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化的载体可分为物质形态和信息形态两大类。物质形态载体包括革命旧居旧址、革命文物、革命博物馆、纪念场馆等物化的革命历史遗存。信息形态载体包括历史图片、信函、文件、文献、经典著作、口述史料、手迹、标语、歌谣、戏剧等文字、音像、图片方面的历史遗存，集中反映了革命文化中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内涵。
歌谣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话语形式”，是传播、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信息载体，具有情感宣泄、愿望表达、社会教化、凝结力量的功能。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的红色歌谣具有存史功能，是人们对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救亡图存那段历史的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些歌谣政治色彩浓厚、内容积极向上、语言朴素简洁、地方特色鲜明，与其他革命文化形式一道，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宣传革命、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凝聚军民力量的重要作用。
红色歌谣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实践的产物，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而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高贵精神品格，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是革命文化的重要信息载体。
反映了革命文化的形成过程
革命文化萌芽于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一期间，歌谣的收集、整理、创作、传唱，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传播思想的重要途径，出现了许多揭露社会腐败黑暗、描述社会底层牛马不如、要求摆脱封建束缚的歌谣，如《坚持到底》《孟姜女》《五一纪念歌》等，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关注和尊重，是红色歌谣的重要源头。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也开始建设自己的革命文化，利用歌谣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战争动员。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处，就组织专门人员教群众唱革命歌曲、解释其中蕴意，传播革命火种。中央苏区时期，还专门成立了一些文艺机构，负责教唱红色歌谣，以加快红色歌谣的传播速度，留下了数不胜数的红色歌谣，如《共产三字经》《苏区干部好作风》《十送红军》等。除中央苏区外，其它革命根据地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红色歌谣。这些歌谣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途径，全面反映了各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学习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革命文化进入了繁荣期。歌谣与同时期的电影、戏剧、话剧等文化作品，不仅发出了“铁蹄下的呐喊”，控拆了中华民族的苦难遭遇及社会底层的悲惨生活，而且讴歌了中华民族不甘压迫、勇于抗争、敢于追求光明的优秀品质，如《国耻纪念歌》《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等。这些歌谣曲调激昂奋进，内容历久弥新，至今仍在传唱，是当时凝聚民族力量的号角和精神纽带。
抗战胜利后，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上升，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而党的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独裁的面目，为争取人民民主、凝结社会力量、夺取全国解放提供精神动力。期间诞生的许多红色歌谣都体现了这一主题。“九月里来刮秋风，红旗飘扬在天空，各路大军都出动，人喊马嘶多威风。问一声同志们到哪儿去呀？咳，杀进蒋管区。”这首《全国大反攻》的歌曲采用了东北秧歌节奏，以比兴的手法，形式活泼，描绘了全民团结一心、奋勇杀敌的情形，散发出浓郁的北方气息。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文化是当时的主流文化。这一时期不仅传唱红色歌谣是一种文化时髦，而且结合时代的实践，产生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著名歌曲，如《咱们工人有力量》《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社会主义好》《泉水叮咚响》等。这些歌曲讴歌了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赞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建设成就，反映了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团结一心、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
体现了革命文化的内在特质
红色歌谣与革命文化共同反映了党的意志，发挥了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巩固红色政权服务的作用，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性、政治性、大众性和创新性。
党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围绕这些目标和中心任务，党也有不同的政策策略和具体实践，孕育了不同时段不同主题的革命文化。而不同时段不同主题的革命文化，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红色歌谣与其相对应。如《红军上了井冈山》反映了建立革命根据的重要性，以及对革命必胜的信心。《长征组歌》及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反映了长征中无数的艰难险阻及红军官兵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满怀喜悦的战斗豪情。
革命文化是在推翻旧制度、打破旧秩序中生产的，是在对抗买办文化和封建文化中产生的，旗帜鲜明地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公开宣称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巩固红色政权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体现了党的意志和主张。红色歌谣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党扩大政治影响、实现政治主张的重要途径，是刺向敌人的一把匕首。通过红色歌谣的传唱，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最大限度地凝聚了革命的力量。
革命文化不仅是革命实践的需要和产物，而且还是人民群众的需要。它来源于实践和人民，服务于实践和人民，承担着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文化素质的责任，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以红色歌谣为例，不仅其内容总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直接相关，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思想、愿望、情感，而且许多歌谣是广大群众根据自己在斗争生活中的体验自行创作的，形式为百姓喜闻乐见，风格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歌谣的创作、加工、流传和风格特点体现出明显的大众性。
在理论渊源上，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汲取了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具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开放性、包容性特点。在实践渊源上，革命文化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的中国化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产物，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体现出较强的创新性。今天的写作教育不再仅仅为了培养“笔杆子”，写作教育的全民取向与专业培养途径，并行不悖
写作教育既要自觉接续中华文脉，让中华文化积淀成为新时代创意泉眼，也要充分结合时代语境，提升讲好当代故事、中国故事的能力
写作教育由来已久，过去10余年里因为“创意写作”专业兴起而格外引人注目。2009年，复旦大学招收创意写作研究生，上海大学成立创意写作研究中心，创意写作开始学科建设实践。如今，国内已有数百所高校开设创意写作课程，莫言、王安忆、贾平凹、毕飞宇等知名作家先后走上讲台执教，多位创意写作专业毕业生步入文坛，还有更多毕业生在影视、游戏、设计、自媒体等文化产业领域大显身手。
写作教育创新并非只在学院内部，产业和社会层面对写作教育的重视也有目共睹。创意写作线上线下课程遍地开花，培养紧缺应用型写作人才的各类写作工坊颇受欢迎，网络文学网站与高校联手培养网文产业人才，还有一些城市向创意写作借力助建“创意城市”，等等。

这些来自学院、产业和社会不同层面的探索促使我们思考，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写作教育？写作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正在为文学繁荣、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什么养分？它还需要怎样的提升完善，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持续为我们的文化创新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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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意写作为代表，写作人才培养模式更加多样
在建立创意写作学科之前，我国已经在写作教育和作家培养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为主导的培养模式，以网络文学平台为主导的网络写手培养模式，以“新概念”“培文杯”等大奖赛为抓手的青少年作家培养模式，各地作协、文学院以及高校中文系作家培养等也各有收获。当然还包括一些专项的作家培养活动，比如少数民族作家培养、作家工作室培养等。这些模式，有的与世界范围内的写作教育异曲同工，有的则完全生发于中国现实，凸显本土优势。比如中国网络作家的培养，网站的支持力度、接受培训的作者规模，都是空前的。
过去10余年，创意写作学科在中国高校的引进发展，既是对原有写作人才培养模式的丰富，也以其系统性、专业性给写作教育带来观念和实践上的更新。10余年时间里，中国高校创意写作专业大致形成3种培养路径。一种侧重纯文学写作，培养纯文学作家；一种视创意写作为一切有创意的写作，主要培养文化创意产业各个写作环节需要的人才；一种倾向于用创意写作补充传统写作教育，提高包括学术写作、传统应用写作在内的各种写作能力。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共同的努力让创意、文学和写作教育的观念与方法得以更新，让“写作可以教学，作家可以培养”的认识被更多人接受。
总的来说，创意写作兼具文学属性、创意属性、跨学科属性和文化产业视野，它打通写作与社会的多种联系，一方面通过专业、系统的方式，发掘与总结文学创作规律，把握成规与创新关系，激发创作潜能和创新方法；另一方面，通过训练创意思维，释放创意创新力与写作生产力，面向全社会培养大批量、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创新人才，以满足文化产业全链条对文化创意的需要。我们特有的写作教育和作家培养经验，既是创意写作发展可借鉴可转化的资源，也以多种方式与创意写作磨合，共同形成层次丰富的写作教育体系。
写作实践发生显著变化，全民取向与专业培养途径并行不悖
写作实践以及对写作的理解，在今天已发生显著变化。一方面，写作技艺、类型、风格丰富复杂，传统文体界限日渐模糊，新文体不断产生，网络写作、多媒体写作、工坊写作乃至人工智能写作等新型写作样式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写作主体发生变化，写作题材更加切近日常生活、普通人群，创作不再神秘莫测、灵感至上，写作全民化时代已经来临。
这就对今天的写作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它不再仅仅为了培养作家、评论家，而是面向更广阔的社会实践和行业领域；它保护创作者的写作天赋和写作热情，但不仅仅面向百里挑一的佼佼者，而是更面向热爱写作、需要写作的广大群体，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兼顾类型与层次，以满足社会对各种写作人才的需求。写作教育的全民化属性与其专业培养途径，并行不悖。
相较于曾经强调“个人灵感”，今天的写作进入“创意”时代，创意优先、集体创意、二度创意的特征明显。比如影视文学脚本创作，单靠作家个人生活积累和构思，很难“体大虑周”，许多鸿篇巨制在文本层面都是“头脑风暴”“工坊创作”等集体创作成果。
与此同时，写作类型化也成为事实。刊物类型化、网站类型化、作品类型化等，放眼皆然。特别是网络文学类型化速度加快、新类型层出不穷、类型之间跨类兼类现象成为常态。阅读者的类型意识和类型阅读期待也在形成，读者会用付费方式主动寻找与自己相契合的类型作品，从而深刻影响今天的文学市场。
从接受角度来说，这个时代需要的作品数量、类型、层次之多样，远非昔日可以想象。轻松的娱乐、严肃的思考、智慧的启迪、虚拟的体验等是人们对文化艺术消费的不同期待。尊重写作类型化与审美趣味多样化事实，相信阳春白雪与大众文化各有存在价值，应该成为创作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教育要发挥写作有成规可依、有规律可循的特点，不断探索教育方法和培养模式。同时，坚持艺术追求和价值导向，在丰富写作人才培养模式和文艺产品供给同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文艺创作艺术品质。
提升文学艺术的创意含量，增强文化产业的创意驱动力
写作教育的意义不限于写作本身。国际创意写作界研究表明，数十年的大学创意写作训练让有的国家社会整体创造力得到提升，这种创造力已经带来文化、经济和社会价值。创意写作被引进英国后，也与当时兴起的文化创意产业迅速结合，在时尚设计、影视制作、软件开发、音乐与表演艺术、旅游等领域做出贡献。
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文化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创意驱动成为重要产业模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和推动力日益突出。广义的文学写作也越来越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上游环节与重要驱动力，成为艺术消费的直接对象与重要生产资源。写作教育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演艺娱乐、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文化产业提供创造性写作人才的意义更为凸显。
目前，创意写作培养的非传统作家已经正式亮相。比如，在游戏公司做剧情策划，这对传统作家来说似乎是“不务正业”，但对于创意写作培养的作家来说，是新兴的正统行当。其意义不在于中国游戏行业又多了一些从业者，而在于游戏创意领域有了“正规军”。经过专业、系统的训练，创意写作人才可以将个人文化创造力应用到文化产业不同领域，包括上游的创意生产设计，也包括制作、阐释、二度创意、传播等下游环节，从而提高文化产业整体创新创造能力。随着写作教育的改革发展，更多创造性写作人才“大部队”还在后头，未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创意效能和经济社会的创意驱动力令人期待。
与此同时，“创意饥渴”“原创饥渴”等困境依然存在，文学艺术和文化产业发展在创意源头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此背景下的写作教育，既要自觉接续中华文脉，鼓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多半尚处于书本中的神话传说、哲学智慧以及传世典籍等成为文化创造的活力来源，让中华文化积淀成为新时代的创意泉眼。要充分结合时代语境，正视互联网时代文艺创作生产新机制、新特点，正视读者接受和文化消费新趋势、新潮流，提升讲好当代故事、中国故事的能力和水平。
社会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与时俱进的现代写作教育。为这个时代培养高质量、大批量、多类型的作家和作品，提升文学艺术发展的创意含金量，增强文化产业进步的创意驱动力，进而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写作教育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