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深刻影响和作用于政治和经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都同我们的文化密切相关，统一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文化自信，归根到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题中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深刻把握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文化软实力地位愈加凸显的国际形势，在强调坚定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个自信”的同时，特别强调文化自信。总书记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同方面，共同指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文化是内在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这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只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整体性上把握“四个自信”，我们才能理解更深刻、把握更准确、自信更坚定。同时，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其本质就是文化自信。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思想文化，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
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认同。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深层次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说到底是人们对其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文化发展的饱满信心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坚定信仰。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其发展道路选择、发展理论创新和国家制度设计，都必须根植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没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制度的确立。同时，我们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指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文化，从根本上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内核就是价值观念，是文化自信在实践、理论和制度层面的价值表达和外在呈现。因此，文化自信根本上就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心，就是要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继续写下去，写出精彩的篇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巨大成就，为文化自信注入了时代内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继承人类优秀精神成果，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文化。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最大底气所在。
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更加理性、更加自觉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的确立，都与其文化底蕴密不可分。从文化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来说，文化既是经济发展之动力，又是经济发展之硕果；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说，文化既是“精神之父”，同时又是“体制之母”。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力有正逆之分，先进文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文化则阻碍经济社会进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与文化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正在被释放出来密切有关。正因为如此，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在寻求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通过改革进行制度创新时，都十分重视本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坚定文化自信，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为中华民族在历史新起点上的新长征和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基本的思想共识、明确的价值引领和不竭的精神动力。没有文化自信，其他自信就会失去基础和灵魂。面向未来，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为道路自信提供扎根与发展的深厚土壤，才能为理论自信提供与时俱进的思想文化资源，才能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为制度自信注入创新活力。中国文化发展停滞的实质性问题之一是传统中国文人的问题，因为传统中国文人普遍无知、无能、无用、无耻，所以实际上成为了中国文化难以获得发展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关于传统的中国文人，当然是指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儒家文人，历来不乏恶贬。最著名的是元代传下来的“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把“儒”家文人直接放在娼妓和乞丐之间，说白了，儒家文人就是历来极权专制统治者面前的“以文卖身”的“娼妓”和“以文乞讨”的“乞丐”。更一般评价“文人”的说法则是：“文人无行”、“文人无用”、“文人相轻”。
什么是“文人无行”？即无品行、无品德、无常行、无羞耻。
什么是“文人无用”？即无知识、无技能、无实用、无可用。
什么是“文人相轻”？即文人之间永远相互鄙薄、相互轻视、相互在大人（长官）面前挑拨离间，相互在背后造谣诽谤。
我还曾谈到中国文人留给外人的总的印象：擅长说谎，擅长吹牛，擅长拍马。
我在一篇文章之中曾经谈到：“中国的文、史、哲，全都不够格”，现在看来，“不够格”问题的关键，事实上也正就反映了中国儒家文人普遍“无用”的问题。
以上种种关于中国儒家文人的贬说，通观中国的历史，基本上属实。来自中国文人外部的原因暂且不说，而来自中国文人内在的原因，则明显是中国文人的“大脑”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曾谈到的所谓“太监脑”的问题。说穿了，中国文人多半在自幼以来逐渐成长的过程之中，他们的大脑早就已经不知不觉地被人阉割了；被谁阉割了？被历来的统治者所崇奉的传统儒家教育的强大的工具和技术——“儒学”和“儒术”阉割了。说白了，历代中国的儒家文人，其实就是中国人“太监脑”的最重要的负荷者。中国永远停滞的文明历史，中国永远不变的“家天下”（社会）体制，中国永远不变的“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政治体制，主要地即是靠了这些儒家文人们的“太监脑”的庞胀的功能才获得了几乎永远“固若金汤”般地维持。说得更直白一些，中国文人的永远的“太监脑”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人的永远的“家天下”社会体制、永远的“人治专制”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中国历代的专制统治者们非常清楚，只要保持中国人的脑袋，特别是中国文人的脑袋，全都成了“太监脑”了，他们的“天下”，他们的“权力”，就能够永远地具有“固若金汤”般地稳定。正是因此，中国的统治者们永远都只需要“稳定”，而绝对地不需要“发展”，更不需要“进步”；而“稳定”的问题，其本质上即是永远地保持中国文人们的“太监脑”的问题。
因此，很显然，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即是如何培养自己新一代全新中国文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的最关键的“家天下”（社会）体制问题和“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就将永远不可能获得有效的解决，而这个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则中国文明的发展便永远都不可能会有希望。然而“培养”全新中国文人的问题，实即“培养”新知识分子、新思想者、新文化的创造者的问题，首先即是要革新中国“教育”的问题。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教育”其实全都是失败的，因为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教育全都是“尊孔读经”、“独尊儒术”的（文科）教育。如此“教育”的结果，即是在中国的文人之中“太监脑”的普遍地泛滥。顺便说说，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科”教育仍旧是失败的，虽然表面上没有了“孔儒”，但由于中国传统儒家政治体制的不变，从而无形之中的传统“孔儒”的制造“太监脑”的实质依然存在，例如近五十年来提倡的“独尊马术”，虽然在表面上不同于“独尊儒术”，但“独尊”的传统教育方法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它们失败的后果也同样是一致的。令人忧虑的是，今天的教育界索性又大张旗鼓地鼓吹要“尊孔读经”、要恢复对孔儒的独尊，这其实就是让近五十年无形的“孔儒”更复辟成为今后有形的“孔儒”，如此下去，中国的教育就将不仅仅是“文科”教育的完蛋，中国“文”、“史”、“哲”的完蛋，而且完全可以预料，全部的中国教育也都将彻底地完蛋，中国的科学、技术、艺术的“教育”水平就将只能是全人类的“尾巴”。

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把中国文人的“太监脑”的问题彻底解决掉，中国人就将彻底不会有任何的希望。还要请大家注意，中国文人的“太监脑”问题并不仅仅是文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统治者的问题，因为中国文人同时也是中国统治者的后备军。换言之，中国人的命运，其实长期以来全都处在诸多“太监脑”的掌控之中。如此的中国，过去已经明显是长期历史发展的停滞，难道今后就一定能有多么“伟大、光荣、正确”发展的前途么？中国的历史显然证明：只有（孔儒）“太监脑”的民族，就将永远都只能是文化上“说谎”、“吹牛”、“拍马”的冠军民族，而绝对不可能是文化上“科学”、“技术”、“艺术”的冠军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