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的发展战略中,“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举世瞩目。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主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契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的重大倡议,其内涵丰富、脉络清晰。穿越了几个世纪的丝绸之路,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连接世界上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这样一条绵延千年,关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重层面的历史文化之途,必然需要从跨语际交流、跨文化传播的维度研究其历史价值及现代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丝绸之路”堪称跨文化融汇与传播的标本,丝路文化精神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最好诠释。以丝绸之路文化精神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丝绸之路历史遗存及其文化精神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构成
丝绸之路之所以能成为欧亚大陆经济交流和文明交往的大动脉,首先基于它是一条经济贸易的通道:从草原之路的青铜、玻璃、羊毛、小麦、玉石,到沙漠之路的丝绸、黄金、银器、玻璃、美酒,再到海上丝路的各种布匹、香料、瓷器、染料等,都成为丝路商品贸易繁荣的见证。但是,当回溯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时,我们不禁感慨,岁月飞逝、沧海桑田,作为贸易之路的“丝绸之路”或许在现实中已难觅实迹,但其积淀下来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印记却历经岁月而愈加明晰,显现在科技、艺术、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
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特别提到了陕西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从西域传入的琉璃器皿,并指出,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的确,丝绸之路上的历史遗存或许不单单是精美的器物、古老的石碑,或古老的驿站,它们已经积淀为一种文化符号。透过物质传播,研究丝绸之路背后所体现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融通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文情韵是中华文化最具根本意义的民族文化精神之一。中华文化最具特色的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现实生存、鲜活生命、具体生活的关切与关爱。这使得中华文化更多地富有泛伦理的色彩,甚至具有一定的泛艺术的特点。在中华文明轴心时代,老、孔、庄等先哲的思想,无不如此,体现出一种哲学、伦理、诗性相交融的特征。如老子的“道” ,孔子的“乐” ,庄子的“游” ,其含义都相当的宽泛,是一种在天人合一的本真追求中对人的生存理想的概括和体认,从哲思走向伦理而呈现诗性,体现出浓郁的人文情韵。
中华文化的人文情韵,味俗而诗情,温情而怡逸,深刻影响了中国艺术的精神气质。首先,中国艺术充盈着温暖的人间情怀,广泛表现于取材、构象、题旨等多方面的趣好。对人自身、对日常生活、对生命体验、对人伦关系等人间百态的描摹抒写,在中国艺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分量。以文学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开篇即为《关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生动平实地抒写了青年男女的慕恋之情。其305篇,或以草木为名,或以劳作为名,或以动物为名,或以时序为名,均为日常物事情状。相较之下,西方文学最早的史诗,塑造的则是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如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若论人间烟火之气,未及《诗经》这般浓烈。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李渔的《闲情偶寄》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等,可谓中国文学这类日常题材和生活情趣的代表作品。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特色,是在人间烟火中寻求精神之怡逸。这一点,和希腊史诗的剑拔弩张,也是两种不同的况味。日常生活,人间烟火,超旷怡逸,是中国艺术题材构象和文人情趣的重要呈现,也是中华文化人文情韵的民族传统。其次,中国艺术具有浓郁的抒情气质,这与中华文化的人文情韵也是关系甚密。李泽厚将中华文化概括为乐感文化,提出了“情本体”的概念,高度强调了中华文化的情感内核。情本论在中国艺术思想中,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从古代的陆机、白居易、汤显祖,到现代的梁启超、蔡元培、丰子恺等,都主张情感乃艺术的第一要素。中国的书法、水墨画等,无不以浓郁的抒情特质,抚慰人心。即使建筑这样的实用艺术,在中国园林的表现中,也是诗情画意,温馨隽永。小说《红楼梦》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油画《父亲》等,不仅是普遍意义上的中国艺术代表作,也是中国艺术人文情韵的典范呈现,生动精到地诠释了中国艺术家对悲情、真情、深情等的深刻体认,从而超越了对日常题材的简单呈现,有力地凸显了中华人文情韵的温度、厚度、力度。
在当代艺术实践中,传承中华文化的人文情韵,不仅要关怀人,关注人的生活与情感,关爱人的生命与生存,积极推动现实题材的发扬光大,同时,要以理性精神、反思精神等的标举,来丰富艺术人文情韵的深度;以美好人情人性人格的引领,来升华艺术人文情韵的底蕴。特别要重视中华文化的人文情韵既是对世俗之我的关爱关切,也是将这个“俗我”放置在天人合一的诗性命题中,追寻其存在的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故此,中华艺术历来崇尚境、趣、格、骨、韵等,着意于延展艺术言、象、意外的诗意时空。今天,推动当代中国艺术表现人文之美,就要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人文情韵的丰富内涵和民族特色,不浮不躁,不虚不骄,努力展现出深邃、深刻、深沉的民族文化气韵,形成在题材形象、表现特征、思想题旨等各方面,都真正蕴溢着中华人文情韵的优秀作品。
&中国艺术的辩证法
中华文化高度重视辩证思维,追求张力和谐之美,这对中国艺术思维有着深刻的影响。 《五经》之首的《周易》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和“生生之谓易” ,揭示了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根本规律,这是对天地生命本源逻辑的智慧洞悉。天地,阴阳,动静,刚柔,构成了“大生”和“广生” ,是谓“大德”和“至德” ,亦是“美在其中”和“美之至也” 。这种涵摄一切、化繁驭简、多元统一、张力和谐的辩证意识,超越了哲学思辨、伦理道德、审美艺术之界域,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极其广泛深刻的影响。中国古典艺术的概念范畴、理论命题、思维方式、表现特征等,都深受其浸润,衍生出言意、文质、形神、情理、虚实、动静、巧拙、有无等辩证范畴,和大音希声、无法至法、意在言外、韵外之旨等辩证命题,几乎覆盖了中国艺术形象构造、表现形态、技巧手段等各个方面,凸显了对立生成、多元统一、张力和谐的相克相生相辅相成的辩证神髓。这种辩证思维尊重事物内部、事物之间的丰富差别性和多样矛盾性,肯定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动态统一美、多元平衡美、张力和谐美,反对将事物及其元素视为单一的、无冲突的、静止的、机械的。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和谐”之“和”早在甲骨文中就已出现,意为“相应” ,而非“相同” ,本指歌唱之应和与乐器之和声。单一则无以和,停滞则无以和。张力和谐之美,使得中国艺术的神髓,不会泥于单一因素、外在因素、机械因素。譬如,在形神关系上大多不会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在情理关系上也一般不会崇尚直觉宣泄。宗白华总结中国艺术的特点,提出了艺术美的“复杂一致”性,即“美是调解矛盾以超入和谐” ,是无限的丰富、生动、冲突化为圆满的和谐,是内在的紧张又满而不溢,无论是音乐的旋律,还是绘画的墨色,高低错落,浓淡相宜,最终成就了饱满而灵动的意境,成就了气韵生动之美,不僵死,不呆板。一个优秀的艺术品,就是一个完整和谐的美的生命体,它与宇宙气象息息相通,妙契无间。艺术作品中,情节的起伏波澜、线索的多元发展、性格的复杂组合、色调的浓淡错落、韵律的变化统一、语词的多姿多彩,还有人物命运的磨难、跌宕等,都是艺术辩证法的生动呈现。
中国传统艺术偏于赏会柔美。发展到极致,就是不敢直面冲突与毁灭。中国艺术对大团圆的偏好,对女性审美的病态,都曾被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批评。实际上,这也违背了辩证思维的实质,违背了矛盾统一、相反相成、张力和谐的原则。简单单一,就是简单趋同,必然机械僵化,乏味枯燥。简单趋同往往流至形式上的模仿。如服饰、发型等,往往在某个时段里出现同款流行的现象,是谓时尚,难以持久。在艺术中,也不乏那些追新逐奇之作,往往流于表层庸浅,难成经典。只有参透艺术的辩证法,深刻理解艺术中各要素间的对立冲突及其升华超越,理解优秀的作品总是复杂而整一,才能成就耐人品味、动人情思、余韵悠长的佳作。设想无冲突的生命和无冲突的世界,只能是虚假的和谐。生命的生成演化,就像多声部的交响乐,错落有致。心理的矛盾、情感的冲突、伦理的纠结,使人的内心世界活色生香。感性与理性、意志与欲望、意识与潜意识,使生命的展开复杂生动。重视中华文化的辩证思维,就是要超越一切单一的、片面的、机械的、僵死的预设,在艺术实践中充分尊重丰富差别性、多样矛盾性、动态统一性、张力和谐性,实现艺术对生活的升华,实现艺术美的辩证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