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的晚风有时候真是调皮，吹得人心里痒痒的，陈明生也不例外。有些夜里，他搀着老伴坐在江边——风里不光有现在的味儿，还有塔里木的胡杨林，还有一堆说不清道不明的往事。你说命运这东西，偏偏就爱挑在最热最难熬的那个晚上，让一对本该是伴儿的人蹲在简陋的土房里拿着离婚证自个儿发怔——说是离婚，其实是没办法的办法。

想当年，1965年那趟西去的绿皮火车一出站，18岁的陈明生心里其实跟他兜里的奶糖一样，又黏又乱。窄窄的黄军装，还有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算是母亲硬塞给他的“盔甲”，只不过是甜到发腻的盔甲。他瞪着车窗外，想象着阿克苏那个远到山外的地方，脸上冻得麻木，心里却像踢翻了五味瓶。他还不知道这趟路，会把他带到多远的地方，也许是天山下，也许是某个谁也记不清的农场。

刚到新疆没几年，日子粗糙得能刮破手。但倒是有些小温暖。王秀兰进场那阵，赤脚、碎花领、热乎乎的听诊器——陈明生一看就知道，这姑娘和他一样，骨子里亮堂。她给病人看诊不慌不忙，总拿热气熏着那听诊器，连队里谁不夸一句“王医生手暖心也热”？他们结婚的时候，别说上海的铺张，能在地窝子的墙纸里糊两次《解放军报》，能吃上红点馍馍就已经是喜事——一场沙尘暴来，连大红喜字都让风吹得没剩几笔，倒像是和这段婚姻开了个玩笑。

腊月天冷，心也是冷的，可是到了八十年代，消息像风声一样吹进兵团连队。小卖部门口的公用电话排长队，那些想回城的、想落户的、想要给孩子铺路的，急得把听筒都快捏碎。陈明生站在电话旁，听着“老同学”帮他出主意，手里冒汗。说是政策松了，但政策总不认人，户口名额像拍卖一样，谁家能落，谁家落不了。孩子能不能回上海，是个大问号。王秀兰不是上海户口，两个孩子该怎么才算“上海人”？这个事儿，没几个人说得清，大家都盼，盼来盼去就盼出个离婚证来。

那天离婚，大热。王秀兰选了件旧碎花衬衣，把岁月都裹在袖口。民政局的风扇带着金属上世纪的响动兜圈。办事员掰着手指头劝了几句，也不指望真管用。王秀兰抓着陈明生的胳膊，声音透着沙子：“下个月，你四十了。”外人不懂，这些犹豫都是为了家里的娃。谁也不想真散，只能咬牙照办政务。明文是离婚，暗地里却是忍着一份苦。

转念十年，1996年了。陈家厨房里红烧肉香飘三巷五家，小儿子建军上了复旦，一家高兴是高兴，却也是一种缓慢的解冻。复婚那天，照片还是老相片，王秀兰鬓边的绢花，再也不红了。办事员看着陈明生，笑他“真舍不得旧相片”。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心里明明热着，却都藏在那些早已旧了的细节里。纸上的两个人，化身了多少年的辛苦，和多少没法向外人讲的委屈。

日子一转，到女儿建红的婚礼。新娘子捧着父母离婚证哭得稀里哗啦，陈明生在旁边陪笑，同时悄悄瞅着王秀兰那只连药片都拿不稳的手。那张离婚证，比结婚证分量还沉。红色的盖章，到底压不住当年睡地窝子的后遗症。那场病，其实是两个人的共有——王秀兰没说，陈明生也不敢多问，日子就是这样一点点熬。

五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是片刻。外滩霓虹摇进江里，陈明生推着王秀兰慢慢走。风也慢，故事也慢。身边零零散散的故事太多：老战友假离婚变真离，走的时候连亲人都聚不齐。李大姐守着一间老弄堂房子，一天一天数着户口的名字。其实，他们都像是那些被政策裹挟的胡杨——表面坚韧，其实是命运里被风沙划开的纹路，是无从填满的自己的缺口。

海关大钟敲了几下，黄浦江的光影碎在水面上，和地窝子的煤油灯竟然有点像。陈明生挪了挪毛毯，替王秀兰仔细掖好，像是在掖住那些年所有的风霜。他想起那本泡奶糖泡烂了的书，钢铁的温度其实不是人人能撑得住。后来的人再问，他们这一代，怎么总是谈起青春就带着咬牙切齿，谈起家庭就带着愧疚和沉默，陈明生也不知怎么回答。

我们常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但到底谁教过他们怎么跟孩子说呢？哪有什么标准答案。那个春天的夜晚，爱情和责任就像拼图一样，被规定、被撕扯，要碎了才能拼得出一个勉强完整的家。风还在吹，江还是那条江。有些秘密就跟胡杨的裂痕一样，藏在人的心里，慢慢地发硬，慢慢地老去。

也许过了很多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照在迟暮时分的背影上，照在他们身后的那段路。只有晚风知道，那些纸上的离合，是系统里的一根数据，但在他们自己的日子里，它却是一种伤，也是一种救。至于后来的人怎么看、怎么念，陈明生没敢多问。回头看看胡杨，也许，最坚强的不是它没断流的叶子——是裂开的树皮里暗暗藏着过不去的春天。