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不记得，王家村的王大叔？”

对面的李伟夹了一筷子花生米，牙口不太好了，嚼得很慢。他抬起眼皮瞅瞅我，眼神里有点迷茫，像是在一堆旧照片里翻找某张特定的面孔。

“哪个王大叔？”

“灵儿她爹。”

李伟的筷子停在半空，然后慢慢放回碗边。他端起茶杯，吹了吹上面的热气，没说话。

我知道，他想起来了。

有些名字，就像是埋在黄土塬下的种子，平时想不起来，可一旦有人提，那股子夹着土腥味儿的记忆，就一下子破土而出，长满了整个心房。

那年头，我们都一样，十几岁的年纪，背着个帆布包，里面塞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本红宝书，就从北京站上了那趟绿皮火车。

车窗外的景物，从高楼变成平房，从平房变成田野，最后，就只剩下了一望无际的黄土。

我们管那叫“战天斗地”，管自己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白了，就是一群半大的孩子，对未来一无所知，凭着一腔热血，就扎进了那片陌生的土地。

王家村，就是我们的落脚点。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都住在窑洞里，像是一窝一窝的土蜂，嵌在山坡上。

刚到的时候，新鲜感盖过了一切。看什么都稀奇。看老乡用大黑锅烙出来的玉米饼子，看他们赶着毛驴去山下驮水，看那些光屁股的小孩在土坡上滚来滚去。

李伟比我适应得快。他会来事儿，嘴也甜，没几天就跟村里的年轻人混熟了，张口“叔”闭口“婶”的，叫得比谁都亲。

我性子闷，不太会说话，就喜欢一个人闷头干活。队长让干啥就干啥，挑水，锄地，起粪。

手上的泡起了一层又一层，最后磨成了茧子，也就习惯了。

那时候觉得，日子就该是这样过的。白天一身汗，晚上一身土，躺在冰凉的炕上，累得连梦都做不了。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稳定，规律，一眼能望到头。

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城。

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谁也不说，但谁心里都清楚。我们是过客，这里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驿站。

直到那场病的到来。

秋天，玉米收完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凉。我也不知道是着了凉还是吃坏了东西，突然就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发烫。

一开始没当回事，以为是水土不服，扛两天就过去了。

可没想到，越来越重。烧得我迷迷糊糊的，躺在炕上，感觉自己像一块被扔进灶膛里的炭，里里外外都在着火。

李伟他们也慌了。他们把我从知青点带来的那点药都翻了出来，什么感冒片，止泻药，一把一把地往我嘴里塞。

没用。一点用都没有。

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在往下沉，像是要沉到这黄土地的最深处去。

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有人在吵。是李伟的声音，还有村长的声音。

“得送去公社卫生院！再不送人就没了！”李伟的声音带着哭腔。

“几十里山路，怎么送？就他现在这个样子，颠一下就散架了！”村长的大嗓门吼得窑洞嗡嗡响。

“那怎么办？就这么看着？”

后来，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但是很稳。

“我爹说，他有办法。”

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再睁开眼，天已经亮了。

窑洞里很安静，只有窗户纸上透进来的光，把屋里的土墙照得一片昏黄。

我感觉嘴里很干，喉咙里像是有火在烧。我试着动了动，才发现自己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你醒了？”

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我转过头，看见一个姑娘坐在炕边，手里正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碗。

是灵儿。王大叔的女儿。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两条辫子又黑又粗，垂在胸前。她的眼睛很亮，像山泉水洗过的黑石子。

我认识她，但不熟。平时在村里见到，也就点个头。她不像村里别的姑娘，喜欢凑在知青点门口看热闹。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干活，话不多。

“喝点水吧。”她把碗递到我嘴边。

碗里是温热的小米汤，上面飘着一层米油。我闻到那股熟悉的香味，胃里一下子就活了过来。

她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喂我。

我这才发现，自己身上盖的被子，不是我们知青点那床又薄又硬的行军被，而是厚实柔软的棉花被，上面还带着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

“我……”我张了张嘴，声音哑得像破锣。

“你发高烧，烧了好几天。”灵儿说，“我爹给你刮了痧，又去山上采了草药，给你熬了汤灌下去，才把烧退了。”

我愣住了。

刮痧？草药？这些东西，我在书上见过，但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用在自己身上。

是这些东西，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的？

“谢谢……”我干巴巴地说。

灵儿摇了摇头，没说话，只是低头继续喂我喝米汤。

从那天起，我就住在了王大叔家。

知青点的窑洞太潮，人也多，不利于养病。王大叔做主，把我挪到了他家旁边一间空着的小窑洞里。

每天，灵儿都会准时给我送饭送药。

早晚是小米粥，中午是烂糊的面条。药汤黑乎乎的，苦得人舌头发麻，但她会提前在碗边放一小块红糖。

她不怎么说话，就是默默地做着这一切。收拾我换下来的脏衣服，给我擦身子，倒尿盆。

这些活，又脏又累。可她做起来，却那么自然，脸上没有一丝一毫不耐烦的神情。

我一个北京来的大小伙子，一个自诩要“战天斗地”的知识青年，就这么被一个农村姑娘无微不至地照顾着。

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感激，是肯定的。但除了感激，还有一种很陌生的情绪在悄悄发酵。

我开始观察她。

她的手很巧，能用最普通的玉米叶子编出活灵活现的小篮子。她的针线活也好，我的衣服破了洞，她拿过去，没多久就补得整整齐齐，针脚细密得像印上去的。

她还认得山里各种各样的植物。哪种能吃，哪种能入药，她都一清二楚。

在我眼里，她就像这片黄土地一样，看着沉默，却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

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能下地走路了。

李伟他们来看我，带来了公社供销社买的罐头和饼干。

“陈辉，你可算捡回一条命。”李伟拍着我的肩膀，一脸后怕，“那天你烧得都说胡话了，我们都以为……”

他没说下去。

我看着他手里的罐头，再想想灵儿端来的那碗小米粥，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我欠王大叔一家的，不是一个水果罐头能还清的。

我欠的是一条命。

这个认知，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它彻底打破了我之前那种“过客”的心态。

我不再是那个只需要埋头干活，等着回城的知青了。

我跟这个村子，跟这家人，产生了一种无法割裂的联系。

一个伦理上的难题，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摆在了我面前。

我该怎么还这个人情？

病好利索之后，我搬回了知青点。

但我去王大叔家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

一开始，我就是想找点活干，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

王大叔家的水缸，我每天都给挑满。院子里的柴火，我一有空就去劈。地里的活，只要我能帮上手的，绝不推辞。

王大叔是个典型的庄稼汉，话不多，脸上的褶子像黄土塬上的沟壑。他看着我忙前忙后，也不说啥，就是吃饭的时候，会让我媳妇，也就是灵儿她娘，多给我盛一碗饭。

灵儿她娘是个和善的妇人，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小陈，多吃点，看你瘦的。”

只有灵儿，她好像总是在躲着我。

我挑水，她就去喂猪。我劈柴，她就去纳鞋底。我们俩好像总也碰不到一块儿。

有时候在院子里遇上了，她也是低着头，匆匆走过去，脸颊上飞起一抹红云。

村里开始有闲话了。

那些婆姨们，聚在村口的酸枣树下，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拿眼角瞟我，嘴里嘀嘀咕咕的。

我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但那眼神，我看得懂。

李伟也找我谈过一次。

那天晚上，我们俩躺在炕上，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陈辉，”他忽然开口，“你最近……跟王家走的有点近啊。”

我“嗯”了一声。

“你可想好了。”李伟坐了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咱们是来插队的，早晚要回城的。你别犯糊涂。”

我心里一沉。

“我没犯糊涂。王大叔救了我的命，我报答他们，不对吗？”

“报答是应该的。”李伟说，“可你这报答法，有点过了。村里人都说，你看上他们家灵儿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别瞎说。”我嘴上反驳，声音却没什么底气。

“是不是瞎说，你自己心里清楚。”李伟叹了口气，“陈辉，我拿你当兄弟才跟你说这些。灵儿是个好姑娘，可她不适合你。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你将来是要回北京，上大学，进工厂的。她呢？她离得开这黄土地吗？你别一时冲动，害了人家姑娘，也耽误了你自己。”

李伟的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对。

理智上，我完全明白。可情感上，我却控制不住自己。

我控制不住自己想去王大叔家，控制不住自己想看到灵儿。哪怕只是看一眼她低头编篮子的侧影，心里就觉得踏实。

那段时间，我特别矛盾。

白天，我拼命地干活，想用体力上的疲惫来麻痹自己。

晚上，躺在炕上，李伟的话就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响。

回北京。

这个念头，曾经是我们所有知青的支撑。可现在，它对我来说，却变得有些模糊了。

我眼前浮现的，不再是北京的高楼大厦，而是王家窑洞前那昏黄的灯光，是灵儿递过来那碗小米粥时，低垂的眼帘。

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个问题：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在当时看来，非常不理智的决定。

我不想再这么不清不楚下去了。我要给自己，也给灵儿一个交代。

我跟队长申请，说我想学着编席子。

我们这里产芦苇，村里有几个老师傅会编芦苇席，这是个技术活，也是个重要的副业。

队长挺意外，但看我态度坚决，就同意了。

教我技术的，是村里的一个老人，大家都叫他三爷爷。

三爷爷的手艺远近闻名，但他脾气古怪，一般不收徒弟。

我去拜师的时候，他正坐在院子里，慢悠悠地撕着芦苇。他眼皮都没抬一下，就问我：“城里娃，吃得了这个苦？”

“吃得了。”我答得斩钉截铁。

编席子，看着简单，其实全是功夫。

芦苇要一根一根地撕，撕得粗细均匀。手指头很快就被磨破了，钻心地疼。

经线要绷得紧，纬线要穿得密。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眼睛都花了。

头一个月，我编出来的席子，歪歪扭扭，跟狗啃过一样。

李伟他们都笑我，说我放着好好的农活不干，非要干这个，不是自讨苦吃吗？

我不理他们。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三爷爷家。他干活，我就在旁边看着，学着。他休息，我就帮他扫地，挑水。

三爷爷不怎么说话，但他看我的眼神，慢慢变了。

有一天，他指着我手上缠着的布条，问：“还疼？”

我摇摇头：“习惯了。”

他点点头，从屋里拿出一卷新的席子，铺在地上。

“你看看这个。”

那张席子，编得又光又滑，平整得像一块布。上面的花纹，是两只喜鹊，活灵活现的。

“这叫喜鹊登梅。”三爷爷说，“是婚嫁用的。”

我看着那席子，心里一动。

“三爷爷，您能教我编这个吗？”

他看了我很久，才缓缓地说：“你要是真想学，就用心学。”

从那天起，三爷爷才算是真正开始教我。

他把所有的诀窍，都一点一点地传给了我。怎么选料，怎么浸泡，怎么起头，怎么收尾。

我学得很用心。

手上的伤好了又破，破了又好。到了冬天，天寒地冻的，泡芦苇的水冰得刺骨，我的手生满了冻疮，又疼又痒。

可我没停下。

因为我心里有个念想。

我要编一张最好看的喜鹊登梅，送给灵儿。

这个念头，像一团火，在我心里烧着，让我忘了所有的苦和累。

我不再去想回城的事，也不再去管别人的闲话。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了那些芦苇，和那张越来越成形的席子。

我的心思，从“我该怎么办”，变成了“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她明白我的心意”。

我不再被动地承受着命运的安排，而是开始主动地，为自己的内心，做出一个选择。

春节前，那张“喜鹊登梅”的席子，终于编好了。

我把它卷起来，用红绳子捆好，心里又激动又忐忑。

我不知道灵儿会不会收，也不知道王大叔会是什么态度。

我抱着那卷席子，在王大叔家门口徘徊了很久，才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那天，王大叔一家人都在。

我把席子放在炕上，解开红绳，慢慢展开。

窑洞里的光线很暗，但那两只喜鹊，却像是要从席子里飞出来一样。

灵儿她娘“哎呀”了一声，眼睛都亮了。

灵儿也愣住了，她看着那席子，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王大叔一直没说话。他盘腿坐在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开口了。

“王大叔，婶子……我……我喜欢灵儿。我想娶她。”

话说出口，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窑洞里，一下子静得可怕。只剩下王大叔抽烟的声音，和炕上那只老猫的呼噜声。

过了很久，王大叔才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

他抬起头，看着我。

他的眼神，很平静，但又像是一口深井，能把人吸进去。

“陈辉，”他开口了，声音很沉，“你是个好娃。你病的时候，我们救你，不是图你报答。”

“我知道。”我赶紧说，“我是真心的。”

“真心？”王大叔笑了笑，那笑容里，却没什么笑意，“你的真心，值几个钱？”

我愣住了。

“你是个城里娃，是吃公家粮的。我们灵儿，是个农村丫头，是土里刨食的。你们俩，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我可以不回城！”我急了，“我可以把户口迁过来，就在这儿落户！”

王大叔摇了摇头。

“你说得轻巧。现在政策是这样，谁知道以后会怎么变？万一哪天，政策松了，你们知青都能回城了，你怎么办？”

他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到时候，你是带着灵儿走，还是把她一个人扔在这儿？”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攥住了。

“你带着她走，她一个农村丫头，到了你们北京城，人生地不熟的，她能过得惯吗？她认识谁？谁又认识她？她受了委屈，能跟谁说？”

“你要是把她扔在这儿，她算什么？一个被城里人甩了的女人，以后还怎么嫁人？村里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她淹死。”

王大叔的话，像一把一把的刀子，扎在我的心上。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

我以为，只要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就够了。

可我忘了，这不是两个人的事。这是两个家庭，两个世界的事。

“大叔……”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所有的决心和勇气，在他这几句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话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就在这时，一封信，彻底把我打入了谷底。

是李伟从公社取回来的，我妈写的信。

信里，我妈用一种小心翼翼的口吻，问我是不是在农村谈了对象。她说，她听别的知青家长说的，心里很不安。

她求我，千万不要犯糊涂。

她说，家里一切都好，爸爸的身体也还硬朗，他们都在等我回家。

她说，我的未来在北京，不在那个穷山沟里。

信的最后，那张薄薄的信纸上，有几处模糊的印记。我知道，那是我妈的眼泪。

我拿着那封信，坐在窑洞的土炕上，从天亮坐到天黑。

一边，是王大叔那几句戳心窝子的话。

另一边，是我妈那滴着眼泪的期盼。

我感觉自己被夹在中间，动弹不得。

我珍视的一切，我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我对爱情的执着，我对我父母的承诺，在这一刻，好像都崩塌了。

我该怎么办？

我好像，被推到了一个绝望的悬崖边上。

那几天，我像个丢了魂的木偶。

白天照常出工，但脑子里空空的，别人跟我说话，我得反应半天才能听进去。

我不敢去王大叔家，也不敢见灵儿。

我怕看到她那双清澈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我给不起的未来。

李伟看我这样，也替我难受。他不再劝我，只是默默地把我的那份饭打好，把我的水壶灌满。

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憋得受不了，一个人跑到了村后的山坡上。

夜很深，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黑得让人心里发慌。

我就那么坐着，看着山下村子里零零星星的灯火。

王大叔家的那点光，在黑暗中，显得特别温暖。

我想起了我刚来的时候，也是坐在这里，看着同样的景象。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这些灯火，都与我无关。

可现在，我知道，有一盏灯，是为我亮过的。

我想起了我发高烧，人事不省的时候，是王大叔用土方子把我救了回来。

我想起了灵儿，一勺一勺地喂我喝小米粥，给我换洗缝补。

我想起了三爷爷，手把手地教我编席子，把冻伤的药膏塞到我手里。

这个村子，这片土地，这些人，他们用最朴实的方式，接纳了我，拯救了我。

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而我，却在考虑要不要抛下他们，回到我原来的世界去。

王大叔问我的那些话，又在我耳边响起。

“你是带着灵儿走，还是把她一个人扔在这儿？”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选择题。

A，或者B。

可在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

王大叔他不是在让我选。

他是在考验我。

他考验的，不是我有多爱灵儿，而是我有没有勇气，去承担这份爱背后的责任。

他要看的，不是我的承诺，而是我的决心。

一个真正的男人，不是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

我一直以来，都在逃避。

我嘴上说着要留下，心里却还给自己留着一条回城的退路。

我想要爱情，又舍不得北京的未来。

我什么都想要，结果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那一刻，我好像一下子就想通了。

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什么都占着。你总得选一条路，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下去。

选择，就意味着放弃。

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忽然就落了地。

我不再纠结，不再犹豫。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天亮的时候，我从山坡上下来，直接走到了村长家。

村长正蹲在院子里吃早饭，一碗玉米糊糊，一碟咸菜。

看到我，他有点意外。

“陈辉？这么早，有事？”

我站在他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村长，我想好了。我要在王家村落户。请您帮我办手续。”

村长手里的碗顿住了，他抬起头，愣愣地看着我，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你……你说啥？”

“我说，我要把我的户口，从北京迁到咱们村。”我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我不当知青了，我要当咱们村的村民。”

在那个年代，把城市户口迁到农村，无异于一场人生的豪赌。

这意味着，我放弃了回城的一切可能。放弃了商品粮，放弃了父母安排好的工作，放弃了那个我生活了十几年的世界。

村长看着我，看了足足有五分钟。

他把碗放到地上，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

“娃，你想清楚了？这不是闹着玩的。手续一办，就没法回头了。”

“我想清楚了。”我看着他的眼睛，目光没有一丝闪躲，“比什么时候都清楚。”

村长没再说话。他转身回了屋，拿出纸和笔，又找出村委会的公章，在上面哈了一口气。

“行。我给你写证明。”

我拿着那张盖着红章的证明，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王大叔家。

他们一家人也正在吃饭。

我走进去，把那张纸，轻轻地放在了炕桌上。

王大叔拿起那张纸，凑到油灯下，眯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灵儿她娘和灵儿，都紧张地看着他。

窑洞里，安静得能听到心跳。

王大叔看完了。

他把那张纸，小心地叠好，揣进了怀里。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

看了很久很久。

最后，他冲着灶房喊了一声：“老婆子，去，把炕底下那坛酒拿出来。”

他又转向灵儿，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和。

“丫头，去，给你陈辉哥，下碗面条。记得，卧两个荷包蛋。”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我没有回北京。

我的户口，留在了王家村。我的名字，写进了王家的户口本。

我和灵儿的婚礼，办得很简单。

没有鞭炮，没有酒席。就是请村里几个关系好的长辈，在王大叔家的窑洞里，吃了顿便饭。

我穿着一身洗干净的旧衣服，灵儿穿着她自己做的一件红布褂子。

我们俩，对着墙上那张伟人像，鞠了三个躬。

就算礼成了。

那天晚上，我们俩坐在炕上，谁也没说话。

窑洞里，红色的剪纸贴在窗户上，油灯的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灵儿显得有些局促，两只手不停地绞着衣角。

我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因为常年干活，有些粗糙，但很温暖。

“灵儿，”我看着她，“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她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红到了耳根。她低下头，轻轻地“嗯”了一声。

那一刻，我心里特别踏实。

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有了家，有了牵挂。

婚后的日子，平淡，但很安稳。

我不再是知青，而是王家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我跟着王大叔，学着侍弄庄稼。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收割。

我看天色，辨别风向。我用最原始的农具，耕耘着这片养育我的土地。

一开始，我干活还是不行，笨手笨脚的。

但我不怕。我肯下力气，肯学。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渐渐变了。

他们不再把我当成一个随时会走的“城里娃”，而是真正把我当成了自己人。

他们会跟我开玩笑，会把自家种的菜塞给我，会教我怎么用柳条编筐。

灵儿是个好媳妇。

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的每一件衣服，她都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

每天我从地里回来，她都给我备好了热水和热饭。

我们话不多，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彼此就都懂了。

有时候，晚上我们俩会坐在窑洞门口，看天上的星星。

陕北的夜空，特别干净，星星又多又亮，像是撒了一把碎钻。

灵儿会靠在我的肩膀上，跟我说她小时候的故事。说她怎么跟着她爹去山上采药，怎么在河里摸鱼。

我听着，心里就觉得特别安宁。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简单，真实，有温度。

后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了。

村里的知青们，都沸腾了。

他们一个个都像是打了鸡血，没日没夜地翻着从箱子底找出来的课本。

李伟也来找我。

“陈辉，这是个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一起考，一起回北京！”他抓着我的胳膊，眼睛里放着光。

我看着他，摇了摇头。

“我不考了。”

李伟愣住了。

“为什么？你疯了？这是咱们等了多少年的机会啊！”

我笑了笑，指了指院子里。

灵儿正挺着大肚子，在院子里晒着尿布。阳光照在她身上，整个人都像是在发光。

“我的家在这儿。”我说。

李伟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他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明白了。你……保重。”

那年冬天，知青们陆陆续续都走了。

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被招工回了城。

知青点，一下子就空了。

我去送李伟。

在长途汽车站，他紧紧地抱了我一下。

“陈辉，以后常联系。”

“一定。”

车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他趴在车窗上，冲我使劲地挥手，眼圈红了。

我知道，我们这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了。

我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没有对错，只有选择。

第二年春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王大叔抱着自己的外孙，笑得合不拢嘴。他给孩子取名叫“念祖”，意思是，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再后来，改革开放了。

村里也慢慢有了变化。

通路了，通电了。有人开始在外面做生意，盖起了砖瓦房。

我也没闲着。

我把我当年跟三爷爷学的手艺捡了起来。我带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起编芦苇席。

我改良了花样，还托人联系到了县里的供销社，打开了销路。

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我们从窑洞搬进了新盖的砖房。儿子也长大了，去县里上了最好的中学。

他很争气，后来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学。

毕业后，他留在了西安工作，娶妻生子。

他好几次想接我和灵儿去城里住，说城里条件好，医疗也方便。

我们都拒绝了。

我们离不开这片黄土地。

我们的根，在这里。

……

“后来呢？”

李伟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

“后来？后来王大叔和婶子都走了。灵儿前几年也走了。”我平静地说。

李伟的眼神黯淡了一下。

“那你……”

“我还在村里住着。儿子每个月都回来看我。挺好的。”

我们俩都沉默了。

饭店里人声鼎沸，可我们这一桌，却安静得像是另一个世界。

过了很久，李伟才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陈辉，这么多年，你后悔过吗？”

我看着他。

他头发白了，脸上有了老年斑，眼角的皱纹，比当年王大叔的还要深。

他回城后，进了不错的单位，当了不大不小的领导，儿女也都很有出息。

从世俗的眼光看，他比我成功得多。

我笑了笑。

“后悔什么？”

我反问他。

“后悔没回北京？还是后悔没上大学？”

我摇了摇头。

“李伟，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当年那个决定。”

“那片黄土地，它拿走了我的青春，却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一个爱人，给了我一个儿子。它让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它教会了我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什么是爱。”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颗花生米，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

“那段在陕北插队落户的经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因为在那里，我找到了我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