊？”我追问，“聊什么？工作上的难题，不能在公司聊？需要周末私下约饭聊？”

“初夏！”他抬起头，眼里有血丝，有疲惫，也有压抑的烦躁，“你一定要这样审问我吗？我跟她没什么！就是普通的上下级，我多照顾了她一点，因为她家里托了关系进来，我不好太不管。她也挺不容易的，一个女孩子在上海……”

“她家里托了关系？”我打断他，捕捉到这个信息点，“所以，你对她这么照顾，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因为人情？”

周维语塞，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半年前，”我继续说，声音依旧平稳，但每个字都像精心打磨过的刀锋，“我落户的时候，你跟我提过，说安霖家里有关系，可以操作落户名额。当时，你是替谁问的？是她家里想卖名额？还是……你想帮她问，怎么把名额‘借’出去？”

周维猛地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仿佛没想到我会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更没想到我会记得那么久远的一次随口闲聊。

“我……我当时就是随口一说……”他辩解，但气势已经弱了。

“随口一说？”我微微前倾身体，隔着餐桌看着他，“周维，我们结婚七年了。我了解你。你不是一个会关心别人家‘操作’灰色地带的人。除非，这件事跟你有关，或者跟你很在意的人有关。”

“你什么意思？”他的脸色更难看了。

“我的意思是，”我一字一句地说，“你对她，真的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多一点照顾’吗？37次私下同行，‘小安’的备注，主动帮她写推荐信，关心她家里的关系网，甚至可能……在她身上，看到了某种新鲜感，某种在我们沉闷婚姻里找不到的轻松和……被依赖的感觉？”

“林初夏！”周维霍地站了起来，椅子腿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他胸口起伏，脸涨得有些红，“你够了！没有证据的事情，你不要胡乱猜测！是，我是送她回家次数多了点，是对她比较照顾，但那是因为我觉得她一个外地小姑娘不容易！因为我带她，有责任！你非要往龌龊的地方想，我也没办法！”

“外地小姑娘？”我抓住了他话里的另一个点，“张姐告诉我，安霖是上海本地人，家住世纪公园，条件不错。周维，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还是说，连你也不知道她到底算哪里人，只是在你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时，随口给她安上一个‘不容易’的身份？”

周维彻底僵住了。他站在那里，像一尊突然被抽掉支撑的雕塑，脸上的愤怒和辩解一点点褪去，只剩下无处遁形的狼狈和……一丝慌乱。

他没想到我查了安霖的背景。

他更没想到，他前后矛盾的话，被我轻易戳穿。

谎言一旦开始，就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弥补。而一个漏洞出现，整个防御体系就开始摇摇欲坠。

他沉默了良久，肩膀一点点塌下去，重新坐回了椅子上，双手捂住了脸。

“对不起。”他的声音从指缝里闷闷地传出来，带着浓重的疲惫和……一点哽咽？“初夏，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要骗你。”

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

等待。

等待他自己把话说完。

“安霖……她确实是上海本地人。家里条件……应该不错。”他放下手，眼睛有些红，不敢看我，盯着桌面，“我对她……是有一些不一样。她年轻，有活力，工作上有冲劲，也……很依赖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好像……没那么累。不用去想房贷，想生孩子的事，想我们之间那些说不出口的沉闷。”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像在坦白，也像在自言自语。

“我知道这不对。我也没想过要怎么样。就是……有时候觉得太累了，在她那里，能喘口气。送她回家，路上随便聊聊天，听她说说她们年轻人的趣事，或者她对我的一些……崇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点用，不只是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中年男人。”

“所以，那些同行，那些私下接触，是你主动的。”我说，不是疑问句。

他点了点头，很艰难。

“大部分……是。她有时候会怯生生地问我方不方便送她，我……很少拒绝。”

“你们有发生过什么吗？”我问，直接，冰冷。

周维猛地摇头，很用力：“没有！绝对没有！初夏，我发誓！我没有碰过她！我们连手都没拉过！就是……就是比普通同事走得近一些，聊天多一些。真的，仅此而已！”

他的眼神急切，带着哀求，希望我相信。

我看着他。

我相信他没有肉体出轨。至少目前为止没有。周维本质上不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我们的婚姻、财产、社会关系，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束缚着他，也束缚着我。越过那条底线，代价太大。

但精神上的游离呢？

那些分享的时光，那些在另一个女人那里寻找的放松和慰藉，那些超越正常上下级关系的关心和照顾。

算不算背叛？

每个人的标准不同。

但在我这里，算。

婚姻的忠诚，不仅仅是身体的忠贞。更是情感的排他，是心神的归属。是把彼此视为最重要、最亲密的伙伴，是遇到压力、疲惫、迷茫时，第一个想要倾诉和依靠的对象。

当他把这些，分给了另一个女人，哪怕只是一部分，哪怕他称之为“喘口气”。

那已经是偏离了轨道。

“她喜欢你吗？”我问。

周维愣了一下，眼神躲闪：“我……我不知道。可能……有点吧。小姑娘，容易对照顾她的上司产生好感……但我从来没有回应过！我一直记得我是有家庭的人！”

“你没有回应，”我慢慢地说，“但你享受这种好感，享受她的依赖和崇拜。你默许了这种关系的靠近，甚至主动创造了机会。周维，这比明确的回应，更残忍。对她，对我，都是。”

周维的脸色惨白。

“我错了，初夏。”他声音沙哑，“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只是一时糊涂……工作压力大，家里也……我们也总是没什么话聊。我……我就是鬼迷心窍了。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跟她有任何工作之外的接触！我立刻把她的联系方式都删了！推荐信我也不写了！我……”

“不用。”我打断他。

他愕然地看着我。

“工作上的事情，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你是她上司，该带的带，该写的推荐信，如果她确实符合条件，也可以写。”我说，语气平静得让我自己都有些意外，“公私分明。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你的职业判断，或者给别人留下话柄。”

周维愣住了，完全没想到我会是这种反应。

“初夏，你……”

“我累了。”我说，站起身，“碗你洗吧。我今晚睡客房。”

说完，我不再看他，转身离开了餐厅。

我走进客房，关上门。

背靠着冰凉的门板，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

刚才所有的冷静、克制、条分缕析，都像一层坚硬的壳。现在，壳出现了裂缝，里面那些翻滚的、灼热的、尖锐的情绪，开始试图涌出来。

我走到床边，坐下。

没有开灯。

月光从窗户透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清冷的光斑。

我回想着刚才周维的坦白，他脸上的懊悔、狼狈、哀求。

我也回想着过去半年，甚至更久，我们之间那些无声的疏远，那些被生活磨平的对话，那些压在彼此心头却谁都不愿先碰触的石头。

婚姻像一间屋子，住了太久，每个角落都熟悉到乏味。灯泡坏了，懒得修，就任由阴影存在着。灰尘积了，懒得扫，就假装看不见。直到有一天，有人推开门，带来一阵不属于这个房间的风，吹动了窗帘，也吹醒了屋子里沉睡的尘埃。

安霖就是那阵风。

而周维，选择了打开窗户。

他不是一下子推开的。是一次次默许，一次次“顺路”，一次次“照顾”，让那扇窗的缝隙越来越大。

而我，沉浸在自己的疲惫和失望里，竟也忽略了房间里空气的逐渐变化。

现在，风停了。

窗户需要关上。

但房间里，已经留下了风的痕迹，和那些被吹起的、无处安放的尘埃。

这一夜，我睡得很浅，断断续续做着一些光怪陆离的梦。醒来时，天刚蒙蒙亮。

我起身，洗漱，换上运动服，下楼去小区里跑步。

清晨的空气清冽，带着植物和露水的味道。我沿着熟悉的路线慢跑，脚步节奏稳定，呼吸逐渐加深。运动能让大脑放空，暂时逃离那些纷乱的思绪。

跑完步回家，周维已经起来了，正在厨房准备早餐。煎蛋的香气飘出来。

他看到我，动作顿了一下，眼神有些小心翼翼。

“跑步去了？”他问。

“嗯。”我应了一声，去浴室冲澡。

等我出来，早餐已经摆在餐桌上了。煎蛋，烤面包，牛奶。很简单。

我们沉默地吃着。气氛比昨晚稍微缓和一点，但那种无形的隔阂和尴尬，依然存在。

“今天周日，”周维吃完，放下杯子，犹豫着开口，“你有什么安排吗？”

“去超市买点东西，补充一下冰箱。”我说，“然后……可能去图书馆待会儿。”

“我陪你一起去超市吧。”他说。

我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好。”

超市里人不少，周末采购的家庭居多。我们推着购物车，穿行在货架之间。周维跟在我旁边，偶尔问一句“这个要不要”，或者“家里还有没有”。对话简短而实用，像两个临时搭伙过日子的室友。

买完东西，排队结账。周维主动拿出手机付了款。

走出超市，外面阳光正好。

“还去图书馆吗？”他问。

“嗯。”

“我送你过去？”

“不用，我坐地铁就行。”

他沉默了一下，说：“那……晚上回家吃饭吗？”

“回。”

“想吃什么？我来做。”

“随便。”

对话又陷入了那种干巴巴的模式。

我提着从超市买的一袋东西，转身往地铁站走。走了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

周维还站在原地，手里提着几个更大的购物袋，看着我离开的方向，身影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有些单薄，有些……茫然。

我转回头，继续往前走。

下午，我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找了一个靠窗的角落坐下。面前摊开一本专业书，但看了几页，就有些看不进去。

窗外的梧桐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

我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周维的对话框安安静静，没有新消息。

我点开他的朋友圈。他很少发朋友圈，最近一条还是两个月前，转发了一条行业新闻。

我退出来，手指无意识地在屏幕上滑动。

然后，我点开了那个导航App。

“常用同行人”的记录还在。

安霖的名字，依然躺在那里。37次。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开手机备忘录，开始打字。

我没有写情绪化的宣泄，没有写委屈和愤怒。我写下的，是一条条清晰、冷静、甚至有些冰冷的条款。

关于婚姻，关于忠诚，关于界限，关于我们未来如何相处。

像一份合同草案。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可笑，很没有人情味。婚姻不是商业合作，怎么能用合同来约束？

但眼下，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份“合同”。

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我们彼此心理上的。一份清晰的、无可辩驳的规则，划清界限，明确义务，也……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框架。

因为温情和信任已经被消耗了，出现了裂痕。空洞的道歉和保证，无法填补那个裂痕。我们需要更实在的东西，来重建秩序，哪怕这秩序最初是生硬的、冰冷的。

我写了很久，删删改改。

窗外天色渐暗，图书馆的灯依次亮起。

我最终写下了这些：

关于婚姻关系若干事项的确认与约定（草案）

一、 忠诚义务

1.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均负有保持情感与身体排他性忠诚的义务。

2. “情感忠诚”界定：不应与婚姻关系外的异性（或同性）建立超越正常社交范畴的亲密情感联结，包括但不限于：频繁私下单独相处、分享私人情感与生活细节、寻求或提供超越朋友或同事范畴的情感慰藉与支持、使用亲昵称谓或进行暧昧交流。

3. “身体忠诚”界定：不与伴侣之外的他人发生性关系或边缘性行为。

二、 社交与隐私界限

1. 双方承诺与异性同事、朋友、合作伙伴等保持清晰、得体的距离。如需因工作等原因与异性单独相处（如加班、出差、商务餐叙），应事先或事后及时告知伴侣，避免不必要的猜疑。

2. 尊重彼此隐私，但不过度隐藏可能影响婚姻信任的信息。个人通讯工具、社交账号密码不强制共享，但应保证其内容经得起基本的合理询问。

3. 如遇他人明显表达超越普通关系的好感或追求，有义务明确拒绝并向伴侣坦诚说明情况。

三、 沟通与共同成长

1. 每周至少安排一次不受打扰的专属时间（不少于一小时），用于深入交流，内容可包括工作感受、情绪状态、对关系的想法、未来规划等，避免流于日常琐事。

2. 当一方感到婚姻关系出现压力、倦怠或问题时，有义务主动提出并寻求共同解决，而非在外部寻找替代性慰藉。

3. 双方应共同努力，为婚姻关系注入新的、积极的元素（如共同兴趣、短期旅行、学习新技能等），对抗因时间带来的惯性疲乏。

四、 关于本次事件的特别约定

1. 甲方（周维）承诺立即终止与安霖女士一切非必要的私下接触与联络。工作接触需严格限于公司场合及明确的工作事宜，并保持绝对的专业与距离。

2. 甲方有义务在一个月内，以适当且不伤害对方尊严的方式，向安霖女士明确其已婚身份及维持纯粹工作关系的立场。

3. 乙方（林初夏）保留在一定期限内（如六个月）对甲方社交情况（特别是与安霖女士相关）进行合理询问的权利。甲方应予以配合。

五、 违约后果

1. 如一方违反上述“忠诚义务”条款（特别是情感忠诚），视为对婚姻关系的重大破坏。另一方有权要求立即启动婚姻关系重新评估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暂时分居、寻求婚姻咨询、或考虑解除婚姻关系。

2. 违反其他条款，经沟通后仍无改善，另一方有权提出具体惩戒或补偿要求（如承担更多家庭事务、经济补偿等），具体由双方协商。

六、 其他

1. 本约定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作为对现有婚姻关系的补充共识。

2. 双方可每年回顾此约定，并根据实际情况经协商一致后进行修订。

3. 本约定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写完最后一行字，我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感觉像是完成了一件极其耗费心力，却又不得不做的工作。

文字是冰冷的，条款是生硬的。它把柔软的感情、复杂的人性，框定在一个个方块字里。

但此刻，我需要这种冰冷和生硬。它们像石膏，能固定住我几乎要碎裂的理智和情绪。

我把这份草案保存好，然后收拾东西，离开了图书馆。

回到家，周维正在厨房做饭。抽油烟机嗡嗡响着，有炒菜的香气飘出来。

我放下包，走到厨房门口。

他系着围裙，正在翻炒锅里的青菜。动作有些笨拙，但很认真。

“回来了？”他听到声音，回头看了我一眼，“饭快好了，还有一个汤。”

“嗯。”我应了一声，没有离开，就靠在门框上看着他。

他似乎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动作更显僵硬。

“那个……”他关了火，把菜盛到盘子里，犹豫着开口，“中午……妈打电话来了。”

“我妈？”我问。

“嗯。问我们这周末回不回去吃饭。我说……这周有点忙，下周再看看。”他端起菜盘，从我身边走过，放到餐桌上，“她好像有点失望，说好久没见我们了。”

我妈妈住在浦西，离我们不算特别远，地铁一个小时左右。但我们确实有一阵子没回去了。之前是因为忙，后来……是因为不太想面对老人关于孩子问题的关切目光。

“下周找个时间回去吧。”我说。

“好。”周维点头，又回厨房去端汤。

晚餐是三菜一汤，味道普通，但能看出是花了心思的。我们相对无言地吃着。

吃完饭，周维照例收拾碗筷。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电视。

等他忙完，擦着手从厨房出来，我在沙发上开口。

“周维，你过来一下，有东西给你看。”

他愣了一下，走过来，在我侧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眼神带着询问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我拿出手机，调出那份备忘录，递给他。

“你看看这个。”

他接过手机，低头看了起来。

一开始，他的表情是疑惑的。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眉头慢慢皱起，嘴唇抿紧，脸色一点点变得凝重，甚至……有些难看。

他看得很慢，几乎是一字一句地在读。

客厅里很安静，只有他手指偶尔滑动屏幕的细微声响。

不知过了多久，他放下了手机，抬起头看我。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还有受伤，以及一种被冒犯的怒气。

“林初夏，”他的声音因为压抑着情绪而有些发抖，“你这是什么意思？合同？约定？违约后果？你把我们的婚姻当成什么了？商业谈判吗？”

我平静地迎视着他的目光。

“在我发现你和安霖那37次同行记录，在你对我承认你对她‘不一样’，在你需要从她那里‘喘口气’之后，”我一字一句地说，“你觉得，我们的婚姻，还剩下多少可以依靠的‘感觉’和‘信任’来维系？”

周维被我问得噎住了。

“我道歉了！我说了我错了！我会改！”他急声道，“我们好好谈谈，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弄出这么一份……这么一份冷冰冰的东西？这算什么？”

“因为空口无凭的道歉和保证，我已经不敢轻易相信了。”我说，声音不高，但很坚定，“周维，信任就像一张纸，皱了，就算抚平，也恢复不了原样。我们现在这张纸，已经皱了，还沾了别的颜色的墨点。我们需要一份新的‘纸’，哪怕它一开始是硬卡纸，不那么柔软，但至少，它是干净的，上面的字迹是清晰的，是我们双方都认可、都必须遵守的。”

“所以你就拟了一份‘婚姻合同’？”他指着手机，语气里满是讽刺和悲哀，“忠诚义务？社交界限？违约后果？林初夏，在你眼里，我现在就是个需要被条款约束、随时可能违约的‘风险对象’，是吗？”

“是。”我直接承认了，看到他的瞳孔猛地收缩，“至少在情感忠诚这个维度，你刚刚证明了你存在违约的可能性和事实。我们现在需要重建信任，而重建需要基础，需要规则。这份约定，就是规则。它不美好，但它清晰。它能让我们都知道，底线在哪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也能让我在……在偶尔又忍不住怀疑的时候，有一个可以参照的东西，而不是全靠自己胡思乱想，或者全靠你那可能再次失效的‘自觉’。”

周维看着我，眼神剧烈地波动着。愤怒、受伤、羞耻、无奈……种种情绪交织。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了吗？”他问，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沙哑的痛楚。

“不是不信任你。”我摇摇头，“我是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毫无保留地信任了。周维，信任是消耗品。你消耗了它，现在，我们需要一点一点，很慢地，把它攒回来。这份约定，就是攒回来的第一步。它很笨拙，甚至难看，但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能走的最实在的一步。”

他沉默了。

低下头，双手交握，手指用力地绞在一起，指节有些发白。

客厅的灯光照在他头顶，能看到发丝间一点零星的白。他才三十五岁。

我们都不再年轻了。生活、工作、婚姻里的种种压力，早已在我们身上刻下了痕迹。

“一定要……这样吗？”他低声问，像是最后一点挣扎。

“我觉得需要。”我说，“如果你觉得不需要，或者无法接受这种形式，那我们可能需要更深入地讨论一下，我们这段婚姻，到底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基础，以及，继续下去的话，该以什么样的形态。”

我的话，把他逼到了墙角。

要么接受这份生硬的“契约”，作为修复的开始。

要么，就直面更严重的、可能关乎婚姻存续的根本问题。

没有中间地带。

温情脉脉的粉饰，在真相被撕开一角后，已经失去了作用。

周维抬起头，眼睛有些红。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

“手机给我。”

我把手机递给他。

他重新打开那份备忘录，手指在屏幕上操作着。然后，他把手机还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

他在草案的末尾，加了一行字：

“甲方（周维）阅读并理解上述全部内容，自愿接受并遵守本约定，作为修复与乙方（林初夏）婚姻关系的诚意与承诺。”

下面，是他手打的签名：周维。

日期。

我抬起头，看向他。

他迎视着我的目光，眼神复杂，但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愤怒和抗拒，只剩下一种沉重的、认命般的疲惫，以及……一丝微弱的、试图抓住什么的恳切。

“我签了。”他说，“初夏，我知道我伤了你，伤了我们的婚姻。你说得对，光说没用。如果这样能让你觉得安心一点，能让我们……重新开始，我愿意。”

我握着手机，屏幕上的字迹微微发热。

“这不是签了就完了。”我说，“这需要执行。”

“我知道。”他点头，“我会做到。一条一条，我都会做到。”

“我也会。”我说。

我把这份最终版的约定，发到了他的微信上。

“你保存好。我也保存。”我说。

“嗯。”他拿出自己的手机，接收，保存。

客厅里又安静下来。

但这次，安静里似乎有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不再是那种空洞的、令人窒息的沉默，而是一种……尘埃落定后，有些疲惫，也有些微茫希望的寂静。

我们之间，竖起了一道透明的、写着条款的墙。

它隔开了曾经的亲密无间，但也隔开了那些猜忌、不安和可能再次出现的越界。

墙很冰冷。

但至少，它让我们知道，边界在哪里。

“不早了，”我站起身，“我去洗澡。”

“好。”

我走向浴室。

走到门口时，我停下，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还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份刚刚收到的“约定”，侧脸的线条在灯光下显得有些僵硬，也有些落寞。

我转回头，关上了浴室的门。

热水冲刷下来，雾气蒸腾。

我闭上眼睛，任由水流划过皮肤。

眼泪混着热水，无声地流下来。

那份冷静，那份克制，那份条理清晰的“契约”，在无人的水汽里，终于土崩瓦解。

心很痛。

为他的背叛，为我们逝去的信任，也为我们竟然走到了需要靠一纸“合同”来维系婚姻的这一步。

但哭过之后，心里那块一直堵着的地方，似乎松动了一点。

至少，我们还没有放弃。

至少，我们还在试图寻找一种方式，继续走下去。

哪怕这种方式，如此笨拙，如此不浪漫。

洗完澡出来，周维已经不在客厅了。主卧的门关着，客卧的门开着。

我走进客卧，关上门。

这一夜，依旧睡得不安稳，但似乎比昨晚踏实了一点点。

第二天是周一。

生活照常继续。我们各自上班，忙碌。

但有些东西，确实在悄然改变。

周维开始每天下班前，会给我发一条消息，告知大概几点回家。如果加班，会说明。如果有什么应酬，也会提前说，并告知参与人员的大致情况。

晚上回家，他会尽量找一些话题聊，虽然有时候显得刻意和生硬。我们会聊各自工作中遇到的事，好的坏的，有趣的烦人的。不再只是“吃了没”、“累不累”的敷衍。

他开始主动分担更多的家务。洗碗，拖地，甚至学着做一些简单的菜。

我们每周会挑一个晚上，放下手机和电脑，坐在客厅里，真正地“聊一个小时”。一开始很难，常常冷场，或者说着说着就回到了一些实际琐事上。但慢慢地，我们开始尝试说一些更深一点的东西，比如对未来的焦虑，对彼此某些行为的不满（以相对平和的方式），甚至回忆一些刚结婚时的趣事。

关于安霖，我没有再主动提起。

但我知道，周维在履行约定。他减少了在公司与安霖的非必要接触，工作交接也尽量通过邮件或在有其他同事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他告诉我，他找了一个机会，很正式地跟安霖谈了一次，感谢她过去的工作，但明确表示自己会将全部精力放在家庭和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