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户口，其实离我们的日常没多远。你说，有多少北漂熬了大半辈子，头发花白都没等来呢？可在六十多年前，有些事儿，说起来让人笑：只要理由不是太荒唐，“进京落户”竟然只用一张纸。

事情得从1956年那个夏天说起。这会儿天热得紧，胡同里都飘着烟火气儿。朱德良复员后，在北京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上班——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司机。老朱的老婆李凤兰呢，坐火车翻山越岭，从东北黑龙江的桦川县一路赶来投奔丈夫，怀里揣着家乡派的那张“户口迁移证明”。纸张还带着红格子，大楷写的，细瞧着像写家书。

说真的，李凤兰敢走这步，心里肯定也打鼓。离开老家，带着孩子没孩子、攥着一封证明信，人生的下半场就交到北京的胡同里了。乡下人进城，谁不觉得新鲜？可新鲜劲没过，现实就来了——钱，没带多少。本想再回东北跑一趟，甭说路费，两顿饭钱都没剩下。

这事摊到朱德良身上也不轻松。复员军人，在家乡算个光荣，可到了北京大单位，上上下下的都比你见得世面多。单位每个月地发工资，够李凤兰吃喝，但想“余资返里”，想都别想。所以，用一句实心话，他单位说给“指其夫供养，并无余资返里”，意思是一大家子凑合在一块儿能过日子，返原籍的钱是没有的，要走也得先有盘缠呢。

说出来可能有些让现在人羡慕：门槛极低。李凤兰的北京户口，到最后，就是汽运公司给派出所写了封信——是信，但说严重点，也能算一张“条子”。什么礼节套话、敬语，通通没有，结尾就一行：“此致衙门口派出所。”上头盖红印子，派出所照办。

那会儿，户口还不像今天这样跟房、学、医疗、未来绑得死死的。多的是棋牌室里说“那年随亲戚迁个户口跟串门似的”，你要搬家，家里添人，写个证明递进去，新北京人不是难事。老北京的院子里，哪家不是东北口音、山东方言、河北腔搀和出来的？你能想象么？派出所对企事业单位有点敬畏意味，审批权还真在企业手里，警察管档案登记，别的事儿不大管。

回头看朱德良夫妇进京的那一幕，好像什么史诗大片都用不着。这事越想越有点意思。没人觉得她是拖家带口“占了便宜”，也没人问她能不能吃得了北京的苦。汽运公司这么一纸证明，还真成了她全家命运的“通关文牒”。你要说“合乎程序”吧，倒也合乎。可谁能想到，几十年后，北京户口成了天价香饽饽？如果李凤兰那天没来北京，会不会成了另一种命运？这玩笑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但她的人生，就这么选定了一条路。

那年，朱德良一定在单位小院里等她。李凤兰一路跌跌撞撞进了城，多半是刚下火车还带了一身灰。北京新家不过十来平米的小屋子，白天绕着缝纫机转，晚上合衣睡觉，外头响着永远停不下来的自行车铃声。家里虽然紧巴，但她总算安下了心。户口落下来，才算真成了“一家人”。

单位里的老张、老孙，谁家老婆不是背着铺盖卷跟着进城的？街坊老太太都说这叫“拉家带口闯新生活”。没几个人觉得稀奇。那会儿，每个人都是大时代的小人物，可所有人都往前走。

我有时琢磨，假如当年李凤兰要真有个“余资返里”，回了东北，会不会就此两地分居，生活过成另一种样子？日子也许好过，也许更难。可她终究没有回去，命运的齿轮咔哒一下，启封了一个新的篇章。

日子是慢慢捱的。朱德良的工资不高，冬天劈柴挤公交，李凤兰学着做北京菜，小人儿们在院子里疯跑，大人们喝着稀饭唠家常。北京的天是灰的，人情却热乎。李凤兰领了这门北京户口票子，不曾想过几十年后，后代会在网上围着一纸证明唏嘘感慨。她只盼着男人下班早回家，自己能在这个城市过安稳的日子。人生当下哪有那么多算计呢。

这纸证明就这么把她留在了北京。往后故事怎么走，我们无从得知。也没法追问她晚年会不会后悔、会不会想家。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隔着时光喝口茶，想一想那时候的北京——大门常开，来来往往，普通人依然能有一席之地。

谁又能说，这不是普通人家的大时代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