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外语并不简单。但那些成功掌握了数十种语言的人才们都是被家喻户晓的（他们被称作“通晓语言的人”）。加尔吉纳尔·梅奇奥凡泽通晓超过100种语言。1961年，哥耶斯杰尔曼在德国逝世。他掌握132种语言。意大利教授学者塔利扬卫尼差不多也掌握这么多种语言。莫斯科人伊·德沃列兹基也不落后于他们。他通晓很多现存于世的语言和已经消亡的语言。
通晓各种语言的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学习语言最主要的是：不要害羞。无论何种情况要尽力用您想要掌握的那门外语去表达您的意思。第二点就是要非常的勤奋好学。尽其所问，问尽所能。其三，要多听音乐，锻炼听力——尽管这听上去有些奇怪。但是，良好的听力水平是学习外语的得力助手。
在《应当如何学习外语》这一书中，语言学家、科学院院士谢尔巴建议，“当你已经掌握基础的语法并开始借助字典阅读段落时，就应当开始多多阅读。起初阅读的进展速度会很慢。但是应当竭尽全力加速阅读，暂时放过那些不明白的。查字典的次数越来越少，以此来提高根据上下文猜测词语含义的能力。”这样的阅读目的在于扩大存储所学外语的单词和短语的记忆库，这正是多亏了在日常学习的上下文中对他们的不断重复学习。与此同时，谢尔巴指出，“重复”这一动作正是在语言学习中最常见的。长此以往，您的成功就取决于您的阅读量了。
掌握一门语言有哪些困难
作者：不详
翻译：小狐狸莉莉娅
世上没有学不会外语的人。但是却的确存在着一些可能会阻碍人们轻松学习外语的问题。学习外语和掌握母语有着关联。对于那些母语的书面语和口语表达能力较差的人来说，学习外语会比较困难。学习外语的基础是母语。但如果这个“基础”非常薄弱，那么外语学习也不会获得成功。生理的，物理的和心理的特殊性会导致一个人不能很快融入语言交际。他能掌握语言基础，了解语法，但同时却不能很好地与人交流。
学习语言最有效的时期是在童年，越早越好。如果涉及到成年人的语言学习，那么在这里，智力水平，思维的独特性和记忆力等等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就是说，每个人有其特定的发展空间。这一发展空间可能有助人的发展，但也可能妨碍人的发展。对一些人而言，集中性的高压学习方法会更轻松和简单，与之相反，对其他人而言会困难一些，因为这类人更加适用于系统性的学习方法。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白所有的细枝末节。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有自己比较偏爱的学习掌握外语的方法：慢一些(系统学习法)和快一些(高压学习法)。
很多人认为磁带录音课程可以帮助那些没有足够时间的人学习外语。这是无稽之谈。如果您总是说自己没有时间，那么您什么也做不成。人们总是崇拜那些可以在夜里，在梦里学习的人，他们哪里也不用去，什么也不用干就学会了知识。谁能够在什么也不做，也没有时间去做的情况下学有所成呢？没有人可以！语言可以用一辈子去学习，永远没有尽头。这是十分巨大的劳动。但是需要让这份辛劳有所甘味。
是不是可以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下独立学习一门外语呢？毫无疑问，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种品质，客气点说，很多人都没有。这就是——律己和毅力。如果拥有这些品质，那么学习语言根本不足为道。然而很多人都是“奥勃洛摩夫”。萧伯纳有言，“一个英国人，只要开了口，要想不招致其他英国人的仇恨或鄙夷，绝对是不可能的事。”尽管这位英国作家对语言阶级色彩的判断或已时过境迁，但在现实的社会语境中，官员“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要想不招致民众的不屑或不满，似乎也同样困难，难怪有些官员更多时候宁愿选择沉默。
诚然，很多冲突都是言语不合引起的，而这背后其实指涉彼此的地位规划（或者说对言语功能分配）的处处不适。这让我想到1990年代后期克林顿的宣传顾问博格拉。当年36岁的博格拉加入克氏舆论操纵大师的行列，原因之一就是他会讲很多种“语言”。
《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霍华德·库尔茨曾这样形容博格拉：他会讲政治语，他在卡维尔（时任民主党策略顾问）身边学会了这门困难技艺；他会说国会语，他曾和密苏里州的议员一起工作；他会讲华盛顿语，这个地方和他的故乡并没什么不同；他会讲克林顿语，早在1992年博格拉就陪同这位候选人作过多次旅行；更重要的是，他会讲媒体语，了解记者们的工作节奏和传播手法，以及电视节目所需的幽默。
这当然是政客周曲回旋的舆论操纵术所需要的技能，但无可否认的是，官员多掌握几种“语言”，在言语功能的分配中运用得体，就能化解彼此的猜忌、紧张，甚至怨恨。
比如政治语，这牵涉官员的执政理念和方式。只有“在一个人的真正意图和公开宣称的意图之间有距离时，他才会出于本能求助于大话和空话，就像墨鱼放墨汁”。作为官员，先要弄清楚当下的官民对话语境，要有耐心和诚意，遇事多用“同理心”换位思考。再比如媒体语，要用简明感性、抑扬顿挫的口语直奔主题，同时努力营造亲和力，好像在和一个朋友单独谈话。至于网络语，可不仅是网络卖萌，而且是对网络环境熟稔于心，知道如何用网络语言与网民对话，而不是“我靠重庆”般的自我强辩，也不是“艳照PS”式的无知撇清。
言语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使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反过来，口不择言容易让对话双方陷入“鸡同鸭讲”的对立，如教育家杜威说的，如果两种形式不同的生活经验不能自由交流，社会就失却了潜移默化的整合作用。
就比如，媒体刚刚披露，湖北三农问题的电视问政又一次让官员心惊肉跳，他们私下里说，“我不想来，不敢来”。说实话，民众或许真的喜欢看官员“脸色发红”时的窘态。好在我们同样看到了：官员已不再用斩钉截铁的不屑语气为自己逞辩，而是慢慢学会了在主持人“麻辣”提问下，表达自己的痛心或内疚。事实上，官员的“掉价”已让官民进入同一个“频道”对话成为可能。在电视问政现场，官员站起来主动道歉后，不是有民众也站起来举起黄色笑脸牌微笑回应吗？

当然，会讲多种言语并非那么容易。比如湖北此次也有官员抱怨：“很专业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说多了又说我们打太极，而且主持人经常打断我的话。”如果哪一天我们看到是这样的自嘲：“我够无能，连和老百姓说话都不会。”呵呵，那他一定又多掌握了一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